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攻明京畿之战: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是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战也是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战后崇祯以三大罪将袁崇焕拿下,打入监狱。
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其实自崇祯元年平台召对许下“五年复辽”大计始,袁崇焕便给自己打开了死亡之门。
他建立的宁锦防线固然挡住了皇太极铁骑,但明关内防御空虚,尤其是明与蒙古部落接界的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
【千问解读】
公元1629年10月,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绕过山海关,长驱直入突袭北京。
此战也是袁崇焕人生最后的一战。
战后崇祯以三大罪将袁崇焕拿下,打入监狱。
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其实自崇祯元年平台召对许下“五年复辽”大计始,袁崇焕便给自己打开了死亡之门。
他建立的宁锦防线固然挡住了皇太极铁骑,但明关内防御空虚,尤其是明与蒙古部落接界的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守备相当薄弱。
袁崇焕多次提醒崇祯帝加强蓟防,“宜宿重兵”,强调万一蒙古喀喇沁等部充当后金向导,“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从长城薄弱隘口入犯,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明廷还没议出具体落实方案,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后金军队绕过山海关,借道蒙古,从喜峰口突入塞内,攻入龙井关、大安口。
几乎毫无防备的明军遇敌即溃,很快,后金军兵临距离北京仅二三百里的遵化城下,吓得紫禁城十一月初一宣布京师戒严。
由于此次事变发生在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之后,有人提出,正是少了毛文龙的战略牵制,后金才敢全力放手西进,在京畿、山海关一线盘桓、蹂躏达半年之久。
事实上,己巳之变的发生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而非斩杀毛文龙所致。
早在崇祯二年二月,此时毛文龙还未死,汉官高鸿中就曾上奏皇太极,劝请讲和或进兵明朝,基于后金与明朝多次议和失败,皇太极认为高鸿中“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但不能马上出征,“俟地锄完即行”。
对游牧民族来说,战争能促使本部落财富迅速积累,弥补资源、生计的不足。
皇太极即位后发动的宁锦战役,以失败告终,来一次“抢西边”,不仅利于稳定军心、民心,得到物资上的满足,也能提高皇太极的威信。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关键是何时何地发动?选择在十月,一则忙完秋收;二则此时漠南蒙古东部大半附属后金,不仅解决后顾之忧,后金与明朝的战线得以在更广延的长城沿线展开,使明朝防不胜防。
皇太极冒险进军
经过数月的准备,十月初,皇太极亲率大军出征伐明,以归顺后金、熟知路径的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嘎都为向导。
二十六日深夜至次日上午,后金兵攻破长城龙井关和大安口。
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龙井关与大安口被破,刘策应负直接责任,一般认为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统管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出了纰漏,他也要负领导责任。
但明朝叠床架屋的军事管理体制,蓟镇实际上还真不归他管,不然难以解释他几次上书要求加强蓟镇防务,如果归他管,他自己早去做了。
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中得知后金军消息,“一闻蓟警即发援兵”。
据袁崇焕后来自述,还未等他下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奉朝廷之命“坐调即行”,领精兵4000率先驰援,行军三昼夜抵达蓟州镇驻地三屯营,因总兵朱国彦不容入城,赵率教等人策马向西,十一月初四在遵化城下与满蒙骑兵激战。
曾在宁锦、宁远之战中数次击退后金兵的赵率教不幸中箭坠马而死,全军覆没。
次日,遵化陷落,两天后,三屯营被后金攻破,明廷将后金堵在遵化的计划宣告失败。
消息传到京师,朝野惊恐,朱由检十分气愤,责备廷臣守边之略之无效,要求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十一月初五,袁崇焕亲自出马,督关外两员大将祖大寿、何可纲率骑兵疾驰入关。
袁崇焕何以在接到敌情7天后带兵入关,期间,他在哪干了些什么?朝鲜使臣李忔的《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提供了一些线索。
十一月一日和二日,袁崇焕干了三件事:一、前往文庙参谒,与诸生讲学;二、讨论年终考核官吏优劣问题;三、与诸将讨论敌情。
袁崇焕认为,进犯关内者“稳是束卜的家达子勾引前月通好的千数奴兵为前锋入犯,必非奴酋大举,亦非插汉的兵马”。
即此役为蒙古部落与后金千数兵马联合起来的小打小闹,他还安慰朝鲜一行人:贼夷从前就是如此,不须挂念。
待我关外兵到时,定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几天后,李忔听说袁崇焕领着关外精锐入关,不由得感叹“贼势之猖獗,闷极闷极”。
为了对付“夷贼”,袁崇焕做了以下部署:调集各部扼守要地,如山海关、永平、迁安、建昌、蓟州等,命曹鸣雷、祖大寿驻蓟州遏敌,自己居中应援。
蓟州处于遵化-通州中间,距北京180里,是维系京师安危的军事重镇。
除袁崇焕驻蓟州外,在山海关、京师要道、京畿周围,袁崇焕都做了妥善的军事安排,朱由检对此表示赞许,并命各路援兵,俱听督师袁崇焕调度。
十一月十日,袁军赶到蓟州,次日,大败后金军于马伸桥,士气大振,袁崇焕估摸,“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同各将领守在城东楼,伺机以待,意图凭借蓟州阻击皇太极。
此前皇太极逢城必下,确保归路畅通,他也知道此时对手是善于守城的袁崇焕,攻打蓟州有可能又是一场硬仗,便兵行险着,冒着被关宁军截断后路的危险直扑京城,此举也让袁崇焕的布置落空,对后金军动向研判失误。
袁崇焕打探到消息立马率兵追踪,不料皇太极军队连破京师东面屏障三河、香河、顺义等地,于十一月十五日抵达通州,距离京师仅40里。
承平日久的北京城
此时,摆在袁崇焕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将皇太极军队堵在通州之外,要么在北京来场正面对决。
十一月十五日,袁崇焕昼夜兼程至河西务,召集诸将商讨应对策略。
副总兵周文郁参与了此次会议,极力反对袁崇焕带兵前往北京。
他认为,大兵宜迎击敌军,不宜入都。
况且袁崇焕在没有接到进京谕旨情况下,入京勤王,要治重罪。
袁崇焕清楚知道,皇太极巧妙避开蓟州及袁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战火烧到京城之下,在哪里打,什么时候打,主动权不在自己,京师周边各据点包括通州皇太极完全可以绕过,所以核心问题是——势必要抢在皇太极军队之前,赶到北京城外,依托北京坚城反击待援。
从之前的战况来看,除了关宁军,能和清军做对手的明军几乎没有。
会议结束后不久,袁崇焕率9000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走小道急奔,终于赶在后金兵之前于十七日至北京城广渠门外扎营。
让京城的皇帝和达官贵人们真切感受到战争就在家门口,政治上对袁崇焕非常不利,但此时他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从十一月一日京城宣布戒严起,城内外人心惶惶,19岁的皇帝朱由检心乱如麻。
眼见皇太极离他越来越近,朱由检先是命久经沙场、70岁高龄的孙承宗负责通州地区的防卫,确保京师安全。
结果与孙承宗就京师防务进行一番磋商后,朱由检改变了主意,命其留在京师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
可怜年迈的孙大人披星戴月巡视完都城防务后,皇帝又传旨命其驻守通州,孙承宗只好奉命行事。
不止朱由检,承平日久的北京城也没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
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同工部尚书张凤翔检查京城火器防备情况,发现好多火器都叫不上名字,即便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可该来的还是要来。
战争于二十日首先在满桂和侯世禄驻守的德胜门外打响。
二十日,皇太极统大军扎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立营于东北。
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等人,领满洲右翼四旗,及右翼蒙古兵,向明军发起进攻。
一时之间,炮声震天,后金两军边杀边进,很快追至城下,侯世禄避战,满桂率军独战时不幸被城上大炮误伤,满桂领着残余的一百多人,退入关帝庙休整,“乃休战”。
次日,满桂残兵避入德胜门瓮城休养。
同一天,在广渠门外,袁崇焕亲率9000骑兵与满洲八旗左翼兵,及蒙古骑兵展开了一场厮杀。
正午,后金向祖大寿阵直扑而来,明军奋力抵抗,击退敌军。
后金遂改变战术,打算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等率主力攻击北边的王承胤所部,见后金兵冲来,出乎周文郁意料的是,王承胤竟带兵向南溃散,实际后金集主力攻王承胤的计划只有豪格一军遵令行事。
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反倒违令攻击袁崇焕军阵。
结果王承胤部与袁崇焕部搅在一起,共同抵抗后金进攻,双方爆发激烈混战。
战斗中,一敌兵突然挥刀向袁崇焕砍去,幸得材官袁升高以刀相隔,袁崇焕不至于命陨当场。
一片箭雨中,后金阿济格贝勒被射下马,身负重伤。
从南面赶来的祖大寿部奋力攻击敌军侧翼,后金兵遭到夹击,抵挡不住,溃败而去。
袁崇焕立刻派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人乘胜追击,至通惠河边,后金兵仓皇拥渡,冰陷护城河。
据周文郁载,此战“自午至酉,鏖战三时,杀贼千计,我兵亦伤亡数百”。
在袁崇焕指挥下,明军终于克敌获胜,皇太极军队“退奔三十余里”,屯兵南海子。
两次平台召对
广渠门大捷两天后,兵部尚书王洽因使京师陷入危机下狱,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将领,袁崇焕仍做了最坏的打算,着青衣戴玄帽进宫。
到了平台,崇祯帝对各将领加以慰劳,袁崇焕向朱由检说明了当时的局势,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随即向其征询战守策略。
袁崇焕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当他向皇帝建议准许军队入城休整时,遭到了朱由检的拒绝。
要知道满桂在德胜门虽然战败了,仍能进瓮城稍事休整,补充给养,而袁崇焕及其辽军只能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进行野战。
其时朱由检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京城内外遍布袁崇焕勾结皇太极,诱敌深入的谣言,在他们看来,袁军没将后金军堵在蓟州、通州之外,取道河西务避开敌军奔赴京城,难道不是故意引狼入室,逼迫崇祯签下城下之盟吗?北京城外的皇亲国戚和太监对袁崇焕的战略部署也十分不满。
京城民众没有亲身体验过辽东战事,己巳之变,后金兵逼京师,直接攻击帝国的心脏,给皇亲贵族、京师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震动。
不满、愤怒等情绪统统指向负责统军保卫他们安全的督师袁崇焕。
王洽的下狱,就是崇祯皇帝迁怒重臣,安定军心、民心的开始。
袁崇焕哪读得懂皇帝的心思,仍然集中精力督师歼敌。
十一月二十七日,不甘心的皇太极亲率左右翼八个旗的军队同袁军在左安门外展开争斗。
袁崇焕、祖大寿率军竖立木栅,布阵守城,广渠门大捷令袁军士兵信心大增,几番回合下来,皇太极军队死伤惨重,不得已收兵回营。
袁崇焕又派出500人的特遣队,手持火炮潜往南海子附近,炮击皇太极军营,“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京城外围局势渐趋平静。
”
在皇太极“反间计”、社会舆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十二月初一,朱由检控制京城、皇城警卫后再次召袁崇焕赴平台商讨相关事宜,然后以三大罪将其拿下,打入监狱。
祖大寿目睹了全过程,惊慌失措,不久领兵离京归关外。
次日,鉴于城防工事敷衍潦草,崇祯帝下令将工部尚书张凤翔逮捕入狱,以满桂代袁崇焕,总理关宁兵马。
少了袁崇焕坐镇,后金兵更加肆无忌惮,在京城附近攻掠,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进攻永定门,明军失败,两员大将满桂、孙祖寿战死,后金兵也死伤惨重,没能攻破城门。
此后,皇太极率大军向山海关移营,一度攻占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直到四城于崇祯三年五月接连失守,后金军拔营东归,历经7个月的己巳虏变才彻底结束。
但围绕袁崇焕的各方拉锯,却仍在进行。
因为上党才引发了后续的长平之战 赵国接管上党真的错了吗
赵遂发兵取上党……秦人围……四十馀万皆阬之。
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
——《·赵世家》 公元前262年,攻占野王,将韩国的上党郡变成了一块飞地。
上党“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因地势之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
对于这块肥肉,秦国早已,攻占野王就是在为得上党做铺垫。
秦国自孝公变法开始,一步步走向强盛,再历经惠文王、武王两代的经营,至昭襄王在位时,已经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
由于与秦国接壤,所以韩国挨了打还不敢哭,韩桓惠王甚至遣使至秦国谢罪,表示愿意割让上党郡给秦国以求和。
不战而得上党17座城,秦国自然是十分乐意的。
然而韩国的上党郡最高长官、郡守冯亭却不愿降秦,决定投靠赵国。
赵国君臣得知消息后,立刻开会商讨,结果也分成了两派。
反对派认为,此时接受上党郡无疑会导致秦赵两国正面开战,机会成本太大。
而支持派则认为,派大军长期作战尚且不一定能得一座城池,如今17座城池送上门来不要白不要。
在眼前的利益与未来的危险之中,选择了接受上党。
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赵国有这一底气,秦军吓得到其他国家唯独吓不到赵国。
赵国自灵王推行“”以来,军事力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后来又吞灭,大败林胡、楼烦成为了北方霸主。
继任者在、等人的辅佐下,延续了赵国的强盛。
所以赵孝成王有两代先王留给他的大好局面,自然是不怕隔壁的秦国的。
但是秦国也不是好惹的,到嘴的肥肉被赵国抢了,一场大战由此开始。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赵国君臣心知肚明,于是提前派出了大将廉颇驻军长平以待秦军。
公元前260年,命左庶长王龁率军攻占上党,赵军于长平接应上党百姓入赵。
王龁与廉颇交战数次,秦军不仅攻占了赵军的两个据点还斩杀了4名都尉,廉颇遂决定坚守不出以待时机。
廉颇身为老将,深知此时不可,然而赵国的国力经不住长期的消耗,赵孝成王最终决定换将。
赵国换上了赵括、秦国也偷偷换上了,60万秦军和45万赵军即将迎来大决战。
的赵括岂是白起的对手,结果赵军惨败,赵军“四十馀万皆阬之”。
是战国后期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也是战国历史的最后一个转折,战胜的秦国离一统天下又近了一步。
长平之战的导火索是上党郡,如果当初赵国不与秦国抢这块肥肉,能够避免这一战吗?答案是,不能! 要知道,秦国在完成了变法之后,就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在攻取巴蜀之后更是有了一统天下之心。
秦国想要一统天下,就必然要与六国进行大决战,六国之中当时军力最强的赵国自然也难以幸免。
也就是说,无论赵国接不接受上党,秦赵之间都必有一战。
所以史家就说道:“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
” 按照这一观点,赵国接受上党,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最佳的选择。
接受了上党郡,如果打赢了秦国,那自不必多说,不仅白捡了17座城池,还可以依托上党地势有力地阻止秦国东扩。
如果不接受上党,上党也会成为日国攻赵的桥头堡。
从战略上来看,赵国接受上党没有错,但是长平惨败让它成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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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陵之战魏国战败后,为什么没有对齐国予以报复呢?
说起这个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战国初期,任用李悝变法,遂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霸主,力压同为三晋的赵韩两国。
为摆脱不利局面,赵国与齐、宋、燕等国会盟,魏国本就处于,为避免陷入围攻,遂于周显王十五年(前354年)发兵攻赵,出兵救援,以“”之计在桂陵大败魏军。
魏国围攻赵都邯郸,齐国“围魏救赵”大败魏军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在魏国围攻邯郸长达一年后,赵国派使者向齐、楚两国求救。
段干朋建议,可派两路大军救援,一路向南攻打魏国襄陵,牵制魏国兵力,然后趁魏军攻破邯郸之际,再以另一路军队对赵救援,如此既救了赵国,又同时削弱了魏、赵两国。
齐威王采纳段干朋建议,一路与景敌、公孙仓所部会合,围攻魏国襄陵;另一路以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援赵国。
而在此时,魏军主力已经攻破邯郸,正在率领八万魏军进攻卫国。
孙膑认为魏军主力在外征战长达一年,国内必然空虚,于是建议采用声东击西之计,田忌采纳了孙膑的建议,遂率军直捣魏国新都大梁,做出一副围攻大梁之势,迫使魏军主力回援。
同时令临淄、高唐齐军攻打平陵,吸引魏军主力,又让田忌派出轻装战车,故意示弱使庞涓轻敌,孙膑则待齐军主力在桂陵设伏。
庞涓击败齐军佯兵后,果然轻敌冒进,丢掉辎重直奔大梁,结果在桂陵遭遇齐军主力伏击,魏军被击败,主将庞涓被生擒。
魏国此战损失不大,且在“襄陵之战”已经找回场子 “桂陵之战”虽然魏军主将庞涓被擒,但魏军主力的损失其实并不算大,且齐国也并没有正式进攻魏国都城大梁,而赵国的都城邯郸却仍在魏国手中。
更何况,在紧接着的“襄陵之战”中,魏军已经找回了场子。
齐威王其实也是野心勃勃,眼见在“桂陵之战”中击败了魏国,便想着继续在“襄陵之战”中进一步瓦解魏军主力,因此齐国与魏国真正交手的地方,乃是在魏国南部重镇襄陵。
周显王十七年(前352年),齐国联合宋国、卫国直扑襄陵。
然而,齐军本就不是的对手,魏军很快便击退了齐、宋、卫联军第一波攻击,且也汲取了教训,不再单纯依靠魏军战力,转而促使出兵。
韩国见魏军如此勇猛,遂对联军背后发动攻击,结果齐军彻底崩溃。
由于魏国在“桂陵之战”中的损失本就不大,且在“襄陵之战”中又击败了以齐国为首的联军,已经对各诸侯产生了威慑作用,因此魏国继续进攻齐国的必要已经不大。
魏国周遭形势复杂,秦国趁机东进引起魏国警觉 魏国之所以没有继续进攻齐国,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秦国的动向,此时已经任用完成了变法,且在魏国与齐国在襄陵交战之际,向魏国占据的河西之地发动了进攻,并夺取了少梁和安邑。
河西之地乃是秦国的东部屏障,魏国占据河西之地,不仅彻底堵死了秦国的东出之路,同时也能在与秦国的交手之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同时秦国则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因此,当秦国趁机攻打安邑之际,魏国又如何敢贸然继续进攻齐国。
“襄陵之战”结束之后,魏国先是于次年迫使赵国与自己结盟,将邯郸还给赵国,又强迫宋、鲁等十二诸侯国来朝,巩固了魏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又与齐国结盟,稳住了周边列国。
之后,魏国于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年)开始发兵攻秦,重夺河西之地。
要知道,此时的魏国尚未正式迁都大梁,其都城安邑距离河西实在太近,一旦秦国夺取河西,那么秦魏攻守之势必然逆转,不仅魏国都城将时刻面临威胁,魏国控制的上郡地区也将可能成为飞地,这是魏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正是由于魏国地处四战之地,其国势较强之时,周围列国不敢对其发动进攻,然而一旦战败,便会迅速陷入列国围攻之中。
“桂陵之战”的战败,便使得魏国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因此当在“襄陵之战”中击溃齐、宋、卫联军后,必须迅速稳住周围各国,从而腾出手来夺回河西之地,毕竟相较于齐国来说,秦国的威胁其实更大。
为此,在重夺河西之后,魏惠王便下令于河西修筑长城,以防御秦国对河西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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