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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局面如何危难，根本问题还是财政问题，在永乐时代强势扩张势头下国家的体系还能保持运转得益于的一系列改革，而其中的盐法改革却是重中之重。

夏原吉跟一样属于循吏的范畴，讲究的是经世致用，既有别于模范君子，更有别于伪斗士李三才。

夏原吉是江西德兴人，关于他有两个典故。

夏原吉并不是出身，而是被选拔入太学，面对天下文人不合作局面，洪武通过兴建太学的方式来解决官吏紧缺问题。

一天，去太学院视察，发现满场学生都在嬉笑、打闹，唯独一人端坐在那里认真的抄写。

这个亮点引起了朱元璋的兴趣，识人者善于从见之末微的细节看出一个人的行为，甚至预测一个人的将来，很快夏原吉进入户部担任四川司主事，从此他的一生都在户部度过;第二个典故是文皇帝在世的时候，皇帝去湘赣边境视察，此时的湘赣两省正遭了灾，夏原吉用蜂蜜在芭蕉叶子上写下一行字：湖南免渔课，江西免山税。

这一行字引来了蚂蚁，信步来到芭蕉叶前随口念出了这一行字，朱棣刚念完，原吉和地方的官员们赶紧跪了下来三呼万岁。

朱棣明白过来后也没说什么，只是尴尬的笑了笑。

夏原吉的理财方子具体的来讲就是“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禁钱钞、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

裁冗食是精简机构，裁撤掉多余人员，限制宫内花销;平赋役是指用税收的方式削富补贫，允许有钱人以钱代役，这点有些类似于后来的新政;清仓场是指清理各地的仓库，严查假冒贪污;广屯种指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内地的百姓去边疆屯种，以便给太宗皇帝北征创造更有利条件。

这些措施看起来是那么的有效，但只是体制内的小修小补，针对朱棣北征蒙古和营建北京城带来的巨大花销，其着落点还是要在食盐上。

食盐作为人身体内的必须品，加上产销地分离，所以食盐和粮食成了农耕帝国的两大税种，如今的明王朝更是把食盐作为牵制游牧民族的紧缺物资。

夏原吉设立盐务衙门在食盐转运的途中设立关卡收税，这一方面增加了盐税，另一方面又杜绝了税源的流失。

为了解决北征蒙古粮食的调运问题，夏原吉对食盐的开中法进行了改革，前面说过洪武时期为了鼓励屯田边疆，通过给商人发盐引的方式将商人吸引到边疆屯田。

到了永乐朝，史无前例的军队调动和营建北京城使得粮食的转运越发困难，夏原吉采取了更加激进的食盐开中法，规定由向九边重镇运送粮食换取盐引变为向京城周边运送粮食换取盐引，这虽然会减少其他边疆重镇的粮食存量，但却在短时间内有效缓解战争和迁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夏原吉的盐法改革并不是大明王朝长治久安计，他本人很反对朱棣进行无谓的出征，但无能无力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补漏的方式来平衡一下余缺。

除了盐法改革外，对于大明宝钞的泛滥问题夏原吉也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从铜钱到纸币，再到银本位的历程，而开始中国的货币制度进入一个混乱的时代。

历入以来，中国仿佛一下进入近代社会，那种活泼、宽松、繁荣的商品经济跃然而出，市和坊的界限被打破，交易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开始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功能，而不再仅仅是军事功能。

为了应付大宗商品交易，宋代开始出现了纸币，更是出现跟白银挂钩的纸币，到了明代单纯的铜早已满足不了交易的需求，从洪武年间起明代的纸币——大明宝钞——就应运而生，跟大元宝钞不同的是明代宝钞没有任何准备金，单纯依靠洪武和永乐皇帝的意志力强制发行，这显然不会为持币人接受。

洪武年间，十贯钞值一石米，到了成化年间，一石米要用一百贯钞来换，货币贬值的是如此厉害，而且大明宝钞只发不收，失去了货币的对冲操作。

夏原吉生活的时代正是宝钞贬值的年代，针对宝钞发行量过多问题，夏原吉开始紧缩货币的发行量;针对宝钞的发行没有准备金的问题，夏原吉开始将食盐充作货币发行的准备金;针对宝钞只发不收的问题，夏原吉又加大了用宝钞收税的力度。

无论夏原吉针对大明宝钞改革的力度如何，他终究不能使得明王朝的纸币成为一种成熟而稳定运转的货币，终明一朝一直未能确立起一种成功的货币制度，洪武皇帝想通过那种简单、单纯的货币机制来管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这只是一相情愿。

元代的统治者们依靠色目人建立了完备而精准的现代货币体系，但这种现代货币体系显然不适合儒家社会的土壤，在中国的儒家社会中，这种精准的货币体系最终被碾碎。

在中国这个奉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社会里产生不了任何现代的因子，它既不能对内抚平经济的波动，更无法参与大航海时代到来而带来的国际竞争。

也许后来的中国的确需要一种主义，一种对政权产生更具体理解的主义。

夏原吉奉行的仍然是洪武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僵硬财政政策，他是量入为出的信奉者，他反对加税，他只能使洪武时代的财政机制运转的更加完美。

夏原吉将尽可能多的财政用于民生，他疏通河道、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税赋，夏原吉同时是一位奉公体国、廉洁自查的官员，在朱棣第三次北征之际，夏原吉跪下来劝阻朱棣，的朱棣将夏原吉投入牢中。

当对夏原吉抄家之际才发现这个主管财政的官员竟然家无余财。

无论如何夏原吉在永乐的扩张时代，洪熙、宣德的退缩年代都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有他的存在，永乐时代不至于扩张过猛，有他的存在，仁宣两朝才能从永乐一朝的迅猛扩张中成功的软着陆。

但受制于洪武时代僵硬、简单的财政体制，夏原吉始终无法给明王朝寻找到一个可以运转千年的药方，整个帝国的货币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性而为，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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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医学界已观察到，女人下体每月会规律性地出血，就像月亮定期有盈亏，因此称其为月经或月信。

“经”和“信”的意思都有按时、有规律的意思。

《黄帝内经》还讨论了女人的第一次月经，因为直接说出女人的隐秘很不礼貌，所以说“女子十四而天癸至”。

因为月经是成形了的水，同时女子属阴，所以称为“天癸”。

女子在月经初潮时，由于无知而产生恐惧感，或受周围人们看法的影响，对女性特有的这一生理现象产生不洁、厌恶一类的负面感觉。

再加上男性觉得流血不祥，慢慢地月经也就形成一种禁忌。

因此《礼记》有不可在月经来潮时行房的“月辰避夕”的观念。

《玉房秘诀》中也有“月经之子兵亡”的话。

即便到了现代，女人们还把月经称为“大姨妈”或者“倒霉”。

毕竟，月经总会给女人带来一些尴尬和麻烦。

对于欲望旺盛的男人来说，伴侣来了月经更是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打击，比如冯梦龙收集的一首民谣《身上来》就提示了经期不能做爱：“年当悔，月当灾，撞着了情郎正遇巧身上来。

郎做了巡检司门前个朱红棍，姐做了池里鲜鱼穿子腮。

” 直至现代，我国的一些农村中还认为如果在女方“见红”时过夫妻性生活，就要“倒大霉”。

不过，现代医学也证实，女方月经期间不过夫妻生活对女方健康有好处。

所以这一女性歧视倒是地保护了女性几千年。

有月经自然要想办法对付，在未发明造纸术之前，女性采用的是将草木灰装进小布条里，两头用细线系在腰间，成了所谓的卫生带。

不过旧时的集市上很少有卖卫生带的，就是有，也只是货郎或一些水粉店才有卖。

所以基本上女性使用的卫生带都是自己制作的。

发明纸张后，草纸等容易吸收水分的东西便派上了用场。

汤显祖的《》中，有一幕很有趣的对话，写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为她看病时，最后引出了侍婢说了一句：“做的按月通经陈妈妈。

” 这里的“陈妈妈”是句双关语，“按月通经”，即指月经，“陈妈妈”则是古代妇女拭秽处以自洁之巾，广义甚至可作女性生理用具的统称。

如明冯梦龙《又雄记·胡船透信》上说：“还有两顶巾儿也没了，做陈妈妈用了。

”而《醒世姻缘传》则说：“又将那第三个抽斗扭开……又有两三根‘广东人事’，两块‘陈妈妈’，一个白绫合包。

” 陈妈妈另有一名又叫“陈姥姥”。

《续古存说》就解释说“陈姥姥”乃是巾帕的别名。

“陈姥姥”不但适用于月事，而且兼用于“拭物”(其实是拭私处)，古人在注释“帨”字就说：“妇人拭物之巾，尝以自洁之用也。

古者女子嫁，则母结帨而戒之，而呼其名曰陈姥姥。

”总之不管是“陈姥姥”还是“陈妈妈”，卫生带这种东西古已有之。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中医有一味药物叫做红铅，就是以初潮之月经，干燥后取其粉末而入药。

明世宗嘉靖在方士的指导下，服食“红铅”最久，为收集少女经血炼制这种“不死药”，从民间大量征召少女入宫。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冬，从京师地区采选8～14岁少女300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又采选10岁以下的少女160人。

两个月后又从湖广、承天府选民女20人。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正月，又选录宫女300人。

著名诗家王世贞便有诗云： 两角鸦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

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中。

关于红铅的功效，医家各有争议。

正方认为此为“接命上品之药”。

如明代在《摄生众妙方》中记载“红铅接命神方”，上面说：“月潮首行者为最，次二、次三者为中，次四、五为下，然也可用……此药一年进二三次，或三五年又进二三次，立见气力焕发，精神异常。

草木之药千百服，不如此药一二服也。

” 与之相类似的说法则是明代医家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上载：“凡女子首经为金铅，二经为红铅，三则后天红铅矣。

已上诸品，皆能及补真气，真气既足，更求伏气之法，长生之道在是矣。

” 而另一位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则介绍红铅的取制之法 取红铅法： 择十三四岁美鼎，谨防他五种破败不用。

五种者，罗、纹、服、交、脉也。

罗者，阴户上有大横骨，不便采择，一也;纹者，体气发黄，癸水腥，不堪制用，二也;服者，实女无经，三也;交者，声雄皮粗，气血不清，四也;脉者，多病疮疽，经中带毒，五也。

有此五种，非为补益之妙丹。

务择，齿白唇红，发黑面光，肌肤细腻，不瘦不肥，三停相等，好鼎。

算他生年月日起约至五千四十八日之先后，先看他两腮如桃红花，额上有光，身热气喘，腰膝酸痛，困倦呻吟，即是癸将降矣。

先预备绢帛儿槌洗，或羊胞做橐龠，或用金银打就的偃月器，或候他花开，与他系合阴门，令他于椅凳上平坐，不可斜倚，如觉有红，取下再换一付，多余处用绢帛来展，更换收入瓷盆内。

待经尽，同制上法五千四十八日。

近有十三岁而来，十六七而至何也?皆因禀受父精母血浓薄不同，亦有长成因受乳食致令气血各有不平，故难以期定。

惟在观他动静，察他形色是其期也。

如得年月应期，乃是真正首经至宝，实为接命上品之药。

如前后不等，只作首铅初至，金铅二次，红铅三次，以后皆属后天红铅。

只堪制配合药，不宜单作服食。

既明采取之法，听后制服。

三腥五膻浊气必须仔细修炼，方成至药者焉。

关于“美鼎”的概念，我们以前说过了，至于五种破败不用，则明显是从“五不女”发展而来的。

至于所谓的“算他生年月日起约至五千四十八日之先后”，是因为古人认为这一个日子是少女的首经之日，实际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

取了红铅之后，还需要经过如下工序之后，才能入药 制红铅法： 先将乌梅一斤，煎水一桶，去梅核冷定。

如取得有红铅，或器或帛俱入梅缸内洗下。

用乌梅水时，先看红铅，有一个止用梅水三碗，或多或少，随意加减，不可太过不及。

梅水洗下来铅再加井水或河水，用大瓷盆令满，以木棍搅数十转，用盖盖之，勿动。

待水清，轻轻逼去清水，将澄下铅仍加水，又打又搅又澄，如此七次或九次，数足，逼去水尽，止剩得红浆一碗或半碗。

取净灰用盆盛，贮中剐一孔，量容多少，以软绢铺纸，把铅浆倾入纸上，荫水尽，方取，于日色处晒干。

此即制服腥膻、秽垢之法，方合入药配合服。

专主助血养神，其功甚大，收贮听用。

总之写得神乎其神，让人五迷三道的。

而反方则以撰写《本草纲目》的为代表，他认为：“妇人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

……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

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谓《参同契》之金华，《悟真篇》之首经，皆此物也。

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 不过他的这一见解在明代并不吃香，明代色情小说《十二笑》中描写花中垣听方士的一段话，“取女人真铅同这海狗茎及起阳石等金石之药，纯火炼成，叫做补天接命丹”。

连稍有点钱的官宦人家，都打听怎么用红铅来做春药，便知道取用红铅以入春药在那个时代的流行了。

不过奇怪的是，到了之后，红铅虽然也还入药，但却少做成春药了，这估计应和明末的三大案之一的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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