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的食物吃的太多容易掉头发

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而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

“鲤鱼跃龙门”，乡试就是关键性的一跃。

1864年，在攻陷都城天京(今南京市)后，为了笼络两江士绅的心，重新修建了江南贡院，恢复了中断了12年的江南乡试。

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拥有20644间号舍，能够同时容纳2万多名考生考试。

据统计，江南贡院从1168年到1905年，700多年间产生了800余名状元、10万余名、上百万名举人。

清朝时期，全国差不多有一半官员从江南贡院走出。

遗憾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江南贡院就停止了考试。

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在11年间无法参加乡试，自然无缘进京参加会。

无数读书人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机会。

好在曾国藩深知恢复乡试的重大意义，在攻陷南京后，立即修建江南贡院。

当年底，江南甲子科乡试在江南贡院举行。

来自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考生，约有2万名涌进了江南贡院，参加了这次久违的考试。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太仆寺少卿刘昆，副主考官是编修平步青。

乡试一般在秋天8月举行，所以又叫秋试、秋闱。

但这次江南乡试举行得比较迟，直到11月18日才举行。

考试分为3场，每场时间为3天。

因此，总共耗时9天。

11月18日，在正式考试之前，主考官、副主考官，以及同考官、监临、提调、监试等各执事官要参加由江宁府举办的“入帘上马宴”。

这种“入帘上马宴”，虽然美其名曰“宴席”，实际上只是一种开考前的仪式。

宴席上的食物并不丰盛，大家也只是略动碗筷，意思意思，并不真的享用。

在举行宴席的同时，每隔半个钟头献一道茶，唱一段折子戏。

折子戏的内容，无非是《商辂三元及第》、《梁灏八十八岁点状元》等之类传统戏目，图一个好意头。

献过3道茶，唱过3段戏后，由主考官带头，大家离开宴席，前往贡院，准备考试正式开始。

这时候，早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考生及其家人、朋友，纷纷涌进来，抢夺宴席里剩下的杯盘果蔬，一抢而空，还将桌子凳子一齐掀翻，然后乐呵呵地出门去。

看到这里，大家心里是不是很纳闷：清朝时候的考生，个个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子弟，怎么素质这么低呢?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夺别人吃剩的食物，这是饿疯了还是穷疯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食物抢完后，他们竟然还将桌子凳子一齐掀翻，简直就是斯文扫地! 你还好意思笑，说的就是你! 实际上，这是清朝乡试一个很有意思的衍生物，叫“抢宴”。

主考官、副主考官等人，当年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出身。

抢夺他们剩下的食物，是为自己或者家人、朋友抢一个吉利。

对于考生及其家人、朋友的“抢宴”，官方并不阻拦。

这不，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抢到食品，主考官、副主考官等人往往极少动筷。

他们都当过秀才，知道秀才的。

最终，这次久违的江南乡试，为国家选出了一大批人才。

如著名的金石学家、书画家吴大澂。

就连落榜考生里面，也有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江苏无锡籍士子薛福成——他就是做过智囊，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的外交官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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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演奏风格差异极大，很少有共同点。

可在键盘之外，两位大师倒是在食物方面都有各自的传奇故事。

鲁宾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在生活中的种种讲究，简直就是进入财务自由而有品味的永恒典范。

小泽征尔曾经回忆，他年轻时有段时间与鲁宾斯坦一同演出，后者请他吃饭。

指挥家当年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那位美食家的讲究与奢华，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反观霍洛维茨，人们提到起的时候，往往会说到他特别钟爱的一种清蒸鱼。

这道蒸鱼菜肴其实有很多是反映了钢琴家的性格，而非单纯的口味。

到后期，霍洛维茨选择在哪里开音乐会，条件之一就是他下榻的酒店必须能做好那种清蒸鱼。

否则，钢琴家都不考虑在那里演出。

在那么多钢琴家都追求演出合同的年代，霍洛维茨这么做，自然是因为人们永远对他。

可如果单单认为，“无鱼不演”的做法是在耍大牌，那也是不对的。

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这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前者十分达观，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心很大。

而霍洛维茨的性格，就总是有某种紧张和神经质的成分。

观察这位巨匠的许多作为，我都会感到这恐怕是性格使然，并非单纯的耍大牌或口味的问题。

后来，得知霍洛维茨吃蘑菇的一桩往事，发现其中折射出丰富的内容。

这样一位挑剔的钢琴家，居然曾由于误食毒菇而有性命之虞。

有一次，霍洛维茨采了一些蘑菇，自己烹调食用。

他自认为对于菌菇有着丰富的知识，不想这道蘑菇料理完成后，钢琴家竟然中毒晕厥。

所幸后来性命无忧，否则20世纪钢琴演奏的历史都可能会改写。

得知此事，首先让我惊奇的是：居然，霍洛维茨也会自己做饭?还是自己采蘑菇来做?!尽管不知这是何时发生的，但从钢琴家后来的生活看，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日后的霍洛维茨，由于持续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几次隐退，又几次复出。

隐退期间，钢琴家也会录制唱片，生活方面则有些深居简出。

彼时，霍洛维茨住在纽约的公寓中，墙上挂着毕加索的画(后拍卖)。

很难将此时的钢琴家同野蘑菇联系到一起了。

人们说起他的口味，往往就提起那款清蒸鱼，甚至有人调侃后期的霍洛维茨已到了“靠清蒸鱼维持生命”的地步。

想来钢琴家自烹野蘑菇，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彼时，霍洛维茨与另一位尚且年轻的巨匠，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一同离开1918之后的俄罗斯。

二人在欧洲闯荡，一段时间后，霍洛维茨取得了爆炸性的影响，米尔斯坦则慢热许多。

虽然不能确定那餐蘑菇究竟是何是吃的，可倘若钢琴家真的误食致命毒菇，其改变历史的作用几乎立刻就可以看到。

在欧洲爆红之后，霍洛维茨赴美，由于战争和隐退等原因，之后他的活动较多以美国为中心。

即便如此，钢琴家早年在欧洲的影响力何等惊人，我们也能从一些记录中窥知一二。

他的两位巨匠级同行，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在各自的回忆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们初听霍洛维茨的情景。

霍洛维茨造访巴黎之前，鲁宾斯坦早就成为那里的大(其实鲁宾斯坦比霍洛维茨年长了一代)。

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霍的演奏如何令自己感到震惊。

一位与他相熟的女士地说：“阿图尔，(肖邦的)《船歌》不再是你的了”。

鲁宾斯坦为此伤心。

而当他到后台拜访霍洛维茨时，后者正为“弹错了一个音”感到苦恼。

鲁宾斯坦自忖，自己也能够如此的话，倒是无憾了。

诚然，鲁宾斯坦的一大特色，便是哪怕他弹了大把错音，人们也依旧折服于演奏的魅力之下。

至于霍洛维茨，他日后也渐渐不那么在意是否错几个音了。

问题不在于错音本身，而是鲁宾斯坦这样的大钢琴家，也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演奏所惊奇!霍洛维茨的技巧之高超，已进入“恐怖的”境界。

至少在钢琴家听来，恐怕有时真的不能不惊出一身冷汗。

二战前，仍是超技演奏盛行的年代，霍洛维茨的演奏却仍可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绝不夸张。

而与此同时，他整体的音乐表现，相对于旧时代的浪漫派风格，又带着很多新的观点。

霍洛维茨取得爆炸性的影响并不完全由于超技。

他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风格，既是人们先前未曾领略的，又强大到让那些大钢琴家也听得晕头转向。

这方面，鲁宾斯坦坐在听众席中，心中或许还更有一些丰富的滋味。

因为鲁宾斯坦本人，也正是一位带来新风格的钢琴家。

他的演奏秉承了旧式浪漫派风格的华丽与大气，却又体现出“现代性”的端正，没有那种强烈的速度变化。

目前有人认为，鲁宾斯坦从过分缠绵的演奏风格中拯救了肖邦。

这其实是不对的，当时的肖邦演绎没有沦入悲惨的境地。

但他所带来的新风格，确实是在肖邦音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因此，鲁宾斯坦的肖邦早早成为现象级演奏。

忽然间，他面对霍洛维茨的肖邦，很多东西甘苦自知。

如果说鲁宾斯坦听了那位女性朋友的话，颇有内心中箭的感受，至少我是不会怀疑。

短短数年之后，他与霍洛维茨的肖邦又将开始在美国争锋。

当时，美国听众对肖邦的热爱已到了有点奇特的地步。

而在日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的演奏，将很大地决定那里的乐迷对肖邦音乐的认识。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毒蘑菇是可怕的阴影吧。

毕竟再有几分差池，这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

还不用说，鲁宾斯坦回忆中的音乐会，也仅仅是霍洛维茨欧洲征程中的一站。

当然这是重要的战役。

对一位演奏家来说，要拓展自己的事业，几乎没有什么比征服一座国际音乐重镇更快捷了。

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和纽约，都是必争之地。

霍洛维茨在柏林的演出非常富有传奇性。

多年后，阿劳在他的《谈艺录》中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听他演奏的情景。

当时霍洛维茨弹了肖邦全部的叙事曲和《葬礼奏鸣曲》，特的奏鸣曲，还有贝多芬的《32段变奏曲》。

“他的手臂如此僵硬，居然还能弹出这般效果来，真把我惊呆了。

”《葬礼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给阿劳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而贝多芬的演奏，他也十分喜欢。

阿劳向来以演奏贝多芬见长，霍洛维茨则不然，他承认自己内心与贝多芬并不亲近。

可阿劳还是认为，他那次的贝多芬变奏曲“弹得很好……是我听到过的最像火山爆发的演奏。

” 阿劳自幼是绝世神童，从智利到德国，钢琴家的母亲一直陪在他身边，也颇懂音乐。

据阿劳回忆，母亲从不欣赏其他人，可同他一起听了霍洛维茨之后，便对他说：“你还是回去练琴吧，他弹得比你好。

”说起来，阿劳年轻时本是个练琴狂，一天10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

老一辈德奥学派的钢琴家里面，他始终是最能代表技巧全面、完美的两三人之一。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霍洛维茨演奏中种种匪夷所思的东西惊奇。

霍洛维茨的演奏艺术，确实可以被称为难解之谜。

他所弹出的音色、力量、清晰和速度，很多情况下都堪称钢琴演奏的“奇观”。

而对同样身为职业演奏家的人来说，霍洛维茨怎样弹出这效果也是一个谜。

阿劳所说的“僵硬”只是一方面，不少钢琴家都会指出他的演奏方式如何“有悖常理”。

以至于一位后辈同行，对霍氏顶礼膜拜的苏联超技名家贝尔曼都认为，霍洛维茨已经走出俄国学派的范围，成为完全的“霍洛维茨派”。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钢琴家的手指。

霍洛维茨的手指总是平平地触键，不怎么抬高，不怎么弯曲，却顺滑无碍地推出之音量。

不可思议，真要看过录像之后，才完全相信他是这样弹。

阿劳一方面有超技大师的身手，另一方面又完全深入德奥一派的精髓，同霍洛维茨可说并非是一路人。

然而，面对这般前所未见的演奏，阿劳坐在台下，恐怕也不能不将其与自己的技艺相对照。

他母亲的反应也许还更能说明问题。

你了解神童家长越多，就越明白他们如何不愿意这么说了。

阿劳还是录音史上最重要的神童之一。

最终，霍洛维茨、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定居美国。

而霍氏在美国的影响，也渐渐发展为仿佛是李斯特当年在欧洲的影响了——真正意义上的“巨大无比”。

听众的狂热，更重要的是年轻钢琴家的狂热，在如今这个缺乏巨匠的年代，已经难以想象。

可是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想起蘑菇的事情。

霍洛维茨那样自采自作，固然是不可取的，但这至少表明当时他还能以轻松的心态对待生活。

日后，钢琴家的几退几出，很多是由于压力。

他对于自己的技艺，原本就要求极高，反复磨练。

而当自己渐渐成为新时代钢琴之神的时候，霍洛维茨坚持要最高的报酬，同时也要把最好的带给听众。

他没有在荣誉中衰退，由此表现出大艺术家的品格。

但他的自我要求，有时过分了，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总之，霍洛维茨的艺术并未衰退，但他的隐退，又每每让我感到钢琴家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这个问题，直到他晚年才解决。

倘若在定居美国的岁月中，霍洛维茨还能保持采摘蘑菇的心态，或许他的生活会变得比专注于清蒸鱼更加轻松、舒适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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