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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种姓婆罗门是祭司种姓，他们是从口中生出来的，所以最高贵、最洁净，肩负着最崇高的职责——学习和传授婆罗门教经典;第二等的刹帝利是从梵天的双臂生出的，最有力量，所以掌握着军政大权，为武士种姓;第三等吠舍从梵天腿中生出来，最为勤劳，从事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属于平民种姓;最低一等的首陀罗是从梵天脚下降临到世上的，最低下也是最肮脏，惟一的任务就是温顺地侍奉前面的三个种姓。

首陀罗从事的都是低贱的职业，多数为奴隶。

各个种姓世袭，互不通婚，因而形成了封闭的四大集团。

种姓之间等级极为森严，不得同桌而食、同井而饮同席而坐和同街而居。

在原始的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人，成为“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也有人称之为第五种姓。

贱民主要由被开除出种姓的人和不同种姓的男女婚配所生的子女构成，地位比首陀罗还低，只能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

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了《摩奴法典》中规定的各种姓的法律权利也截然不同： 所有权方面 法典首先确认婆罗门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由于其出身高贵，所以有资格享有一切。

而首陀罗除了维持生计的生活资料外，无权积累私人财产，婆罗门和刹帝利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

债法方面 法典对高等种姓的债权债务给予特别的照顾，规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如果债务人和债权人属于同一种姓或者债务人比债权人种姓低，债权人就可以把债务人收为债务奴隶;但如果债务人的种于债权人，就不能以劳动偿债，而是享有逐年偿还的权利。

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 为了维护种姓的纯洁，法典规定不同种姓不得通婚。

但实际上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级种姓的女子为妻，婆罗门男子可以依种姓顺序娶四个妻子，刹帝利男子可以在同种吠舍、首陀罗中娶三个妻子，吠舍男子可以娶同种姓和首陀罗中的两个妻子，而首陀罗男子只能娶首陀罗女子为妻。

不过低级种姓的男子是绝对不允许娶高级种姓的女子为妻的，否则其后代就会沦为贱民。

继承制度也直接与种姓制度挂钩，不同种姓的继承人可继承的财产份额各不相同。

依法典规定，如果一个婆罗门娶了依顺序属于四个种姓的妇女，且都各有其子时，财产分配的原则应是：婆罗门妇女之子得四份，刹帝利妇女之子得三份，吠舍妇女之子得两份，首陀罗妇女之子只得一份。

刑罚方面 不同种姓的同罪异罚现象十分明显。

高等种姓侵犯低等种姓可以减轻处罚，而低等种姓侵犯高等种姓则要加重处罚。

比如法典规定，刹帝利辱骂了婆罗门，要罚款100帕那(银钱单位);如果是吠舍骂了，就要罚款150帕那到200帕那;而要是首陀罗骂了，就要用滚烫的油灌入他的口中和耳中。

相反，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只罚款50帕那;侮辱吠舍，罚款25帕那;侮辱首陀罗，罚款12帕那。

高级种姓的人伤害低级种姓的人，尤其是婆罗门伤害首陀罗，惩罚是很轻的。

但对低级种姓冒犯高级种姓的刑罚处置却残酷而野蛮，如首陀罗若在婆罗门面前放屁，会被切去肛门;如果他抓婆罗门的头发、胡须或脖颈，就会被斩断双手。

商业活动 婆罗门教是一种异常保守、社会组织形式僵化的宗教，它极力反对人口流动，甚至视出海贸易为莫大的罪状，这当然不能赢得商人的支持。

婆罗门教严格的种姓制度也限制了吠舍种姓之外的人从事商业，那些想从商业中大赚一笔的刹帝利当然会反感。

而则与城市文化、商业文化息息相关，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

孔雀帝国、贵霜帝国在北印实现了大范围的统一，商业活动更加活跃，佛教也因此取得了极大发展。

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印度政治局势的变化，印度的对外贸易自公元5世纪起逐渐衰落。

到公元6世纪中期，印度与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贸易已经基本终止，海上贸易也只能保持较低的水平。

到了公元7世纪兴起后，阿拉伯人逐渐控制了印度洋尤其是印度西海岸的海上贸易，使得印度商人的势力进一步下降，对佛教的支持自然也减少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无法通过外贸从国外输入金银等贵金属，印度的货币减少了，商品经济因此受到抑制，农村自然经济的地位反而进一步上升，这当然有利于根植自然经济的的发展(由于人口流动减少，印度教种姓体系也更加稳定)，而不利于适应商品经济的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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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本书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却惨遭帝禁毁，到了近代才从日本回流中国，这背后凸显了明清两朝不同的品格。

江西省奉新县，一个人，写了一本书，给中国出了个难题。

至今，这个难题是否得到解决，可能还是有点说不清楚。

这个人叫。

他可能没想到，在他自己无望后，所写的一本闲书，让他成为一个后世人敬仰的科学家，并为他特意在他的家乡奉新县建造了一个纪念馆，还建了一个很大的园子。

他写的这本书叫作《天工开物》，这本书初印于明十年(公元1637年)，而它的光芒却是直到近300年后的1928年，才发出微弱的光芒，被人所发现，并且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以科学思维方向前进的航标而进入了中国历史。

《天工开物》 且把时间回到中国历史的十七世纪。

这段历史很有趣、很伤感、很关键。

时间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东西。

当世界上的事件彼此毫无关联的发生时，用时间，将这些事件排列到一起，我们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却又如此重要的信息。

这些信息很可能对当下的时间、历史没有影响，但却在以后的时间里，很可能决定着一个王朝、国家、民族、乃至细微至一个具体生命的走向。

对于历史，我们总习惯于从纵向上审看。

看着历史一步一步向前，好或不可逆转的坏。

个体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少年、青年、中年，一步、一步，好或不知道是否好的生活下去。

《天工开物》中的图片 若说《天工开物》书上所承载的苦难，从时间上说是一个纵向维度的事情。

从纵向维度我们在这本书上读到许多我们自己民族的信息，从纵向维度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命运竟然如此紧的和民族的苦难粘贴在一起。

这么沉重的叙说还是放到后面一点为好。

我们可以先罗列一些时间在横向维度上的事情。

一 1637年前后的中国，科技思想似乎很活跃。

1637年，在宋应星刊印《天工开物》前后，一批科学著作相续面世。

1578年编著印刷《本草纲目》，1584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90年《河防一览》;1592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6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 1633年徐光《农政全书》; 1640年《徐霞客游记》， 1642年《瘟疫论》 。

那时用于实学的书很多，还有邢云路天文历算的《古今律历考》，茅元仪汇集武备和火器制作的《武备志》，赵士祯的《神器谱》，计成的古典园林的《园冶》，方以智涵盖天文地理和医学的《物理小识》……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

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群星灿烂，成果辉煌”。

他还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 与此同时的西方，1637年笛卡尔建立了解析几何理论，西方科学开始朝向着一个飞速发展的方向发展。

1655年，在家乡避瘟役的牛顿用两年时间，构画出自己的科学发现草图，最终成为影响世界的著名科学家。

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似乎中西方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总结、发现、传播……科学的声音如此美好。

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但我们却无法罗列中国的十八、九世纪后的发展，因为，中国的科技脚步在这段时间竟然突然停顿下来了，中西方差距迅速拉大。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专家。

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

除了世人瞩目的外，历史上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陪同这一份窘境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多年的苦难。

早已没入历史尘埃中的《天工开物》，静静地睹视着1840年的中国的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目睹一个民族的苦难，从此处开始，一次又一次的，百年忧伤。

也许，中西方的巨大碰撞的秘密或原因，藏在《天工开物》这本书后面。

来自两个世界对科学决然不同的认识，才造成以后出现的巨大碰撞。

二 我可以肯定的说，宋应星少年决不是立志成为科学家的。

他可能絷爱科学，但他更需要功名。

若非历史的玩笑，他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官员，在后人眼里身世显赫，历史却没有记录，一片空白。

谁说不是呢，忘记一个里的官员，哪怕是高官，无论历史还是现在，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奉新县北乡雅溪牌坊村(今宋埠镇牌楼村人)。

其曾祖父宋景，明正德、嘉靖年间，累官吏、工二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入为左都御史。

祖父宋承庆，字道征，县学禀膳生员。

父霖，字汝润，号巨川，庠生。

弟兄4人，胞兄宋应升，同父异母兄宋应鼎、弟宋应晶。

宋应星塑像 幼年时期，与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家塾中读书8年，勤奋好学，资质特异。

一次因故起床很迟，应升已将限文7篇熟读背完，他则躺在床上边听边记，等馆师考问时，他琅琅成诵，一字不差，使馆师大为惊叹。

年纪稍大，肆力钻研十三经传，至于关、闽、濂、洛各理学学派，也都能掌握其精液脉络之所在。

学古文则自周、秦、汉、唐及《》《左传》《》乃至，无不贯通。

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与哥哥宋应升同举江西乡试，两人同榜考中举人，他名列第三。

当时全省有1万余人应试，在考中的109人中，奉新只有宋应星兄弟2人，故有“奉新二宋”之称，得时人佩服。

同年冬，他俩赴京师参加次年春天的全国会试，结果没有考中。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宋应星兄弟又一次上京赶考，仍未考中…… 历史的真实是：是科举的无望，才让宋应星趟上这样一条道路。

五上公车，也就是在考试五次后，他对功名逐渐冷淡下来，而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总结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为编篡一部科技巨著积累资料。

其实，宋应星这个时代已挣脱儒家理学的一桎梏，已经很有科学思想了。

明末的科学受东林学派实学的影响，注入了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使明末科学思潮的性质和内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有与西方近代化类似的早期近代化因素。

这时，已经引进泰西水法、火器火炮、物理机械等实用科学。

而《》的翻译，更是开始向人们传播严密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思维方法的介绍。

明末的《崇祯历法》是有西方传教士参与编纂，以西洋历法修正中国历法，已经使西学与儒家学说相契合。

当时的阁老就有《赠西国诸子》诗： “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 明末甚至还出现了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他拥有世界人文主义观念，相信整个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交流。

这人就是瞿太素。

他在《职方外纪小言》批判旧的夷夏之辨。

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 “ 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 是什么阻断了这一个美好时期的前进，让科技之光在中国停顿数百年?有人说是朝代更替间的无奈，有人说是儒家理学的桎梏，有人说是国人的积敝太深，更有人说是满清铁蹄的蹂躏。

三 晚明时期，科学思想如。

更多的人在科举中、在理学礼仪中、在官权倾轧中。

而皇朝在对民间的横征暴敛中也渐渐衰败。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命赵士锦盘点国库，存银不千两，国库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

曾经极度繁华的市井衰败，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手工业生产停滞，商业萧条的局面。

《天工开物》插图 而七年前，一个奉新人——宋应星，就已经编写了一本书《天工开物》，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它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技艺。

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

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

《天工开物》在国外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直接影响着西方科学，但在它的国度里，没有人关注。

《天工开物》有一个版本叫杨本，与北京图书馆及彰考馆藏本相同，只是扉页具不同形式。

该本扉页上面横栏有“一见奇能”四字。

横栏下左、右两侧直栏各为手书体“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八个大字，二者中间部位上方还以双行刻出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20 个小字。

很有意思! 在世人的眼里，《天工开物》只是一本理财、发家的技艺秘籍，而不是科学，也并没有人意识到书本中科学思维已然如此蓬勃。

《天工开物》即便是用于理财、发家，书中所载的技术对于富国、强兵也是很有实际用途的。

但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去将其转为治国实策。

《天工开物》插图 晚明科学名人中，徐霞客连个秀才也没得上，李时珍没考上举人，宋应星是未中，他们的巨著都是在科场失意后的产品。

徐光启登上了士林之颠，但他的《农政全书》是在赋闲时期完成的。

宋应星在《进身议》一文中发泄不满： “ 凡属制科中人……声应气求，仍在八股文章之内，岂出他途? ” 他更在《天工开物》一书的序中宣言： “ 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 当崇祯皇帝向徐光启询问如何看待八股考试时，徐地回答：“直是无用。

”他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家信中更是带着自嘲的口吻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

” 因为他是在43岁上才中了进士的，“爬了一生的烂路”，当是指他科举应试的路。

接替明皇朝的，则更用科举把士子捆住，《天工开物》渐行渐远，遗忘在历史尘埃中。

到了乾隆年间，更是因为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友人陈弘绪的文章中有反清思想，连《天工开物》也一并销毁。

《天工开物》在中国从此基本绝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版本反而是从日本回流的。

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醒了?科学的思想已回到这块大地，并灿烂开放? 如今，宋应星已被奉新人当作历史名人请进了纪念馆，新馆已经建成，宫殿式的华丽建筑。

偌大的宋应星科技文化园里，每年都会来一些孩子，孩子们匆匆忙忙的看完空荡荡的纪念馆后，便急急的来到户外的草地间玩耍。

他们并不了解，纪念馆里那尊从老馆搬来的雕像，微微抬着头，眼睛正迷惘的看着远方的天空。

在已渐沧桑的雕像的额头，还淡淡的留着特有文化激情和国家梦想，直睹着这个国家以教育的名义，以各种洋八股、土八股，继续着科举。

我担心孩子们参观完后，就要如做八股般的写参观有感的作文，我担心宋应星仅仅只是纪念馆里面的一个家乡名人，如神一般的被供奉和精神上的被遗弃。

我担心人们只看到纪念馆里老旧的农具、手工具，睥视的看待这些粗陋的展品，我担心他只是在人们眼中的一个旅游景点，而没有看到那种科学的思维是国家真正富强所迫切需要的。

我担心，在偌大的天工开物园，并没有陈列宋应星与《天工开物》的真正科学精神与教育灵魂。

如果是这样，那么，科学的光芒，到今天，还没有真正来到宋应星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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