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礼：临川三王之一，他担任过哪些职位？
【千问解读】
王安礼(1034-1095年)，字和甫，出生于抚州临川，是北宋时期的重要政治家、诗人，也是宰相王安石的同母弟弟，与王安国、王雱一起被誉为"临川三王"。
王安礼于嘉祐六年(1061年)中进士，最初在幕府中担任河东路唐介门下官职。
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入侵边境，河东宣抚使韩绛匆忙调集四万百姓进行防御。
然而，王安礼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民众不擅战事，现在驱使他们上阵，即使不被敌人击败，也会因寒冷和饥饿而丧生。
应该停止征兵"。
后来吕公弼采纳了他的建议，调集精兵迎击敌军，使得四万无辜百姓免于灾难。
吕公弼非常感激王安礼的意见，并将此事上报。
宋神宗听闻其才能，召他为崇文院校书，进入集贤院，担任润州、湖州知州，开封府判官，直舍人院，参与修撰《起居注》，并担任知制诰的职务。
王安礼勇于坚持正义和直言不讳。
他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意见不合，曾上书反对变法。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撰写了一些反对变法的诗文，被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指控并入狱，处境十分危险，无人敢于施援。
然而，王安礼泰然面对君王，对宋神宗说："自古以来，有度量的君主不会因言辞而定罪，现在突然将苏轼拘捕并加罪，恐怕后人会说陛下不能容忍人才"。
神宗原本也没有打算深究此案，但在王安礼的进谏下，最终对苏轼从轻处理。
王安礼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善于审理案件，执法严明。
有成千上万的案件积压，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和公正判决。
他日夜努力工作，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暗访，不畏权势，认真剖析案情，秉持公正执法。
在他上任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他审理了所有的积案，导致"所有囚犯都获释"，并将结果公之于众。
辽国使臣在府前看到这一幕后，也对他大加赞赏。
宋神宗听闻此事后，也赞扬道："王安礼勤勉于公务，惊动邻国，实至古无愧。
"为了奖励他，特别晋升了他的官职。
元丰四年(1081年)，王安礼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后来晋升为左丞(副相)，参与国家的政务议事。
元丰七年(1084年)，由于他多次反对神宗派兵攻打西夏，遭到御史张汝贤的弹劾，被贬为端明院学士，调任江宁府知府。
在元祐年间，他被授予资政院学士的职位，并先后担任扬州、青州、蔡州、舒州等地的知州以及永兴知军。
绍圣二年(1095年)，他任太原知府期间逝世。
追赠他金紫光禄大夫、太师、魏国公的荣衔。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真相到底是人祸，还是天灾？
王安石是时期一场大改革的策划人。
“”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可惜的是，这场变法最终失败了。
网络配图 变法的本意虽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太多失误，为保守派留下众多口实，最后只得停止。
但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提出取消变法的理由居然是“天灾”，说是因这场变法使老天爷震怒，因而不降甘霖，使人民饱受旱灾之苦。
这种理由当然不足为信。
之所以会有这么荒唐的结论，都是因为一个叫郑侠的人。
郑侠是当时的光册司法参军，曾受王安石提拔，因而心存感激，一心要尽忠报国，回报王安石的知遇之恩。
任满入京述职，王安石问他在地方上的见闻，他道：“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场法，以及边疆的军事状况，都不大妙，使在下心不能安。
”王安石很不高兴，改任郑侠为监安上门。
因此郑侠便与王安石结怨。
网络配图 监安上门是守门的官。
那几年大旱成灾，四方饥民每日涌入京城谋食的不计其数。
饥民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
郑侠将看到的惨相画了一幅图画，再加上一道表章加以说明，说这些都是新法造成的。
表章中还说：“若能按照臣的请求，废除新法，治新党诸人之罪，十天之内，若天不降大雨，请斩臣之头，挂在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亡命之徒与新法作赌，结果使得宋神宗甚为震惊，次日便采取各种措施追究新法失误。
网络配图 其实，这也不过是的一个借口而已，他要以此事平息旱灾之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
那种年头，遇上这样的大灾荒，什么法也免不了百姓流离。
不过，新法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新法的推行者便成了替罪羔羊。
这就是变法因为“天灾”而失败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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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韩琦支持庆历新政，为什么又反对王安石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开始进行变法。
九月，颁行“”。
次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
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
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
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
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
同年，韩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抚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被认为“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
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
那么韩琦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便是财政，他向神宗谏言设立了“三司条例司”，在这样的改变之下，原本的三司系统成为了虚设，其权力也被削弱，其导致的后果只会是“冗官冗费”。
宋朝为了限制武官的权利，大肆设置文官，这本来就已经让宋朝的财政出现了一定的空洞，朝政之上更是愈发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设置一个单独的机构，只会将这潭浑水搅得更混。
尤其是这个机构的权利范围还极大，破坏了原有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被重新打破重新洗牌，没有人知道结局是好是坏，韩琦也只能权衡利益，选择反对。
韩琦批判更加严重的还是王安石所说的青苗法，在王安石的原本意图之中，青苗法是“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补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的，这是好事，但是真正执行下来，却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好。
韩琦认为，青苗法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的青苗钱数，户等越高，借钱则越多，但是那些商户真的会借钱吗?他们本身是以放贷者的身份存在的，会成为借贷者吗?而且如果人户不愿意申请青苗钱时，要结罪申报，如果说提举司派人劝说，人户愿意申请之后，地方官员还会受到处分，这样算来，很容易出现强制发放青苗钱的行为。
可是青苗钱本身是有利息在的，这损害的就是老百姓的权益。
而且让有一定资产的人为没有经济实力的人担保，贫民还不起钱的时候，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要代为偿还，这确实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但是，这些有资产的人难道就是活该为别人买单? 当然，除了这两点外，韩琦还反对了王安石变法的不少条例，但是仅仅从上文的两点就可以看出，韩琦并不是随意反对的，而是有凭据的反对，是真正的为国为民。
在很多改革派的眼中，韩琦是落后是保守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国家，韩琦保证了他们的利益，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社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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