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为何以皇后之礼下葬自己的妹妹新城公主?
【千问解读】
新城公主不但是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最小的女儿,更是唐高宗李治同父同母的妹妹,她去世后,李治以皇后之礼将其下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李治之所以会以皇后之礼,下葬自己的妹妹,一方面是出于哥哥对妹妹的疼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城公主一生的经历,让李治觉得对她有所亏欠。
公元634年,新城公主出生于长安。
这一年是贞观八年,唐朝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
新城公主的生母,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发妻长孙皇后。
在新城公主出生前,长孙皇后已经为唐太宗李世民生下了三子三女,和唐太宗李世民感情极好。
然而,在新城公主出生之后,长孙皇后的身体情况,却越来越差。
后世史家猜测,极有可能是长孙皇后在生产的时候,落下了病根,所以身体每况愈下。
两年之后,就在新城公主刚刚三岁的时候,长孙皇后便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世界。
刚刚学会走路便没了娘,这样的新城公主,自然是十分可怜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真相,新城公主从小便得到了父兄加倍的宠爱,被所有人奉为掌上明珠。
贞观十六年,刚刚年满九岁的新城公主,正式受封,被唐太宗李世民初封为衡山公主。
衡山公主这个封号,那可是相当有讲究的。
按照唐朝礼制,名山大川是不行当作封号的。
而唐太宗李世民愿意给自己这个小女儿单独破例一次,足可见唐太宗李世民对她的宠爱。
就在新城公主刚刚受封之后不久,唐太宗李世民便又给她定了一桩婚事。
当时恰逢贞观名臣魏征病重,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为了感谢魏征多年来对国家的贡献,唐太宗李世民做主给新城公主和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定下了一桩婚约。
然而不久之后,唐朝开国名将侯君集谋反。
在这桩谋反案当中,包括侯君集在内的好几位主谋,都是昔日魏征举荐的。
正是因为这个真相,唐太宗李世民勃然大怒,怀疑魏征也曾心怀不轨,于是便主动废止了这桩婚约。
在这桩婚约被废掉之后,接下来好几年的时间里,唐太宗李世民都没有再给新城公主指婚。
出于对小闺女的疼爱,唐太宗李世民自然要给新城公主选一位最合适的夫婿。
之前和魏征家的联姻,让唐太宗李世民有些泄气,连魏征他们家都会出问题,唐太宗李世民自然就更不敢随意给小女儿指婚了。
就这样,转眼,几年过去了。
到了贞观二十三年,新城公主已经16岁了。
按照唐朝的婚姻制度,16岁的闺女还没出嫁,就已经相当于是大龄女性了。
在看到小女儿一天比一天大,而自己的身体又越来越差,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决定敲定新城公主的婚事。
在一番挑选之后,唐太宗李世民挑选了扬州都督府长史长孙操的儿子,长孙诠。
这里要多解释一下,从辈分上来说,新城公主的母亲长孙皇后,本来得叫长孙操一声叔叔,因为这俩人确实都是长孙家的。
所以从辈分上来解释,新城公主本来相当于是嫁了自己的一个远方舅舅。
只不过双方的血缘关系,已经相当远了。
长孙操的爷爷,和长孙皇后的太爷爷是亲兄弟。
但是到了新城公主这一代,已经出了五服,所以也不算乱伦。
长孙家是贞观年间的外戚家族,家世显赫,而长孙诠也是一表人才。
不管是家世还是个人,确实都是新城公主最合适的夫婿。
可惜的是,此时的唐太宗李世民,身体已经不可以了。
再加上公主出嫁,仪式筹备需要时间。
所以,直到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唐太宗李世民也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小女儿出嫁。
对于一生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言,这也成了他临终之前最大的一个遗憾。
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其子李治登基。
虽然换了新帝王,但新城公主所受的宠爱却并没有减少半分。
因为李治是她的嫡亲哥哥,李治登基之后,对这个小妹妹仍是极为照顾。
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去世,新城公主的这桩婚事,不得不再次拖了下来。
直到三年之后,新城公主才终于和长孙诠完婚。
而新城公主完婚之前,李治也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将原来衡山公主的封号,改封为新城长公主,并增加了新城公主的封邑。
新城公主和长孙诠完婚之后,两人感情十分和谐,接下来的几年,也成了新城公主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的是,几年之后,因为长孙家的领头人长孙无忌,被中书令许敬宗诬告谋反,整个长孙家都受到了牵连。
在这个过程当中,长孙诠也被牵连,流放巂州,后来更是直接被当地官员给暗杀了!
长孙诠的死,让原来十分幸福的新城公主,人生彻底跌落谷底,也由此和哥哥李治闹翻,一生都没有再原谅李治。
对于新城公主,李治也是有苦说不出。
他既愧疚于自己毁了妹妹的幸福,但同时又因为长孙家权势过大,不得不对长孙家下杀手。
这种矛盾的心理,让李治对新城公主更加愧疚,只能在物质上尽可能地弥补妹妹。
后来更是从京城诸多青年才俊当中,挑选了出自京兆韦氏的大帅哥韦正矩,当作新城公主新的夫婿。
然而在嫁给这位新夫婿之后,新城公主却因为无法走出之前的婚姻,而对韦正矩十分冷淡,两人感情极为淡漠。
就这样,嫁给韦正矩之后,新城公主越发憔悴,几年之后,终于因病去世,终年三十岁。
新城公主去世后,李治勃然大怒,迁怒于韦正矩,认为是韦正矩没有照顾好新城公主,直接杀了韦正矩。
然后以皇后之礼,将新城公主下葬。
在整个唐朝,仅此一例。
这里要多说一句,所谓的以皇后之礼下葬,并不是说李治和新城公主有什么不伦的行为,而是指新城公主下葬的礼仪超过了规格。
皇后下葬之礼,是历史女子能够享受到的最高下葬礼仪。
以皇后之礼下葬,是指李治希望以最高规格的葬礼,送走自己的妹妹,而不是其他意思。
再之后,到了1994年的时候,陕西考古队在维修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时候,千问网,意外打开了新城公主的陵墓。
因为当时陵墓已经被破坏,所以考古队不得不进行抢救性挖掘。
在挖掘过程当中,考古队发现,新城公主陵墓内有一个很奥秘的现象:新城公主的陵墓规格,丝毫不逊色于皇后陵墓。
另外,陵墓内壁画上所有侍女,都被抹去了头部。
后来据古代专家们考证,终于得出结论:这些壁画上的侍女,之所以被抹去了头部,本来同样是李治的泄愤之举。
因为李治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侍女没侍奉好新城公主,所以新城公主才会早逝。
在新城公主去世之后,李治不光干掉了韦正矩这位驸马泄愤,还同时处理掉了新城公主府上的所有侍女,让这些侍女给新城公主陪葬。
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新城公主一生最大的悲剧,本来正来源于唐朝高层的权力争夺。
如果没有这些争权夺利的事情,长孙诠也不会被流放致死,新城公主的生活,依然会十分幸福。
至于后来所谓的以皇后之礼下葬,看似是一种荣耀和补偿,但对死后之人的补偿,又有什么用呢?
伤不起的"预言":慈禧太后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
按理四岁冲帝,应该懂事,做,受朝贺,更应喜气洋洋,岂知冲帝坐上宝座,即大哭不止,摄政王一面哄冲帝说:一会儿即完了。
“一会儿就完了”一语,竟谶。
第二天,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的记载,或许仅是一条莫须有的政治段子,然其中所反映的时人心态,却是再真实不过。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快完了?这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大事件”讲起。
伤不起的“预言” 1908年11月15日清晨五点半,天尚未亮,在军机处供职的许宝蘅刚赶到西苑门,迎面远远看见一辆鹅黄色的吉祥轿,他心中不禁“咯噔”一声。
果然,匆匆走进直房,许看到放在公案上的遗诏,方知原来皇帝已于昨日“龙驭上宾”。
强抑住悲恸之情,继续处理手头公务。
孰知到了中午十一点,许又听闻“危笃”。
“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他内心的恐慌与迷茫情绪再也无法按捺,竟然“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完全乱了方寸。
无独有偶,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于当天下午顿觉天色突变,“阴风凄惨”,不到五点,外面便已黑成一片。
夜里十二点半,正在卧榻熟睡的恽氏,被仆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未来得及披上棉袄,一份新出的邸抄便让其感到热血涌头,两眼发黑,五雷轰顶,天晕地旋,“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恽彷徨无措,无法成寐。
余下的几日里,恽氏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往昔慈禧对其的恩典画面,“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
” 一般京官尚且如此哀伤与慌张,那些位居中枢的权臣们,尤其有天塌下来的惊恐之情。
如军机大臣荣庆,居然一连好几天“神志昏迷”,对于手中的公务、官报及谕旨,全然集中不了精力,一再延宕搁置。
网络配图 京城上下,可谓阴云密布,气氛凝重。
而地方上却是另一番让人的景象。
两宫殡天,清廷规定“国有大丧……一月之内禁止婚嫁,百日之内不准动音乐,并不准剃头。
”然而太原的老百姓不愿因皇们的白事而耽搁了自己家的红事,继续敲锣打鼓、披红戴绿,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嫁姑娘的嫁姑娘。
更加雷人的是,按照朝廷谕旨,湖北各署官员当于17日纷纷赴紫阳桥奠所哭灵,各大员还须亲自哭临牌位。
为了保证哭得煽情,哭得逼真,哭得到位,哭得悲戚,各大员不约而同地怀揣一把胡椒粉,“到灵位前以手摸两眼,即大声喊叫而流涕矣。
”武汉学堂的青年学子们,居然拿新任摄政王载沣开起了忤逆不道之玩笑。
他们戏谑道:“开国以摄政王兴,此次必以摄政王亡也。
噫!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是同一理耳。
” 官心紊乱,民心思变,这即是慈禧与光绪死后不久的真实写照。
外国势力很快便洞察了慈禧之死所造成的清政府权力真空状态。
1909年初,时时关注中国政局的日本政坛元老判断:“中国在三年内将会发生革命。
” 这是一句听起来令中国官绅深感伤不起的恶毒预言。
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一针见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
“舵手”慈禧 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五十年,一直处于强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强人,非慈禧莫属。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和著名汉学家白克浩斯曾经在《慈禧外传》中对这位女强人的个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
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
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
”网络配图 诚哉斯言,慈禧的个性与禀赋恰恰让她成为驾驭传统威权体制的不二人选。
她精明强干,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
同时慈禧还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无时无刻都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
这种家长制人格,正是强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无论是还是光绪,在个人气质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见。
后强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层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即慈禧与光绪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也正是这种最高权力结构的二元化格局,使得慈禧必须承担起引领清政府政治航向的重任。
无论是旨在自强求富、改革经济体制的“”,抑或深受甲午海战大败于蕞尔邻邦日本刺激而意图改变政治体制的,还是后推行全面政改的清末新政,若没有的推动或默许,这三次走向现代化的选择都不可能最终付诸实践。
虽然这位常因现代政治识见的匮乏与传统宫中妇人的脾性而备受世人诟病,但她的铁腕与强势,使她无愧于晚清改革总设计师的称号。
也正是每每于命运攸关之际,利用手中的传统政治资源进行重大变革,慈禧也被时人视为不可替代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地方士绅们,将改革成功与否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其身上。
1906年9月1日,由慈禧最终拍板拟定的《预备仿行立宪上谕》颁布,一时间士绅们莫不奔走相告,。
甚至有人建议,因为慈禧的生日是11月25日,那么就将这一天作为立宪纪念日,“从此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
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地庆贺大典”。
可见,二十世纪初之中国,慈禧这位政治强人的光环尚未祛魅。
网络配图 再牛的政治强人也是人,也有他老去的那一天。
其实早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已心力交瘁、疲态尽显。
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当军机大臣王文韶携带印信徒步三天赶来时,慈禧“立命入对,相持而泣”,边哭边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女性所特有的脆弱无助此刻暴露无遗。
归銮后,她更趋于老态消沉,岑春煊曾回忆:“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
期以及身不变而已。
不遑虑远图矣。
”除了颐养残年,慈禧做得最多的,便是托孤。
1905年的六月初一,体仁阁大学士那桐赴仁寿殿汇报工作。
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的慈禧,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
”这预示着要逐渐对政权放手。
传统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强人政治往往是国家构建中必须经历且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
国家需要转型,转型需要政治强人。
然而强人在推动国家前进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与制衡,也会带来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等一系列恶果。
而且如果国民形成了对某个政治强人的依赖,则容易产生“救世主”情结,认定强人可以摆平一切难题。
然而,强人长期掌权,便导致整个权力系统的循环停滞,犹如人体血液流动不畅而引发管道淤塞,一旦有变,轻则瘫痪,重则毙命。
慈禧决定大撒把,这意味着清末政治航道大脱轨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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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历史上第一位由帝王亲自抚养的皇子
李治的出生并不平凡。
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千载可称,一人而已”的唐太宗,母亲是“贤哉长孙,母仪何伟”的文德皇后,更是因为他的甫一降世就让父亲欣喜之下大宴群臣,而有幸在这一天出生的人也因此得到了赏赐。
所以李治的诞生,排场不可谓不大。
等到贞观五年李治受封为王的时候,李治的独特地位更是凸显了出来。
因为唐太宗将这个小儿子册封为了晋王,随后又授予了并州都督一职,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
但凡对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
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所以唐太宗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对这个幼子的宠爱之心可见一斑了。
当然,李治也很不辜负父亲的厚爱,从小就很聪慧。
据说李治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能抓着笔写下一个“敕”字,想来是唐太宗批阅奏折时经常抱着他,甚至兴致大发曾教过他这个字的原因,所以李治才能依葫芦画瓢地将之写出来。
史书还记载了李治对父母十分孝顺,对兄弟也很友爱,唐太宗曾经考察他对《孝经》的理解,李治是对答如流,唐太宗闻言更是高兴万分。
然而好花不常开,在,对于李治来说,童年温馨美好的时光是那么的短促。
贞观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刚刚过完八岁生日的李治自此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曾经父慈母爱的和暖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年幼的李治哀伤异常,唐太宗心疼自己的小儿子,索性将李治兄妹接到自己的寝殿一同居住,于是《唐会要》上便留下了这样一笔记载:“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
”而放眼整个大唐王朝,被亲自抚养长大的皇子唯有李治一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殊荣! 不过唐太宗对这个小儿子的偏爱并不止于此。
在李治已经遥领并州都督的情况下,唐太宗又加封他为右武候大将军。
等到贞观十六年的时候,李治更是连自己的封地都没去就直接上朝参与政事了。
对此,史书上特别用了“特深宠异”这四个字来形容唐太宗对李治的溺爱之情。
原本李治可以就这样,作为一个备受宠爱的皇子亲王在父亲的膝下逍遥度日,然而贞观十七年的易储风波却将李治也卷了进来。
为了尽快得到皇位的继承权,对父亲表示自己愿意杀子传弟。
结果褚遂良一举揭穿了李泰的谎言,并向唐太宗进言:“此次太子的叛乱,说白了就是您不懂节制的宠爱造成的。
前事不远,吾属之师,如果您打算立李泰为太子,那么就将李治打发到自己的封地去吧,免得最后一个都保不住。
”然而唐太宗在听了褚遂良的话后,反应却是非常的特别,既不是对李泰谎言的恍然大悟,也不是沉默不语,更不是痛骂指责,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褚遂良向他提出的要求上——让李治去自己的封国。
面对这样一个要求,唐太宗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回答。
《旧唐书》写到:“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
’” 唐太宗舍不得离开他的这个小儿子,舍不得与李治分离,甚至一想到以后他与李治每年只能见到屈指可数的几面,就忍不住了。
所以唐太宗为了同时保证这三个爱子的生命安全,将李治一手扶上了储君的宝座,册立为太子,而此时的李治尚不足十六岁。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对李治的宠爱一如既往,甚至可以说是更甚以往。
李治的长子出生,虽然只是庶出,但唐太宗仍十分高兴,不仅在宴会上“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
而唐太宗先前一直将李治安置在自己寝殿的一侧,即便是在李治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让他按制住到东宫去。
直到贞观十八年刘洎上书,贞观二十年褚遂良上书,唐太宗这才答应了让李治每个月一半的时间住到东宫,一半的时间仍留在自己身边。
更有一次唐太宗在大怒之下要斩苑西监穆裕,李治挺身而出犯颜进谏,结果唐太宗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得意地说:“皇太子自幼在朕膝前,常常看到朕虚心纳谏,所以之下,便有了今日之谏。
” 不过相比唐太宗征高丽时那些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肉麻事件,这些溺爱的事迹已经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而说到征高丽时的肉麻事,首当其冲的便数那封《两度帖》了。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便即报。
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
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
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你的书信。
爸爸我担心的要死。
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一样。
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
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
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
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
爸爸,敕。
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征高丽,李治身为太子留守在后方。
李治非常思念自己的父亲,请求上表问候起居,于是唐太宗为了彼此能够及时了解对方的状况,首创了飞表奏事制度,这封信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几乎所有人第一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都很难相信会是唐太宗这样的一国之君写的。
尤其是那几句:看不到稚奴你的信,爸爸我就“忌欲恒死”;看到了你的信后才放下心来,就像“死而更生”;最后再来一句爸爸想你想到“忆奴欲死”——读来真是令我们这些现代人都觉得肉麻得很。
不仅如此,李治在听说唐太宗征战期间一度距离“贼城不逾百步”后,紧张到“魂飞胆战,莫知自处”,连忙向自己的父亲表示“伏愿思宗社之重,以亿兆为心”,告诉他打仗别那么勇猛,做儿子的很担心。
于是唐太宗立即回了一封《克高丽报皇太子书》,表示自己自从收到他的信后,因为想着自己的儿子会担心,“所以不执斧钺”,而且“此后必不亲行阵,勿为忧虑也。
” 而且就在唐太宗亲征高丽之前,李治是一路送到了定州。
直到不能再送了,面对的爱子,唐太宗就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不到我们父子二人再相见的时候,我绝不会换下这身衣服。
” 所以后来唐太宗的衣服是穿脏了又穿破了,连大臣都看不下去了劝他换一件,他却死活不肯答应。
还是等到李治进献了新衣服后,唐太宗这才换下了身上这件已经穿烂了的袍子。
等到唐太宗征辽回来后又准备巡幸灵州,本打算带着李治一起前去,结果张行成上疏说:“臣听说皇太子要陪同陛下一起去灵州,不过臣认为与其陛下因私爱而让太子陪同巡幸,不如趁此时让太子留下来监国,接待百官商议朝政决断众事,熟悉朝廷事务,这样既可安定京师重镇,而且又可向四方显示太子的圣德。
”唐太宗认为他说的有理,便将之提拔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重,李治亲自照料自己的父亲,鬓边的头发都变白了。
唐太宗感慨道:“你这些天吃不好睡不好,亲奉汤药不离左右,就是为了照顾我,年纪轻轻两鬓就有了白发,比古时候的文王还要孝顺。
就算我死了,想来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 就在这一年五月己巳,唐太宗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六月甲戌朔,李治即位,是为高宗皇帝。
纵观李治前二十二年的人生,可谓是在唐太宗的呵宠下长大的。
即便是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仍对这个爱子宠溺异常,种种待遇都有违常制,对李治处理政务的能力也可以说是手把手地言传身教。
史书中就有记载,唐太宗每次上朝时就让李治在一旁学习,有时候还让他亲自参议政事;考虑到李治自幼长于深宫,对民间疾苦并不了解,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抓着了一些细枝末节,唐太宗也会充分利用起来进行教导,比如吃饭的时候就告诉他,只有不夺农时才能保证一日三餐的供给正常。
也正是在唐太宗的悉心教导下,李治才能够继贞观之后开创出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
所以我们今人虽然只能透过冰冷的史料来回顾这段父子情深,但是从这些白纸黑字中,依然能感受到唐太宗对李治的拳拳父爱,以及正是在这拳拳父爱中成长起来的唐高宗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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