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谭尧：15岁参加东江纵队少年小鬼班

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

寝室里是八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

图书馆用汽灯。

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

光远写道：“天未黑，馆外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

这还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

”那时，联大的学习氛围很浓。

从内地来的、从沦陷区集中上海再从海道来的，都集在这里，抱着一种希望，想学到一些什么。

那时昆明的凤翥街很热闹，那是昆明以北数县上省的驮马队驻足的地方，这些莘莘学子便与为伍，燃马粪看书。

在联大上课，课分散，教室更分散，无时不须“马拉松”。

联大学生记录道：“一课在新舍东北区，一课在后来改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气大教室，另一课也许在昆北食堂，再一课也许又得跑出大西门到现在师院去，而又一课或者又须跑进城到现在的云端中学(那时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并未完，还得抢椅子，因为座位不够，到迟一步，便只有立着听课了。

” 虽然条件艰苦而清贫，联大的课堂却是大师云集的地方。

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许渊冲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陈寅恪讲“南北唐史研究”。

许渊冲在他的书《逝水年华》中回忆道：“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

”钱锺书那时才20多岁，戴一副黑边大眼睛，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

他除了给“大一”新生开课，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

他讲课只说英语，一口牛津腔，要求学生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

联大的课堂上，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各显神通，非常精彩。

有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闻一多讲《》、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冯友兰讲哲学等等。

联大不但校内名师云集，校外名人来演讲的也不少。

茅盾、老舍、范长江都来联大作过大报告；孙伏园、曹禺来作过小报告；巴金、沈从文、萧乾来参加过座谈会。

联大没有礼堂。

一些重要的演讲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有的就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

抗战期间，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W.H。

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联大演讲。

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贺麟谈青年与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

抗战时期，联大在昆明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块相对远离战乱与喧嚣的精神家园。

据美国学者杜易强统计，仅仅是1942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20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1941年初，昆明已屡有空袭。

到了8、9月，学校大遭轰炸，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有损坏，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

跑警报逐渐成了日常课程。

费孝通后来写道：“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

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

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时最可能放警报的。

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

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焖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有一次躲警报回来，“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

……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

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

在哭。

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

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

没有人哭，是殉葬的奴隶。

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

我打了一个恶心，想吐，连忙缩了回来。

……城里的轰炸从那时起一直到‘飞虎队’光临，足足有两年，着实凶恶了不少”。

在战争中，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颗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袭警报的混乱中。

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金岳霖教授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这部稿子花了他近30年心血的成果。

躲在小山坳里避难时，他就坐在那件宝贝上，格外注意防范。

一天，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他匆匆忙忙往城里赶。

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把手头的巨著丢下了，便赶紧返回原地，但书稿已经不见踪影。

事隔差不多40年后，他调侃着回忆，“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他重写了全部70万字的书稿。

战时的研究者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

藏有珍稀典籍的图书馆和配有最新科学设备的实验室都搁置在沦陷区。

运出的藏书和仪器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目的地时已七零八散。

从化学用品到书写用纸，基础材料的供应都很吃紧。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1943年3月访问云，发现自然科学的每个学科都有人在简陋至极的实验室里坚持工作。

那时，战时科学研究最有成果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战时在云南开展的大量研究，尤其是理工科的项目，都是在昆明僻远的乡村进行的。

清华的无线电研究所设在大普吉，距昆明城有五六公里路。

清华的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也设在大普吉。

沈同教授在泥地瓦屋这样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

战时，数学系的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以他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嘉奖。

由于设备极度缺乏，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削减得最为厉害。

联大的实验物理相当薄弱。

北大的吴大猷认识到，除非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研究的技能和精神，否则战后不可能开展学术建设。

为了维持科研水平，他开始自行设计器材，利用抢救出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同事从美国带回来的低压汞弧灯，在岗头村一个小泥屋里的临时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研究拉曼效应。

曾经留学剑桥的赵忠尧和张文裕则继续做实验研究宇宙射线。

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回忆，他后来的工作，包括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在联大时期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而他的硕士导师、毕业于剑桥的王竹溪，是昆明“最热情最渊博的教授之一”。

1945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Enrico Fermi)和泰勒(Edward Teller)，却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

年底，美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

“皖南事变”发生后，压抑的气氛迫使学生退出政治行动，回到课本，满足于茶馆和电影院的小乐趣；“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宣告了联大三年来活跃政治氛围的终结。

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击退了日机，基本上消除了空袭的威胁。

而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沉潜研究的极其有限的资金保障。

“皖南事变”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政治辩论渐渐沉寂。

联大学生要么埋头苦读，要么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刚开始的激情四溢，而今意兴阑珊，暮气横生。

对教授们来说，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凭着薪水养家糊口，战争岁月里在云南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相反，是沮丧失意的。

1943年，蒋梦麟校长在给当时在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

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

”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

”1943年5月，费正清访问昆明时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

希望维系一个宁静学术和精神家园的联大，最终无法抗拒卷入抗战与政治的浪潮中。

1943至1944年冬天，西南地区的城市开始正式招募学生参加军事服务，驻华美军及美国人在印度训练的远征军，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特别需要译员与中方沟通。

就在“事件”爆发前，美国志愿军(即“飞虎队”，后来的第14航空队)抵达昆明时，有些联大学生响应号召参加双语志愿团。

1944年4月，联大教授会表决要求，毕业班所有身强体壮的男生投笔从戎当译员。

激进的革命力量也在酝酿着。

1943年10月的一天，有个学生经过新校舍一间教室，听见闻一多高亢的声音，他朗诵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之后，：“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里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

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 随机文章牧师的蓝洞天坑，世界上最深的盐水天坑（深达202米）尼泊尔卢卡拉机场,唯一飞机不受控制的机场秦始皇陵是谁发现的，陕西临潼县农民杨志发打井时发现专家解读导弹是核武吗，导弹更先进但不是核武威力强悍的硬币散弹枪，可以装填各种物体的散弹枪（铁丝/石头/硬币）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10月，129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分局成立以边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救灾委员会，全权指挥抗旱救灾工作，并通令：凡救灾委员会发布的决定、指示、命令，各系统各部门均应毫无条件地执行。

救灾委员会的第一个通令：野菜代粮，备战备荒。

由于缺少粮食，1943年春天，边区政府号召全民出动，采挖野菜。

关于野菜，大体分三类：一是树叶，如槐树叶、杏树叶、柳树叶、杨树叶、椿树叶、椴树叶，再就是核桃絮、柳絮、榆钱和槐花;二是山野自生自灭的野苗，如猪猪鬃、灰灰苗、毛女菜、杏缨菜、苦苦菜、刺蓟菜、蒲公英、扫帚苗、马线菜、山苋菜、洋桃叶蔓，还有野莜麦、蒺藜、莠草的籽粒等等;三是庄稼的叶子，如红萝卜缨、白萝卜缨、蔓菁缨、黄豆和黑豆叶、豆荚秧…… 树皮也算是另一种野菜。

灾荒年，树们也真是受尽了苦，枝上的嫩叶刚刚绽开，就被人捋光了，再努力地长，又被捋了，直到秋后也没有长满。

最倒霉的是树皮了，被剥得一片一片，木质部分露出来，白戗戗的，像是死人的骨头。

满山遍野，都是采野菜的人们，村外采完了，远途采。

山腰采完了，山顶上采。

边采边吃，双手被染绿了，嘴唇也被染绿了。

1943年七、八月间，山里更旱，涉县的许多山庄，连野菜也长不起来了。

路边的野草也被旱死，焦黄的草叶散在地上，像一摊摊尖硬的鱼刺。

救灾委员会组织考察，决定各地灾民集中到清漳河两岸地区采集，并指示漳河两岸群众要发扬互帮互助精神，对前来采菜的灾民给予方便，不得借口阻挠。

要求各地民兵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划分采集区域，安排食宿地段。

八月里，秋阳下，数万满脸菜色的灾民，拉着数千头瘦不禁风的牲口，携家带口，拿着炊具，牲口背上还驮着又脏又破的被褥，从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荒旱的山坡拥来，在一百多里长的清漳河两岸采撷野菜。

阡陌交通之上，蠕动着蚂蚁般的人群，为了最低限的生存，他们在吮吸大地乳房的最后一点营养啊。

饥饿至极的人们望着满地野草，眼都绿了，恨不得自己变成牛、羊、猪、驴，长出一付驴肺猪肠，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啊。

秋霜下来的时候，每个灾民都储存了二、三百斤的过冬野菜。

家家户户，房下房下，晒的都是野菜。

晒干后，一堆堆地码起来，直达屋顶，像储备牲畜的冬草一样。

这就是他们今冬的活命食粮。

人与牲畜，已降为一个标准了。

民谚：“久旱出蝗虫”、“旱生蚂蚱涝生鱼”。

连续大旱，连年战争，人口流亡，土地摞荒，蝗卵孽生。

尤其在黄河南岸，由于花园口黄河改道之后，旧河道一片滩涂，荒草丛生，，蝗蝻急剧孽长，如毒火燎原，逐成大害。

1943年4月，大批蝗虫从黄河南飞到黄河北，沿平汉线向两侧急剧扩展。

太阳不见了，庄稼不见了，道路不见了，爹娘不见了。

数以亿亿计的蝗虫们，大如谷穗、小如豇豆，有黄、绿和黄绿相嵌三种颜色，飞起来呼呼作响，如飓风暴雨，遮天蔽日，每群有二、三里宽，十多里长。

一旦落地，上下相拥，厚达一、二尺，形成连绵起伏的小山包，像流动的沙丘。

掉进水渠里，则相互拥抱，结成足球大小的疙瘩，随波浮沉。

清漳河里，滚满了这样的虫球。

一起一落之间，庄稼全部吃光，树头大部压折。

素称蝗虫不吃的作物如芝麻、绿豆、棉花叶，也照样吃，连苇子叶，野菜叶、野草叶也吃光了…… 蝗虫过后，在土下留下一窝窝不易发现的虫卵，20天后便孵化出黑黝黝的蝗蝻。

蚂蚁大小的蝗蝻踽踽地向一块聚拢，一会儿聚成一蛋，百个、千个、万个、千万个……最终变成几亩大的蝗山蝻海，风一吹动，汹涌起伏，犹如褐色海浪一般。

蝗蝻虽不会飞，却会弹跳，成群结队，大小相随，有组织性的向一个方向运动。

蝗蝻几经蜕皮，颜色变幻，就长成飞蝗…… …… 不少人饿死了，一些家里的炕上躺着两、三个死人，连埋葬的力气和悲痛的心情也没有了。

有不少人因绝望而亡。

因无人善后，自缢者的尸体一直挂在房梁上或庭院中的树上，被风干了，被虫蛆噬咬完了，只剩下白森森的骷髅架子。

到处是黄蒿，从田野长到村街里，从村街里长到家院里，从家院里长到房屋里。

屋顶早就塌陷了，角落里不时可见一堆堆骨头，相互缠绕，或拥在一起。

无疑，原来那肯定是一家人了。

贫雇农们从心底里盼着减租减息，却又顾虑重重。

八路军只是起义军，蒋委员长才是真。

他老人家不发话，将来的政策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 (旧)?倒霉的最终是我们…… 摇晃的地租 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八路军带给贫困农民的见面礼。

二五(25%)减租，分半(50%)减息。

这是抗战期间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根本政策。

传统的土地制度、借贷制度，体现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使得落后的农村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矛盾丛生。

新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又团结了广大地主、富农，使全社会形成抗日的大合奏。

但这项工作推行的难度太大了。

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大部分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们已经习惯于剥削。

土地租佃契约多种多样，水地、旱地又分，交租比例各不相同，但过去大致是按五五交租，即收成的一半由佃户自留，一半交地主。

生产工具自备，田赋杂税双方分摊。

佃户们从心底里盼着能把租额利息降下来，但当八路军真正实行减租减息的时候，他们又害怕了。

主要是怕变天。

八路军不是政府军，是起义军，蒋委员长才是真皇帝。

他老人家不说话，八路军在这里乱来，以后日本人退了，八路军走了，一切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到头来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倒霉的最终是我们。

所以，白天开会时听八路军宣传，高兴一阵子，喊一阵子口号，晚上又害怕了。

地是人家东家的，如果东家不让咱租，还是活不下去。

怎么办? 天黑了，八路军回去了，佃户们回到家后，又后悔了，睡不着觉了。

连夜带着老婆女儿，到地主家里，下跪，道歉，说好话：“不是我要这样，是八路军这帮共匪要这样，主家，你看咋办?” 东江村某佃户买了一斤猪肉送到地主家，央求明年继续租地，按老契约交租…… 地主也犯愁了，现在是国难时期，八路军要抗日救国，公开顶撞是没道理的，也是要吃亏的。

于是，双方商量好，表面上按八路军的政策，契约上写明是二五减租，但秋后交租时，仍按原来契约执行。

明减暗不减，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 1941年之后，随着各地抗日县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减租减息暂行办法》的颁布，减租减息运动才开始正规起来。

各地都搞了试点，发动村农会会员向地主、佃户讲解减租政策，再三表明这一政策是抗日期间的国策，是蒋委员长同意制订的，在国统区内也一样在搞。

边区政策明确规定：只要佃户按协议交租，地主无权收回租种的土地。

各地对每一类土地评议了产量，规定了应交租额。

缩小了斗量，把原来35斤斗改为28斤斗。

不少地方局面已经打开。

不少农民大胆地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实实在在地进行减租减息了。

但减租减息是一个系统工程，战争年代，敌我交错，昼退夜进，战局不稳，人心不定，也很难把此项工作进行到底，只有等到战局彻底好转。

每个村庄，都在缓慢却艰韧地进行着，既不能把地主、富农推向极端，维护统一战线，又要充分调动贫雇农的积极性。

乡村的热情，一天天地高涨起来了…… 随机文章请问秦始皇到底有什么政绩呢？盘点世界六大沉船，英国用客轮偷运武器连累乘客（1200死）黑龙江不明飞行物砸出10多米大坑，专家证实为人工制造2018.1.30美国ufo事件，环状不明飞行物倾斜悬浮于半空揭秘印度2018登月计划，阿三开挂仅靠960万美元登月（牛飞了）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