山海经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样子?
【千问解读】
《山海经》是一部志怪类型的古籍，展现了古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很多人都对《山海经》里的各种神兽感到好奇，很多影视创作也会借鉴《山海经》中的内容。
不过现存的《山海经》并非是最早的版本，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和战国时期的版本并不相同。
其实《山海经》并非由一人完成，而是集合了多人的文稿才凑成这本奇书。
那最早一版的内容又会是什么样呢?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珍品，自战国至汉初成书至今，公认是一部奇书。
说《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在于在三万一千字的篇幅里，记载了约四十个方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一百多个历史人物，四百多神怪畏兽。
《山海经》集地理志、方物志(矿产、动植物)、民族志、民俗志于一身，既是一部巫书，又保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原始神话。
因为它开中国有图有文的叙事传统的先河，它的奇谲多姿，形象地反映在山海经图中。
古代印刷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大多有图有文，《山海经》也不例外。
一千五百多年前，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晋郭璞曾作《山海经》图赞，在给《山海经》作注时又有“图亦作牛形，在畏兽画中，今图作赤鸟”的文字，可知晋代《山海经》尚有图。
而且，在《山海经》的经文中，一些表示方位、人物动作的记叙，明显可以看出是对图象的说明。
如《大荒东经》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
”又如《海外西经》：“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等等)。
可惜这种有图有真相的陶的山海经图并没有流传下来，早已经失佚。
除了知道最初的《山海经》有图以外，如今的《山海经》也被修改的面目全非，难辨真假。
根据现代专家分析，认为原版《山海经》海外经和海内经所说之图是禹鼎图;大荒经以下五篇为汉所传图;这两种古图略有不同。
但到了晋代郭璞注此经时并没有看到此图;上面只有畏兽仙人，缺少了很多图。
而在南朝时期张僧繇绘画，宋代舒雅校理完成《山海经图》。
一共十卷与郭、陶所见的山海图也不相同。
综上所述，其次目前见到有图版本《山海经》都是清朝之后添加，而宋代以及明清古本中的《山海经图》都不相同。
真的《山海图经》到底在哪呢?
自古以来，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山海经》是一本地理书，《山海图》是地图。
东汉明帝时，王景负责治水，明帝赐景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
可知《山海经》在当时确曾被看作地理书。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推测山海图“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与中世纪欧洲的古地图相类。
他在《山海经考》中说：“西汉之间，有山海图与经文并行，后世图失而经独存……。
“
当代中国学者认为《山海经》有图有经，先有图，后有经;图为地图，经是图的说明。
其次《山海经图》为地理图，该图显示了远古时代的中国所在之地——古昆仑一带的概貌。
根据《山海经》记载的三种地理现象。
北面有“冬夏有雪”之山，西南有“炎火之山”，又有“正立无景”的寿麻国，可证此古昆仑在云南两部。
《山海经》记载的是云南西部远古时期的地理。
按照专家的说法，《山海经图》上的怪物是象形图画，是地图符号。
以“地图符号”而不是以“怪物”的形貌去解读，才是是打开此书宝库的钥匙。
《山海经图》的制作时代当在大禹之世。
该图为一人所作，而《山海经》则为多人写成;原始的《山海经图》在周朝末年已失传。
所以有关《山海经》的秘密有待考古发现和科学的验证。
专家解析：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为什么起源于四川？
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于7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举行，来自G20成员和受邀嘉宾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将聚集一堂，共商世界经济发展大计。
四川交子，将亮相G20。
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的图案，被印制成一套书签，送给各国嘉宾。
这跨越千年的金融凭证见证了四川人和四川自古以来拥有的强大创造力和经济活力。
这一留存于典籍记载的凭证，留给后世怎样的时代密码?从与金融学家和巴蜀学者的对话中，已经散失的交子，重又变得清晰。
商业繁荣催生交子 故事还要从讲起。
唐朝时的商业城市，以扬州和益州(成都)为两个中心。
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
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第二城”。
然而，交子的诞生还要往后推两百年。
7月20日，随着巴蜀学者谭继和的讲述，交子为何在四川诞生，这个疑问得以轻松解开。
从唐末开始，双流成为成都的造纸中心，谭继和告诉记者，“这在的《签纸谱》中有记载”。
，民间造纸业进一步发展，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尤以四川双流中和场一带生产的楮纸名闻天下。
在谭继和看来，对后来交子的诞生起决定作用的是外部因素——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造纸术发达的支撑、雕版印刷术的推动，以及四川人的智慧。
据史料记载，北宋初年，为战争筹款，将四川铸造的大批铜钱调运出川，使得川蜀铜钱奇缺。
因此民间交易多用铁钱，携带成了一个大问题。
铁钱的价值与铜钱比，基本上是1∶10的比率。
同样一桩买卖，使用铁钱交易，其个数要比铜钱多数倍，清点、保存、运输上的负担难以承受。
当时买一匹布，需要铁钱约两万文，重达500斤，不得不用车来装载。
商人要来川做生意，四川商人要出川交易，都必须携带沉甸甸的大量钱币，地奔走在崎岖险峻的蜀道上，长久下去似乎不是办法。
于是，聪明的四川人有了办法。
大约在公元11世纪，成都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交子铺”，一种用楮纸刻印的票据——交子也由此产生。
交子用雕版印刷，版画图案精美，三色套印，上有密码、图案、图章等印记。
四川当年到底在造些什么，引来全国商人，从而让交子应运而生呢? 西南财大经济学院前执行院长健教授向记者介绍，蜀锦、蜀绣、纸张、布匹、农耕铁器、川酒、川茶、盐……使得当时的贸易十分繁荣。
记者听到这些甚至略觉“穿越”——这些千年前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至今依然在全国市场上流行着。
四川的工匠将这些手艺代代相传，可以说是当年的工匠精神创造出了各种颇受市场欢迎的产品，让商人翻山越岭也要入蜀采购。
需要倒给“手续费”的“存折” 最初的交子铺，是代客商保管钱币的店铺。
客商将自己的大量金属钱币存入交子铺中，交子铺则写给客商一张票据作为凭证，这张票据就是“交子”。
这种流通于民间的纸券，虽然也使用印信做记号，并有暗号题写，但由于分散发行、缺乏信用，印制十分简单，很难达到防伪的目的，冒领之事时有发生。
此后，一些富商联合起来，以他们的财产作为信用保证，正式发行了“私交子”。
“私交子”用红、黑两种颜色印刷，以复杂的图案和秘密记号来达到防伪的目的。
客户向交子铺交纳现钱，交子铺将钱的数量手工填写在纸券上发给客户。
这种书写面额的“交子”，在当时有点“存折”的味道，成为提取铜钱的佐证。
“这可是顾客倒给利息的‘银行’。
”谭继和说，客商可以随时凭交子到铺里提取铜钱，但需要支付约3%的保管费。
“比起随身携带很重的铜钱，3%的倒贴‘利息’让人很容易接受，商人们都乐意掏腰包。
” 四川民风淳朴，当时的交子铺信誉普遍较好。
后来，一些商人发现，在购买货物的时候，不必每次都拿着交子去铺里提钱，再把现钱支付给对方，而只需直接将自己的一定数额的交子票据交给对方就行了。
卖方拿到交子票据，既可以随时去铺子提钱，也可以把交子用作自己购货时的支付手段。
这样一来，交子在市场中开始流通。
交子铺的经营者发现，顾客并不像以前一样拿到交子就立即进行兑换，因此交子铺可以在只有10万钱币的情况下发行价值几十万钱币的交子。
交子铺也由原来的替商人保管钱币出具凭证，演变成为市场提供流通的纸质货币符号。
早在宋代就有防伪“水印” 官方印制、统一发行、防伪方式……一系列的举措表明相对完善的国家纸币发行机制，在公元11世纪的已经出现了，比欧洲使用纸币早几百年。
当时的交子用纸多取自民间，因此非常容易伪造。
随着交子的大量发行，伪造现象日益严重。
公元1005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进行了严厉整顿，剔除劣迹斑斑的奸商和大多数实力不足的中小经营者，转而由16家有实力、有信誉的富商联营交子铺。
于是，“私交子”演变成“官交子”，成了全世界最早获得政府认可的纸币。
到了公元1023年，朝廷设置了“益州交子务”，并派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的发行。
次年，交子成为北宋在川陕一带的法定货币。
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监官戴蒙在成都设立了“抄纸院”，由官方设厂生产印造交子用的专用纸张，这是宋朝政府建造的第一家纸币专用生产厂，双流因广栽构树，成为“印钞厂”的主要供货方。
后来，宋朝政府把交子改为“钱引”，将管理纸钞的机关也改称为“钱引务”。
据研究交子的重要文献《楮币谱》记载：“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
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如王祥孝感、跃鲤飞雀、诸葛武侯、木牛流马……”意思是，钱引以三种彩色套印制成，印有木牛流马等各种内容，民间不易伪造，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纸币的防伪性能。
交子的“印钞厂”在哪里 经过千年，公众依然保持浓厚的兴趣，探寻交子的诞生和它携带的密码。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
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 但是有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
”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
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
由于“交子”诞生已近千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
也有学者查阅到《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
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 这段话似乎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千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考证，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进川后毁于战火，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通锦桥侧。
交子的“印钞厂”到底在哪里?几乎已无确切考证的可能。
对于历史爱好者和公众来说，这一直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而在金融史的研究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还原四川交子在中国货币史和世界金融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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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端午节竟然不是用来纪念屈原的，最早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节”在之前就有了，我们现在过“端午节”并不完全是为了纪念屈原—— 提起端午节，人们最易想起的就是赛龙舟、吃粽子，怀念屈原。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研究认为，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端午节”概念。
袁学骏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历来就有数字重叠的概念，如正月正(阴历一月初一)春节，二月二日龙头节，三月三日相传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此外还有七月七日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这些节日都有其自身内涵，它们都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紧密相连。
五月五日被当作节日来过和上述这些节日形成早晚相当，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形成。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按照《易经》等典籍记载，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这种日子恶疠病疫多泛滥，因此，这一天人们便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等，以驱邪辟邪、保健健身。
”袁学骏说，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投江自尽，可能有意在端午节，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忠心。
袁学骏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端午节时吃粽子、赛龙舟，是两千多年前屈原跳江之后，后人在打捞屈原遗体时逐渐演变的纪念方式。
人们在江中撒米是为了让鱼吃饱后避免吃屈原遗体，打捞屈原要用船，船多了自然形成竞争，于是比赛逐渐展开，至于龙舟，则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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