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帝王身为最高统治者 帝王的权力真的至高无上吗
古代皇权真的是至高无上的吗? 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里，哪个大臣敢顶撞皇帝，皇帝一声令下“拖出去斩了”大
【千问解读】
古代皇权真的是至高无上的吗? 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里，哪个大臣敢顶撞皇帝，皇帝一声令下“拖出去斩了”大臣就人头落地，好像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想杀谁就杀谁?事实真是如此吗?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个明清时期的大案： 第一个是之一的《与小白菜通奸案》 三年(1877年)浙江官场因为杨乃武案发生地震，牵连官员从县到省竟达三百人。
杨乃武案放在晚清的大背景下就是一个地方官陷害一个老百姓，官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但它奇就奇在不仅惊动了，而且还是慈禧发懿旨让重审的情况下，地方官竟然还坚持把冤案办成铁案，最后的结果也只是撤职查办，竟无一人获死刑。
浙江余杭举人杨乃武因得罪了当地刘锡彤，被刘诬陷与家中帮工葛品连的妻子毕秀姑(人称小白菜)通奸杀夫。
余杭县衙门虽然连番严刑逼供，但杨始终不肯招供。
刘锡彤自恃朝中有人，便把案情上报了杭州衙门，并且贿赂了杭州知府陈鲁，杭州衙门复审时，不待杨乃武与小白菜置辩，马上就大刑伺候，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杨乃武死去活来，终于诬服画押。
陈鲁即据犯人供词及人证甘结定案，按律拟罪：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只待走完后面繁复的程序，便可处决。
杨乃武的妻子和姐姐杨菊贞不服，上京告上了御状。
在翁同龢的帮助下将此事上报了。
慈禧太后下达懿旨要让浙江巡抚杨昌濬会同重审。
重审没有动刑，于是杨乃武与毕秀姑当庭翻供，毕秀姑还供出她被刘锡彤之子刘子翰奸污，被何春芳(余杭县收粮官)调戏……这次“三堂会审”的各级官员都表示，牵连这么广又爱惜乌纱帽的重审官员，纷纷心照不宣的推迟结案。
光绪元年四月，杨昌濬对奉命提审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浙江学政胡瑞澜表示“抖出去，这可就是塌方式腐败了，都抓了谁来干活呀”，胡瑞澜表示那你说怎么办?杨昌濬即刻推荐了宁波知府边葆诚(刘锡彤姻亲，杨昌濬老乡)协助再审，面对白花花的银子和估计应该已经不成人形的杨乃武与毕秀姑，本着破罐子破摔，会审时杨乃武双腿被夹断，毕秀姑惨遭重口里番剧情，再次屈打成招。
当时的报纸《申报》报道了这次重审之后，举国舆论哗然，士绅们怨气很大。
于是，杨乃武好友汪树屏等30余名浙江籍举人、生员再次联名向都察院以及刑部控告：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浙江从县一级政府到钦宪七审七决，都是靠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官官相护，滥杀无辜，瞒上欺下，这天下是大清的天下还是刘锡彤的天下了? 翁同龢、夏同善直接向慈禧太后表示：“此案如不平反，则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这个时候，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拱了一次最大的火。
翁同龢授意御史王昕上奏：杨昌濬，胡瑞澜为什么如此胆大包天?实在是因为地方官员朋比为奸，欺负朝廷是孤儿寡母。
慈禧：......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的名义颁布平反谕旨宣布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
但死罪可平反，活罪难逃，你杨乃武和小白菜不守妇道、不知避嫌，该打。
杨乃武获仗100，小白菜获杖80。
以刘锡彤为首的一干浙江地方官员，全部判处流放、革职查办。
杨昌濬虽被革职，但日后保举，再任浙闽总督。
第二件大案《唐闰山夺妻案》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大明王朝也发生了一起大案，涉案的官员包括、这样的大员尽数被诛。
令人侧目的是，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起因竟是一则小小的民间婚姻纠纷。
事发地位于洪洞县(今山西临汾洪洞县)，一个叫唐闰山的兵痞子向洪洞县令状告一位叫姚小五的人，声称姚小五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媳妇史灵芝。
案发时，史灵芝已经嫁给姚小五多年，小夫妻俩幸福地养育了三个孩子，姚小五明媒正娶史灵芝，唐闰山凭什么敢向官府声称史灵芝属于自己呢?原来，唐闰山的哥哥很小时候和史灵芝订了娃娃亲，但几年闰山的哥哥就去世了，史灵芝长大后也就改嫁他人。
唐闰山理直气壮在于，根据传下来的风俗伦理，哥哥死后，弟弟有权“继承”守寡的嫂子，因此，史灵芝自然就算自己的媳妇。
事情不难弄清楚缘由，难在怎么判，遵从弟娶寡嫂的旧俗还是尊重姚小五史灵芝的婚姻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唐闰山作为一个兵痞到兵部闹腾了一番，最后兵部给洪洞县下了一个命令，要求洪洞县将史灵芝作为军属送给唐闰山。
洪洞县令不敢违抗兵部指令。
姚小五这下不干了，好端端的媳妇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归属他人，他决定告状，层层上告!案子一直到刑部，当时的刑部尚书也刻意维护这种陋俗，维持了原判。
事情最终直达天听，亲自过问案情，他责问刑部尚书为什么维持原判。
王刑部尚书却拿与故事举例说了一通歪理，甚至话里话外还指责皇帝多管闲事。
这下把朱元璋彻底激怒了，一帮浑蛋!于是，从洪洞县令到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凡是涉案的官员，全部斩首。
看了这两个案子，你是不是也疑惑，为什么明太祖斩得，清太后就斩不得呢?朝代诞生初期和后期皇帝的权力是否一样呢? 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 作家胡恒说过一句名言“皇权不下县”，这句话精准地表达了皇权的局限性。
古代交通不方便通信不发达，地方的实际情况没法快速反应到中央，所以实际的统治阶级是地方官而不是皇帝，而官僚可以让皇帝变成“聋子瞎子。
隋唐以前是典型贵族政治，这些贵族子承父业，垄断了权力，皇帝要做事，还要征求他们的支持。
到了创立了制才算是打破了贵族垄断权力的壁垒。
继位后，从他三征高丽，修大运河可以看出他是想做事情的，皇帝想做事情必定会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支持杨家的关陇贵族，杨广一看不行啊，朝廷的控制权都在这帮人手上，自己很难做事，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科举制，培养自己的势力打破权利垄断，二是下扬州拉拢江浙贵族。
朝廷的那些权贵一看这不能忍，我们把你当大哥你居然想找人替代我们，加上隋炀帝三征高丽修大运河早就民怨沸腾，于是贵族集团干脆推翻了杨家换上了家族做代理人，李家和杨广还是亲戚。
提起底换的只是代理人，既得利益阶级还是旧贵族。
这样的权力结构就是朝廷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事情大家要商量着来。
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到了后期，之乱和起义，旧贵族被清洗干净，权利结构才重新洗牌。
到了，鉴于和唐代曾出现严重的局面，对于武将参政，总是有些顾忌和不信任。
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太祖对文官更加器重，采用了文官治国的行政管理方式。
成为广大士人群体进入统治阶层的重要通道，但一个家庭要培养读书人是需要大量资源的，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乡的资源去培养一个读书人，这也就导致了考中功名后，要肩负起为家乡父老“谋福利”的事情，古人说的“一人得道”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谋福利免不了贪，贪就需要和政治上的伙伴抱团取暖，这也造就了文官利益集团。
他们把控着朝政，管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甚至是生死，他们决定着王朝的兴与亡，他们才是是国家真正的控制者。
文官集团的权力加大就意味着皇权的削弱，此消彼长，这也是后面君臣矛盾的导火索! 具体可以从下面四件事以小见大： 1 政治上的妥协 年间，文官集团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常常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摒弃个人的意志。
万历即位时，新皇帝由于缺乏执政经验，需要广大文官集团的辅佐。
身居首辅的同时又是万历的老师，年轻的神宗(即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十分尊敬和信任。
张居正力图改变官僚机构作风，提高行政效率，要求十分严厉，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重新丈量土地，增加税收充盈国库，这项措施触及到了官绅阶级的利益，引起文官集团的抗拒和埋怨。
在其死后，文官集团的一些人便开始进行大清算，说其骄奢淫逸，又说其谋权谋朝，并在地方搞暴动，迫于文官集团的压力，万历皇帝最终选择妥协，停止改革，并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抄家鞭尸。
2 家事也不是你说了算 如果说张居正事件是政治上的妥协，那么皇帝的家事也不是由他说了算。
如立储之事，万历偏爱皇三子而不喜皇长子，所以他想立朱常洵。
大臣们容身“立嫡立长”的祖宗礼制，一步也不退让，就是要万历立朱常洛，双方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了15年之久。
最后，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相继离职，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最终向文官集团妥协。
3 出去旅游也不行 皇帝不仅在政治家事上面妥协，甚至连去哪儿也会被文官集团钳制。
个性极强，精力充沛，富于冒险精神。
在位时经常离京，有时甚至一个月都不回来，并有一次的经历，他的这些逾矩举动经常招致文官集团的不满和劝阻。
面对群臣的上疏谏阻，武宗不回复、无视之，继续我行我素。
当武宗准备南巡时，君臣矛盾爆发。
此前已有数名官员上奏抗议，为了抵制皇帝出巡，一百多名官员决定跪在午门外劝阻皇帝此次出巡，最终爆发廷杖事件。
一百多位大臣受到廷仗之刑，11名官员被当场打死。
付出了11条人命的代价，这次南巡最终被官员们制止了。
这种廷杖之刑，像是君臣之间的意气之争，更像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威望的无奈之举。
4 专政 明代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太监权力过大，他产生的原因也在于皇帝为了制衡文官集团加强自己的权利，用宦官去削弱文官集团的权力。
相当于皇帝的黑手套，皇帝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做。
太监没有亲戚朋友，所以他们无法结党营私，能够认真执行皇帝意识，不会像文官一样形成利益集团。
如果文官集团不听话皇帝可以直接指挥宦官绕开文官集团做事。
这也造就了明代的太监能文能武，我们熟知的也是太监。
皇帝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掉，结果就是指挥不动文官集团，这也为后面明代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领袖创造制度，随后制度创造领袖。
新王朝刚刚建立，需要领袖的强大的权威让上下团结一致，建设新王朝创造制度。
随后制度创造领袖。
自“”罢莫百家独尊儒术”后，就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而天子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就必须做出表率维护这项制度可持续性。
在古代，维护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是礼，所以皇帝的行为必须在这个框架下。
因为皇帝个性行为很可能破坏体制，所以文官集团才不断打压不适合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行为，就连皇帝的行为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印象中无所不能的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喜欢的儿子为太子，甚至死后都不能和心爱的女人长眠，最后只能选择以消极怠工长达28年不上朝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有一个疑问，如果皇帝权力这么容易被制约，那为什么汉武帝可以让所有人都听话? 其实皇帝权力的大小也分人但像汉武帝康熙这样的猛人几千年才出来几个，想要绝对的权力还需要天时以及超高的政治技巧，如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帝天天修道，都能把文官集团玩弄于鼓掌之中，原因在于他精通帝王的“术”。
分化与制衡这是帝用的手段，但如何把“术”用好，就很考验皇帝的水平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代表的“严党”和张居正代表“清流”之争。
嘉靖不了解严嵩贪吗?他是了解的，但留着他的作用是因为严嵩明白自己的价值，他能帮皇帝完成皇帝想做的事，所以这也是很多领导喜欢听话的员工的原因。
嘉靖和严嵩的关系就相当于与，他们都需要在文官集团里有一个能办事的白手套，而这些“清流”集团是做不到的。
但嘉靖也不会让严党无限壮大，所有一边重用严嵩一边提携徐阶，当严党做的过头了他就会借“清流”之势敲打严党，当清流对严党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又会站在严党这一边，互相敲打，相互制衡，至于谁好谁坏，这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
为什么明太祖斩得，清太后就斩不得呢? 在王朝建立之初，领袖伴随着极高的威望，这个时候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
朱元璋当时手握兵权，而且是采取拉一派杀一派的方法，自然不会激起激烈的反抗。
那么就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开国皇帝都会杀掉曾经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呢”?这个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不论杀还是朱元璋杀目的都是一样_“削藩”。
国家要想团结安定就必须铲除以功臣自居高级将领，他们手握重兵，对国家安全威胁是极大的。
而且削藩这种事还必须是开国皇帝做，建国初期还未形成利益集团，这个时候分化瓦解是最优解，如果留给后面的继位者，将是极大的麻烦。
如建文帝，削藩最后的结果就是造反自己去当和尚了。
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杀功臣这种行为也不算坏事，因为任何功绩特权阶级都是建立在剥削之上。
说的有点远，回到为什么明太祖斩得，清太后为什么不能斩的问题上? 杨乃武和小白菜的结局要放在党争的背景下来看。
被湘军剿灭之后，湘军的势力壮大了好几倍，对朝廷造成威胁。
当时著名的”刺马案”就是慈禧不满湘军日益壮大，派心腹任两江总督，来削弱湘军的势力，结果上任不到两年就被一个平头老百姓刺杀了，朝廷钦点的一品大员说杀就杀。
慈禧虽然了解是湘军干的却也无奈，湘军此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杨乃武案对慈禧来说原本只是一件小事，但因王昕上奏的那句：杨昌濬，胡瑞澜为什么如此胆大包天?实在是因为地方官员朋比为奸，欺负朝廷是孤儿寡母。
意思就是湘军太猖狂了，明显是欺负皇帝势弱。
这句话慈禧当然不能忍了，如果不处理，皇权的权威何在?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这件小小的案子，让不少浙江官员如此上心，真的是为了正义?原因其实在于浙江很多官员是原湘军系统的，如杨昌濬是左宗棠的人。
而浙江是科举大省，朝中不少官员是浙江籍，两帮人不对付。
因此慈禧看准时机借杨乃武一案拉一派打一派，但又不能做的太过，还要维持两派的平衡。
所以慈禧的处理手段就很微妙了，既不能杀，又要挽回中央的面子，所以只能先革职后面又官复原职，至于杨乃武案对他们说重要吗? 一个朝廷有几十万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管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他们才是国家兴与亡的实际决定者。
但对于这些文官集团来说，朝廷是皇帝的朝廷，败不败关我何事，不如捞点实际的好处至于史书怎么写，自有皇帝背锅。
当这些文官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当他们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那么这个王朝也就走到尽头了。
纵观历史王朝的溃败都是源于内忧而非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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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动过当帝王的念头吗?为什么这么说呢
什么传言呢，就是说曾国藩曾经有过做的念头。
曾国藩这个人到底想不想做皇帝?严格地讲，任何一个人，他想不想做什么事情，这是很难证明的。
但这个传言传得很厉害，所以我们找出一些跟这个话题有关系的事件，稍作分析，看曾国藩称帝的传言是如何演变的。
据说曾经写了一个纸条给曾国藩，他们是在长江的船中见面，曾国藩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了这么几个字，“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
那时还没有打败，湘军正在进攻太平天国，势头比较好，所以彭玉麟问曾国藩，将来打下南京之后，打败太平天国之后，东南无主，那您以及湘军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拿下，控制起来，自己做江南的主人。
曾国藩看了这纸条，，赶紧碾磨碾磨就吞下肚子里，说雪琴，我们这么熟了，你还拿这个事来试我，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 这个故事听上去有点像小说。
但其实，要说它的来源，还挺写实。
这个故事，据说是彭玉麟的亲兵某人，在船上听到二人的对话，之后将对话告诉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告诉一个叫作梁溪坐观老人的。
然后梁溪坐观老人将它写入一个笔记，叫《野记》。
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注明了消息出处，是听谁谁谁告诉我的。
彭玉麟递纸条的故事，他就说来源是彭玉麟的亲兵。
当然说明了来源，不表示真的来源就是这样，这个大家要明白。
还有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曾国藩的家中。
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就写，湘乡老家建宅院的时候，木匠为了讨好曾家，在念诵上梁文的时候，就说“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当时曾国藩就是两江总督，打下南京之后，家里修房子，工人就嫌两江总督细哩(太小了)，到南京做总督太委屈了，要直接做皇帝。
曾纪芬那会正在湘乡老家，那这种话应该是她亲耳听到的。
湘乡的这些工人为她家做事情的时候，恭维他们家，但是工人这么说，也不能代表曾国藩自己就想做皇帝。
因此黄濬对此有一个评语，他说这是湘乡土人鄙俚之词，并不是兄弟的意思。
就是下层的农民觉得曾国藩功绩这么大，只做一个总督，官太小了，但是总督之上还有什么更高级的职务呢，他们又不清楚，他们只会说皇帝，做皇帝好。
而且民间觉得做皇帝也不是一个多么离经叛道的事情，，，这些皇帝都是白手起家的，曾大人为什么不能白手起家，也做一做皇帝呢?只是不管如何解释如何想，这也不能体现或者不能说就是曾家的意思。
同样又有一条消息，也是来自于曾家，这是来自于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
她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
这应该是李秀成被捕后，跟曾国藩有过一些交流，他劝曾国藩做皇帝。
李秀成到底有没有这样说呢，一般猜测，这也是有可能的。
在交谈的时候，李秀成出于自保，或者出于献计献策能免于一死的心理，也可能说出这些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
所以曾广珊说她爷爷不敢。
这个“不敢”，就勾起后代史学家的一些评论。
曾广珊的这句话先是告诉了她的女儿俞大缜，俞大缜又告诉了近代的著名史学家罗尔纲，然后罗尔纲先生分析了这个“不敢”。
他说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
这个分析，初听好像语音分析，不敢、不干，也能听得过去。
但是按逻辑分析，就发现讲不通。
李秀成劝曾国藩做皇帝，曾国藩不敢，这个不敢就是不敢做，或者就是不同意。
但是罗尔纲说是不敢，不是不干，思想上是没有做皇帝的想法，但行动上却有体现，那就是干了。
其实这句话很好理解，说明了曾国藩没有野心，他不愿意做皇帝，不敢也是不愿意。
还有一个传说，说王闿运劝曾国藩做皇帝，流传最广。
王闿运去拜会曾国藩，两人坐着聊天，王闿运胡说了一通，曾国藩应该自立做皇帝这么一些话。
曾国藩就手沾着茶水，在那茶几上写满了字，王闿运近前一看，原来全部写的是“荒唐”两个字。
就是曾国藩拒绝了王闿运这些不切实际的建议。
这也是小说家言，不可信。
但是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王闿运自己讲，有一回他跟曾国藩两个人对着坐，曾国藩当时还要处理公务，所以一边听他讲，一边处理公务。
王闿运就在这边滔滔不绝，讲什么王闿运没有透露，后来曾国藩因为有事要离开一下，出了门，王闿运偷偷看了一下他在写什么，就发现曾国藩没有认真批改公文，而是在那纸上写了很多“谬”字。
也就是说，曾国藩认为王闿运跟他的讲话很荒谬。
王闿运把这事告诉了杨钧，就是杨度的弟弟，也是湖南很出名的一个学者、书法家。
王闿运跟曾国藩之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十一年(1861)，咸丰逝世，在热河，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与、恭王联手的一群人展开政治斗争，处于胶着状态。
慈禧这边，就主张两宫皇垂帘听政，肃顺就不支持，说应该遵照咸丰帝的遗命，由顾命大臣辅佐皇帝到十八岁，再交还政权。
在这个关键时刻，那时湘军正在进攻安庆，曾国藩在安徽督战，王闿运就写了一封信给曾国藩，说在这个时候有比打安庆更重要的事情，你应该率兵北上，申明女人不可干政的祖制，然后联合恭王、肃顺去打倒慈禧，这叫亲贤并用。
亲就是恭王，恭王是咸丰皇帝的兄弟，贤就是肃顺。
你现在掌握着重要的军权，你要把这两个人拉拢到一块，用军权来支持他们，他们可以辅佐皇帝继续统治下去，垂帘听政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但是，这封信曾国藩没有回复，后来肃顺等人竞争失败，被砍了头，王闿运就“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痛恨曾国藩没有按他的意思去做。
这个事情要是真做了，当然没有曾国藩自己做皇帝那么轰动，但是那绝对也是一件历史上少见的，特别是近代史上绝对大的事情，那整个近代史绝对会有一些改观。
当然曾国藩没有做，也没有回信，也可能这种事情慢慢地传，传成了王闿运要劝曾国藩做皇帝。
曾国藩做皇帝的一些传言，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是以上列举的证据。
但是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发现都不足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曾国藩想做皇帝。
其实曾国藩不想做皇帝，主要是后人，特别是喜欢读历史的人，或者是喜欢一些传统政治，比较欣赏里面那种阴谋论的人，去意淫他，认为他会做皇帝，其实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对皇帝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梦想。
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帝王统治的思想深入民心，所以有很多人这么想一想，但是自己能力地位跟皇帝位差得远，那么他就借着像曾国藩这样的一些人，有地位有权力又有才能的人，想一想这些人会不会像自己一样也有做皇帝的念头，慢慢地想多了，也就干脆地认为曾国藩他是这种人。
既然有能力做，那么你应该想做，因为我也想做，我没有曾国藩那么有本事我还想做皇帝呢，何况曾国藩。
于是这么不是很有格调的一些揣测，就让这种传言越传越远，越传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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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少女为什么称作“黄花闺女”？是如何由来的？
像“黄花闺女”这个词汇，其含义经过多次演变后，最后终于定型，是指代那些待字闺中，青春年少，等候出家的处女。
若追根刨底，能发现这个词汇大有来头。
黄花闺女 在古代，那些皇亲国戚，以及大户人家里未出嫁的公主和小姐，都会在额头上贴上一种装饰品，名曰“花黄”，是用黄纸剪成的类似桃花一样的形状，然后粘贴在额头上，或者直接采用黄色花瓣来粘贴在额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说明她还是一位名花无主的待嫁女子，那些蠢蠢欲动的公子哥可以放心大胆来提亲。
，给额头贴“花黄”的做法在民间流行起来，各阶层少女争相模仿，民间就以“黄花闺女”来指代未出嫁的少女。
黄花闺女 南北朝时期，有一首著名叙事诗《木兰诗》，描述了(412年——502年)女扮男装后，替父从军，继而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然后凯旋归来，受到乡亲热烈赞扬的故事。
诗中有这么一句：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这句诗是描写花木兰在代父从军前，过着那种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
她每天要坐在窗前梳头，把鬓角的秀发整理得柔顺光亮，对着镜子给额头上贴上象征少女身份的花黄。
从此诗看，这时期少女贴花黄已经相当普遍，对花木兰这样的普通少女来说，也成为她每天的必做之事，跟现代女子每天要描眉涂口红是一个道理。
但“黄花闺女”的由来，并非花木兰所创，而是跟南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363年——422年)的女儿有关。
她比花木兰早出生30多年，经过她的传播，黄花闺女一词被逐渐确定下来。
寿阳公主在我国民间素有“花神”的美誉，拥有的姿色，性格又活泼好动，成天喜欢跟一群宫女在皇宫中追逐玩耍。
某天，她玩累了，香汗淋漓，就索性躺在亭子下的长凳上休息，西风把许多的梅花吹落下来，正巧有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头，因为额头有汗珠，梅花被粘住了。
经过汗水浸渍后，寿阳公主的额头出现了一个梅花形状的印迹，怎么擦也擦不掉。
母后看到女儿额头的梅花印迹后，觉得很漂亮，更增加了女儿的妩媚动人，所以，就建议女儿保留下去。
然而，三天过后，这个印迹还是消失了。
为了让额头重新出现可人的梅花印迹，增加自己的，寿阳公主就索性每天摘几瓣梅花贴在额头，做装饰用。
宫女看到寿阳公主如此美丽动人，于是，纷纷效仿。
这个做法很快从皇宫传向了民间女子，并成为常态。
到后来，因为梅花只在才开放，平时又见不到，所以，民间女子脑洞大开，凡是在每个季节能见到的那些黄灿灿的花儿，都会摘来贴在额头，来增加自己的妖娆妩媚。
如，迎春花，刺玫花，菊花，桂花，金盏花，等等，都成为待嫁少女用过的装饰物，但姑娘们用得最多的还是梅花和菊花。
因为它们都有坚贞、高洁的美好寓意。
又到后来，姑娘们采集来这些黄色花朵，晒干后研成粉末，制作成天然颜料，把纸片或树叶剪成自己喜欢的形状，然后染成黄色，贴在自己额头、脸蛋、鼻尖、下巴、嘴角等部位，以彰显自己的爱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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