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哪些名词专门形容不同年纪的人?这些词语也太美了吧

在总结隋亡的教训中，认识到隋失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君不受谏”。

于是唐高祖在621年下教，置谏议大夫四员，作为专职谏净官员。

唐太宗更是注意发挥谏官的作用，规定“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遗谏官随之”，以便“有失辄谏”，并诏称：“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

要求谏官对国家政策、法令及人事等事宜，如认为不妥，应当劝谏，甚至对的言行，也可进行规谏。

这样，太宗时以法定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谏官系统的监察职能。

太宗时的谏官组织隶于门下省，有谏议大夫四人，又有散骑常侍。

执政后，对谏净制度作了较大规模的改进。

首先，加置左、右补阙和左、右拾遗各二员，大大增加了谏官人数，并注重其人选，有利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但后来，不断增补员数，以致时人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的辛辣讽刺。

其次，改谏官由门下一省统辖为门下、中书二省分隶，以左补阙、左拾遗隶门下省，右补阙、右拾遗隶，目的在于使二省互相监察。

第三，建立瓯使制。

武则天命造四只铜瓯，涂上四种不同颜色，并分置四方。

以青愿置东方，称延恩匾，以受养民劝农之事;以丹瓯置南方，称招谏题，以受谏论时政之书;以素瓯置西方，称申冤颐，以受陈冤诉屈之状;以玄瓯置北方，称通玄颐，以受举报告密之状。

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为知颐使，并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理匾使。

其后四愿又合为一颐。

这些改革，使谏官系统更加完善起来。

谏官行使监察权，主要是针砭时弊，既可就具体问题向皇帝提出意见，也可以直接陈述宰相政事的得失，至于对朝廷百官的监督则更是理所当然。

谏官的监察方式，一是“廷议”，即对皇帝当面谏议;二是“上封”，即以书面形式，上书陈述时政得失，官员善恶。

其中，面折廷争，当面指出君主错误的例子，在举不胜数，唐太宗与之间的纳谏与善谏，就是史书的谏净典范。

进入，谏官系统继续变化。

明道年间，为谏官，屡请置院，遂在唐制谏官的基础上，于门下省设立谏院，是为单独设院之始。

其长官称知谏院事，以司谏、右言充任。

神宗元年改制，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院长官，左隶门下省，右隶。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重置谏院为独立机构，而后成为门下省的下属机构。

谏院的设置，标志着中央监察制度得到了新的发展。

宋代监察机构是实行台谏制度。

除谏院以外，继续沿袭唐制，建立御史台。

以御史大夫为长官，但并无实任，只是加官。

而以御史中丞为实际上的台长。

下仍分台院、殿院和察院，侍御史隶台院，殿中侍御史隶殿院，监察御史隶察院。

宋以前台官和谏官职责分明，御史主弹纠违失，肃正纪纲，监督官吏;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主要是监督君主的。

则台官、谏官事权相混，开台谏合一之端。

主要是缘于谏官的谏静对象由皇帝转向大臣，其主要职掌已不是规谏帝王，而是检举揭发臣下的不法行为，这实际代行了御史台的职责;同时，又因为御史权力扩大，并有规谏之责，于是台谏的界限也就逐步模糊了。

宋代台谏官与唐代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们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命，剥夺了宰相的荐举权，故凡宰相所荐举的官员及宰相亲故皆不得为御史，以保证御史对皇帝效忠的独立性。

宋代有“不杀言官”的祖宗之法，台谏官准许风闻言事，即便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也不犯法，并且有了御史每月必须奏事一次的明确规定，如上任百日内无所纠弹，则罢蹦出朝，或罚辱台钱(即罚棒)，这一方面有利于活跃台谏官的监察职能，但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助长了御史弹幼权的滥用。

神宗皇帝时，御史唐曾当面弹幼王安石，胡说八道，并未被神宗怪罪。

宋代台谏官因而气势很盛，每每形成一种与宰相抗衡的力量，以致很多有才能的宰相“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

以后，台谏官又多为权臣如、等人操纵，成为他们专权纳贿、的工具。

继续设立御史台，并进一步提高其职权。

规定：御史台与中书省互不统属，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秩高到从一品，中丞二员秩正二品，侍御史二员秩从二品，治书侍御史二员秩正二品，御史大夫并有直接选任台官的权力。

统治者还对先前的台谏机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将台院的职权并入察院，把殿院降格为殿中司，殿中司规模大为缩小。

察院名义上隶御史台，实际上并不受其管辖，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监察机构，被称作天子的耳目之司。

另一方面废除谏院，由职权提高了的御史台统一负责中央监察，从而把宋以来台谏合一之势变为现实。

之后，明清王朝亦不置谏院。

谏官由监督皇帝到监察百官，最后又被废除，反映出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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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汉帝国初建之时，大庾岭沿线满山梅花，岭上镇守横浦关的是手下的大将梅口，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梅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在南方的五岭中，大庾岭“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

绵延200多公里的大庾岭山脉，横亘在粤赣两省之间。

时期，这里人烟稀少，车马不通。

最初的山道开辟，和20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有关。

当时,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派遣50万大军分5路南征百越，其中一路经过江西南安(今大余)， 越过大庾岭时看见岭上遍布荆棘，到处是，只好停下来劈山开道，经过数月的努力，一条从豫章(江西)越岭至东粤(广东)的简便山路才得以诞生。

不过，当时虽然有了山路，但道路崎岖，行走其中，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深谷。

这样的情况,直到那位有着“岭南千年第一流”之称的大唐丞相出现,才得以终结。

公元716年,张九龄告病归乡时经过大庾岭,看见 岭路险峻,百姓,便上奏玄宗,请求开凿大庾岭路,改善南北交通。

他还在奏折中强调,大庾岭道路的重新开辟对帝国财政将有很大帮助,听闻有税收,下诏,命令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

于是,大唐历史上一场重要的道路工程就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工人们忙碌开凿了近两年时光之后,一条宽一丈,长30里的山间大道诞生了。

这条大道南通广东南雄,北接江西南安(今大余)。

新路开通之后,南北交通大为改观。

后人更是吟出了“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 真能迈禹功”的诗句,以褒扬张九龄整修道路的功绩。

此后,历朝历代都对这条岭路十分重视,仅是有文献记载的国家大规模修铺路面就有10多次。

时任广东转运使的蔡抗曾经大修道路,而且还在南雄境内的大道上修建“梅关”,大庚岭古道因此又获名“梅关古道”;公元1518年,广东佥事吴廷 举下令在岭道两旁种上松树、梅树5000余株,他甚至还亲自参与植树,当地县志记载说:吴廷举十年两度手栽松，种得青松一万株。

” 在历史上,大庾岭新路被看成是岭南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生命之路”。

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在《的广东》一书中赞美道:“张九龄开凿新路, 就是将南北的喉咙,也就是把广东北面的重镇南雄岭开 通,使广东的港口和中原交通得到便利,并且间接使广东与中原及海外各国的通商得到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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