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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的中军元帅主动承担责任，请求晋景公赐死自己。

晋景公也很无奈，他的本意是不想杀掉荀林父的，但是荀林父打了败仗，必须给国民一个交代，当他正准备下令处死荀林父的时候，士贞子却给晋景公讲了一个发生在身上的故事。

最后的结果就是，晋景公不但没有处死荀林父，甚至让荀林父官复原职，还是让荀林父担任晋国的致政大夫一职，位列正卿。

士贞子到底是如何说服晋景公的呢?而荀林父之后又经历了什么，他的结局如何呢? 士贞子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想当年晋楚城濮大战的时候，晋文公知人善任而派了先轸主导战役，所以那一战晋国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当先轸他们带着楚军的军粮回到晋国王都以后，晋文公都吃了楚军的粮食三天了，可还是面有忧虑之色。

旁边的人看到了，就又好奇又担心的问晋文公说：“如今晋国已经大胜，这可是一件大喜事，为何不但没见您高兴，反而还面露愁容呢?”晋文公就回答说：“那是因为楚国的那员大将子玉还在这个世界上啊!子玉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他在楚国一天，晋国就危险一天。

”后来，派去楚国那边的探子传回消息，说是楚国的子玉已经被杀死了。

晋文公一听到这个消息，表情当即就放松下来，甚至还夸张的说道：“这下子再没有人对我们国家有威胁了!” 士贞子说完了这个故事，又接着说道：“后，传来了楚将子玉的死讯，这才是晋国真正的胜利，也是楚国最大的失败。

楚国杀掉了子玉这样优秀的将领，说明他们不懂得爱惜人才，这就是他们楚国两世都不能超过晋国的原因所 在。

现在老天爷又将这种情况摆到了晋国面前，如果您杀掉荀林父，楚国就胜利了，反之，晋国恐怕不能强盛。

自荀林父入朝以来，那是一个啊!现在他明知自己犯的错只有一死才能抵消，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主动承担了这个风险和责任，这是晋国的一位大贤臣啊!我们怎么能够杀掉这样一位贤才呢?而且，这一次荀林父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从前的战役中，荀林父的表现不好啊，他的功绩还是很多的。

所以，臣认为不可以杀掉荀林父。

” 晋景公听后恍然大悟，想着，对呀，荀林父可是几代元老，所立的战功赫赫，仅仅因为一次失败就杀掉他，那就太可惜了，白白让楚国占个大便宜去了。

所以，晋景公最终将跪在地上的荀林父扶了起来，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还鼓励他，开导他，让他下次努力。

荀林父感动极了，这可是晋景公对他的信任啊，自己一定不能再次辜负国君所托! 后来，荀林父更加的辅佐晋景公，帮助晋景公治理国家。

他也总结了邲之战失败的各种原因，接受了失败的教训。

荀林父明白，一支军队，只有上下一心，统一指挥和行动，才能成为一支雄军。

荀林父亲自组织了一次伐郑的战役，这是他自邲之战失败以来的第一次试水，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思路是不是对的。

结果证明，失败是成功之母，荀林父取得大胜。

原本投靠了楚国的，由于惧怕晋国的威势，转而又投靠了晋国。

这对晋国来说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有了郑国作为晋国南下的屏障，同时又作为阻止楚国势力北扩的一大障碍，晋国的外围局势就好转了。

荀林父在这次战役以后，还率师攻灭了赤狄的潞氏，获得了晋景公赏赐的狄人奴隶一千家，曾经帮荀林父说话的士贞子也受到了奖赏。

此后，荀林父认为自己已经弥补了邲之战带来的伤害，就主动提出了告老，退出了晋国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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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例外，并无“受贿”一语，在唐代的法律《唐律疏议》中也并无“受贿罪”的罪名术语。

也因为这个原因，唐代规定的受贿行为是比较宽泛，将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索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均视为受贿，与之有关的罪名都囊括在“六赃”罪系统之中。

提到“赃”罪，就不得不提，从先秦开始，古代对受贿犯罪的称谓，有“墨”、“赃”、“赇”等发展，直至唐代把受贿犯罪规范在“赃罪”之中，古代有关受贿罪的名称才趋于规范化。

“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

唐律共有十二篇，分别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惩治赃罪的立法主要散布在《名例律》、《职制律》和《贼盗律》中。

前面提到“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

《唐律》首次将非法获得财物的行为进行了总结归纳，将一切具有“赃”的特征的经济犯罪统一为“六赃”，即“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

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 强盗，指用武力手段抢夺财物的行为，如持仗行劫等。

窃盗，指以偷盗行为而获得财物，偷窃自己经管的财物，则称作“监守自盗”。

枉法，即受财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

不枉法，即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但没有为行贿人作歪曲法律的处断， 受所监临，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

比如某县令接受所管本县百姓的财务，即为受所监临。

坐赃，指非监临主司或一般人，因事收受他人财物。

因无利用职权枉法裁断的行为，故而其惩罚较轻。

此罪的设立主要打击的是监临主司之外的官吏，他们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或利用与监临主司职务上的关系，或其他亲友关系，收受贿赂，缘情卖法。

“六赃”之中除“强盗”外，其余“五赃”皆与官吏腐败相关连。

唐律规定的贿赂的内容既包括财产性利益，又包括人力、物力及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

所以，《唐律》中的贿赂范围比我国现行《刑法》的范围还要广泛一些。

有了罪名，还要有处罚措施。

唐代对贪腐处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职制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1尺杖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贿者减监临罪五等，索取财物者加一等，以职权强行索取者，准枉法论;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馈送及乞取者，与受所监临财物论罪;借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即使是接受猪羊(非生者)供馈及借奴婢、牛马、碾之类，也以坐赃论处。

唐代的绢布是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

一匹布在唐前期稳定时期大约值200文钱上下，论购买力，可以在丰收的年景购买不到两石的粮食。

这个购买力也就如今1000元不到，而一尺布则仅仅值100元不到。

100元不到的贪腐额度就要面临杖打的处理，唐代法律对贪腐之严厉可见一斑。

从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腐犯罪不止有刑事处罚，还有其余一系列附带处罚。

的《改元光宅诏》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者、监临主守自盗同“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

时，为了加强惩贪的效果，《即位敕》中进一步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将受到“终身不齿”，“永不叙用”的处罚。

除了处罚，唐律对受贿的赃物严格追回。

凡“与者无罪”之赃，“乞索”或“强乞索”之赃，均应还主。

“彼此俱罪之赃”没官。

正赃已被耗费的，除“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

即只有被判处死刑及实处流刑的才不征还，其他一律要征还。

即使赃吏遇大赦及被降罪的，受财枉法罪仍要征还正赃。

即“会赦及降者，盗、诈、枉法犹征正赃。

”可见，唐代法律规定对受贿赃吏经济制裁极其严厉。

唐代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可谓严密而又完善，对受贿赃吏的处罚也极其严厉，但唐代受贿行为的腐败之风仍然存在，甚至在唐代后期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封建王朝无法真正做到“以法治国”。

首先，唐代反腐败立法和措施都带有很大的特权性，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唐朝法律所规定的“八议”(是有关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的优待原则)、“官当”(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挡刑罚)、“赎罪”等一系列条款就足以证明。

这些方式，将贵族官僚的特权法律化、制度化，使其的特权较之前代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反映了唐代反腐败法律的特权法性质。

虽然唐代的贪腐最新规定不能使用“官当”顶罪，但这些特权的存在导致惩贿法律得不到彻底执行，严重阻碍了依法治吏的有效运行。

这也是受贿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缘由 比如，唐太宗时对贪腐打击很严厉，唐太宗本人“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

但贞观十二年，宗室江礼部尚书李道宗犯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谨，岂不得邪?劳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

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

道宗傣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发了一大通议论，说得也很有道理，但江夏王的处理仅仅是“遂罢官，削封邑”。

宗室亲王符合八议特权标准，处理起来就只能手下留情了…… 同样帝王的私人意见和偏好也会影响对贪腐的法律惩处。

又如唐太宗的族叔长孙顺德受贿的事件中，长孙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太宗不但没治罪反而“赐之绢”，并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太宗运用儒法思想，对赃吏长孙顺德的处置，让其受辱来取代受刑，这种惩治赃吏的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让一些有特权的赃吏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性。

而封建王朝的政治腐败也会影响法律对贪腐的惩处，托人情，求干系，使得有法不依，执法枉纵。

如时姚绍之为左台侍御史，坐赃，被监察御史魏传弓按问，得赃五百万，法当死。

韦后女弟救请，故减死，贬琼山尉。

因为皇后的妹妹出面讲情，就能逃脱处死的惩罚，只是贬官了事。

而且，封建社会最高领导人--不受法律监督。

历代对官吏的第一要求是“忠君”，其次才是“廉政”。

皇帝认为的“忠臣”受贿枉法，皇帝自然多有包庇纵容。

比如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贪赃四百万之巨，即便不死，也应罢官，而武则天以其有主炼长生药的功劳，免于法律追究。

唐代在惩治当时形势下的受贿罪可谓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能否发挥好其效力还要依赖于执法这环节。

因此，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反腐败法律不可能真正严格执行，导致贪官赃吏仍然比比皆是。

而党自十八大以来，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相较于唐代反腐早已实现了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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