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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两项重要的科学成果，即是专业人士中也少有人知道的。

一是朱载堉算出了十二平均律;第二是吴有性发现了新的致病原因。

遗憾的是，这两项成果到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扼杀。

一、医学的新曙光 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传统本草学的延伸和完善，所以不仅现在受到重视，当时就受到许多赞扬。

吴有性的《瘟疫论》，由于否定了传统的病因学说，在清代，则受到不少指责。

我国古代的医学理论，把致病的原因归结为所谓“七情六淫”。

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指内部的心理因素;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主要是外部的气候因素。

明朝末年，瘟疫流行。

吴有性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瘟疫的病因，并不是气候因素，而是一种“杂气”。

杂气致病，与气候的寒暖没有关系，而且致病更加严重，所以他把这种气称为“疠气”或“戾气”。

这种气，“其来无时，其著无方”“各随其气而为诸病”(吴有性《瘟疫论》卷下《杂气论》)。

也就是说，这种气，有许多种。

所致的疾病，也有许多种。

过去认为麻风、中风等等是风，其实不是风;过去认为疮痈、肿毒等，还有痘疹，都是火，其实不是火;过去认为霍乱、疟痢等是暑，其实不是暑。

按照传统的风寒暑湿等办法医治，无一能够奏效，因为它们得病的原因不是气候因素，而是一种杂气。

为了说明是杂气致病，而不是所谓风寒暑湿等等致病，吴有性详细描述了杂气致病的特征： 1、 杂气不在“六淫”或五运六气之内; 2、 无论老少强弱，碰到它就得病; 3、 杂气致病不是先侵犯皮肤，然后由表及里，而是从口鼻进入; 4、 侵犯的部位，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

“去表不远，附近于胃。

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 5、 杂气致病，有的中之则发，有的要等机会。

比如“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才发作; 6，、杂气所致之病不同于伤寒。

伤寒发热而恶寒，此病只热而不恶寒。

和疟相似，但疟不传胃; 7、 伤寒有感冒风寒的外因，杂气所致之病为“时疫”，无感冒风寒的外因; 8、 杂气所致之病会传染; 9、 杂气所致之病还能不治自愈，医生往往因此冒功; 10、 杂气虽说也是天地之气，实则是方土之气。

它从地上升起; 11、 有某种杂气，就有某种疾病; 12、 动物病，如牛瘟、猪瘟，也是杂气所致。

有时猪病而牛不病，可知它们感染的气也不同; 13、 传统的汗、下、吐三法治不好杂气所致之病。

吴有性所论杂气所致之病的特点，即使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尤其是他指出杂气致病往往多于六气，杂气致病往往待饥饱劳碌、感冒风寒才发。

这种情况说明，在六气之后，真正的致病原因，乃是杂气。

如果能够分清杂气的种类，找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将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瘟疫论》著成两年以后，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

他本人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而新的王朝，有新的需要和新的学术风气。

吴有性开辟的对瘟疫的新认识和治疗瘟疫的新方向，几乎遭到了中断。

二、明代医学新曙光在的熄灭 清代编《》，收入了《瘟疫论》。

然而编纂者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杂气”。

该书的提要，仍然认为吴“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

也就是说，仍然把吴有性发现的“杂气”说成是传统的“五运六气”等气候因素。

然而吴有性的“杂气”，恰恰与气候因素无关，并且是四时皆可发病，因而只与地域有关。

《四库提要》没有介绍吴有性的“杂气”理论，只介绍了吴对发病过程及症状的描述。

然后说道： 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

未免矫妄过直。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可说数百瘟疫之中，无一是伤寒。

富于考证精神的乾嘉学者，几乎无一人愿意去考察吴有性的结论，所以《四库全书》的编者也不理解吴有性的结论。

接着，《四库提要》就搬出了古人衡量是非的标准： 然古人以瘟疫为杂证，医书往往附见，不立专门。

又或误解《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文，妄施治疗。

事不师古，又妄施治疗。

对于一个医生，这可以说是最严厉的批评了。

还有，吴有性的文章也写得不好： 其书不甚诠次，似随笔札录而成。

《四库提要》常常为许多科学著作辩护，认为对于专门家，不必论文采的优劣。

然而对于吴有性，却是另一类对待。

其对吴有性的反感，可见一斑。

一方面，《四库全书》的编者承认，《瘟疫论》的出现，使治瘟疫者“有绳墨之可守”，可谓“有功于世”。

一面又尖锐批评《瘟疫论》不合古，甚至妄施治疗。

这种矛盾心情，反映了当时医学界严重的复古尊经倾向。

这种倾向，使吴有性的瘟疫理论逐渐淹没在传统的七情六淫之中。

一百多年后，欧洲大陆因为发现了细菌是致病的原因，使西方医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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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虽然《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末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

人之是否得疫病，是由于厉气所致。

厉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

疫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

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

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

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

这些，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

总结瘟疫侵犯 总结瘟疫侵犯途径、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温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不同，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此处称为膜原。

这里的膜原，是说明温疫之邪在人体之内，外可连于表，内可入于里的特点。

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

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邪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邪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

吴氏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

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等。

探寻治疗药物 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

达到使邪气尽快从膜原溃散，以利于表里分消的目的。

方中槟榔能消能磨，为疏利气机之品，可以除伏邪，又可治岭南瘴气;厚朴亦属疏利气机之品，可以破戾气之所结;草果辛烈气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蟠踞。

三味药物相合协力，以使气机疏利，直达巢穴，促使邪气溃散，速离膜原。

方中又用知母以滋阴，盖温疫之邪性属温热，易伤津液之故。

热伤营血，故加芍药以和血，再加黄芩以清燥热之余，用甘草以调和诸药。

药虽七味，却能调畅气机，透达膜原，故为治疗温疫之邪的主方。

由于温疫之邪从膜原既可入里，又可出表，故而经常兼见表里症状，吴氏又创立三消饮，以治疗温疫之邪出入表里，表证、里证、半表半里之证兼见者。

三消饮即达原饮再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大枣而成。

若温疫之邪已经散漫则又要根据邪气所在部位予以不同治疗。

若见脉长而洪散，大汗大渴，周身发热，则说明邪气已离膜原，而里热散漫，其病机已与伤寒病阳明气分证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汤辛凉解散。

若邪气透于胸膈，而见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中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说明膜原之邪已外溃于胸膈，邪气在上，可选用瓜蒂散涌吐疫邪。

若温疫之邪入于里，见有可下之证，就可以使用下法。

吴氏十分重视下法的应用，并认为下法的应用范围很广。

吴氏指出，若舌苔由白转黄、黑苔、或舌芒刺、舌裂、舌短、舌硬、舌卷、舌砂苔、唇燥裂、唇焦、唇口起皮、鼻孔如烟煤、口臭、口燥渴、目赤、咽干、呼吸气如喷火、小便红赤或涓滴作痛、大便极臭、扬手掷足、脉沉而数、潮热、善太息、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等四十症，均属可下之证。

由于温疫之邪由口鼻而入，先入其里。

若里气结滞，使气机闭塞不通，则膜原之邪不能透达，表气亦不能解，故而攻里尤重于解表。

创立温疫学说 创立了温疫学说,领先西方世界200年。

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见解，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

他的邪气侵犯途径对的温热学说有一定的示。

其学术思想使温疫学说独立成体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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