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大国明朝为什么被淘汰出局?有何历史真相

但到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瓷器、纺织品、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使明朝成为
【千问解读】
但到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瓷器、纺织品、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使明朝成为“出口大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这却没有使其真正富强起来,也没能改变其国运。
出口大国明朝的开创者来自社会最底层,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不仅建立了一个朝代,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方略,把一片废墟上建立的这个王朝治理得很不错,经济得到了恢复,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趋于稳定,史称“洪武之治”。
他的继任者们延续了这些主要经济政策,先后开创了、和弘治中兴等所谓“盛世”。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自祖辈起就过着拖欠官府税款、四处躲债的生活,能踏踏实实当一名佃户都算是梦想,所以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敬畏,在他看来只要能顺利收上来税,让农民承担一定徭役,对一个朝廷来说也就足够了。
所以朱元璋的经济政策很保守,特别强调重农抑商,发展小自耕农,打击工商业者,不允许发展对外贸易,规定“尺板不得出海”。
同时期的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资本主义开始萌发,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造成了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投机活跃,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
而另一边,在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和实物征税的经济格局下,明朝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物价,所盛产的茶叶、纺织品、瓷器等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国商品。
这时,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
在这种情况下,隆庆元年(1567年)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
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以丝绸为例,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本地产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这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
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一时间,尽管缺少这方面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随后白银向中国净流入的速度和数量判断,明朝已毫无争议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
白银帝国对于一个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帝国而言,进口需求远不如出口那么强劲,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放到现在,贸易顺差可以换来外汇,比如美元,而在那时贸易顺差换来的是当时国际流行的硬通货——白银。
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也有一定历史,曾发行过“银币”,但在中期以前白银一直都不是主要流通货币,顶多是一种辅币,更多是作为储备之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盛产白银。
现在中国虽然是世界八大产银国之一,但近代之前中国勘探出的银矿资源一直稀缺,且矿石品位不高,含银量多在1%以下,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50%、西班牙银矿的25%无法同日而语。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明清之际中国年产白银仅10万-20万两,在世界白银总产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秦代以后“铜钱”一直是主要流通货币,出现了纸质货币“交子”,明代也有类似的纸币,称为“宝钞”,但由于管理不严、发行混乱,“宝钞”贬值很快,被百姓弃用。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实物税为货币税,结算的货币不是“宝钞”也不是铜钱,而是白银,白银这种中国无法大量出产的贵金属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
大量商品出口换回来的是大批白银,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白银最大的流入地。
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明朝政府的货币管理也十分滞后,当时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而明朝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比价约在1∶5.5-7之间,存在着投机的空间,许多外国商人于是把白银运往中国换购黄金,经过这种“套汇”手段轻易赚取了超额利润。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2-1/3输向了中国,1571-1821年间美洲有4亿比索的白银输入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终转到了中国。
据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仅1631年经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就在1400万两,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了,因为明朝鼎盛时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500万两。
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的1/2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的“白银帝国”。
但明朝的其他经济政策未能及时跟进,“重农抑商”仍是国本,明朝此时仍然是一个农业占绝对统治的国家,没能实现经济转型。
在对外贸易方面,主导权其实也不在朝廷,而在外商以及本地的“买办”商人那里,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白银也多积攒在商人们的手中。
通货紧缩伴随着大量商品和劳动成果的输出,白银这种货币迅速涌入,对市场来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似乎很容易判断,那就是通货膨胀。
但奇怪的是,通货膨胀并未发生。
明朝“对外开放”后的“CPI”不仅长期不高,甚至有些低迷。
据彭威《中国货币史》,十五世纪初期明朝的米价为2-3钱/石,十五世纪后半期有所上涨,达到5钱/石左右,此后一直到十七世纪的100多年里米价一直维持在这种超稳定状态。
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
从很多记载可以看出,物价没涨的原因主要是百姓收入水平不高,内需不足。
明人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中说:“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
”明人王锡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贱者,由于银贵。
”白银不是越来越多吗?为什么会出现“银贵”的怪事?这正是上面说的,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由于没进入消费领域,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内需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就连朝廷的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此时崇祯已经继位,他是个充满忧患、试图发愤革新的皇帝,但管理经济是个外行,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他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在“开源”方面,崇祯提出加大税收,与本来就贫苦不堪的普通百姓争利;在“节流”方面,他带头提倡节约,穿缝补过的衣服,吃粗茶淡饭,裁撤冗员,压缩朝廷经费。
这些措施表面看多少缓解了一些财政困难,但由此产生了更大的负面作用,税收增加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非常时期的撤员、降薪,又进一步动摇了统治的根基。
崇祯元年(1628年),远在大西北的一个朝廷最基层的驿站里一名驿卒接到通知,他被裁员了,原因是朝廷财政困难,到处在压缩编制。
这个驿卒就此失了业,开始在社会上闯荡,经过多次碰壁后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军,16年后他成为最大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首领,率部攻入北京,结束了明朝的统治,他就是。
面对起义军围城,还想放手一搏,但他面临着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国库里没钱了。
为了筹钱,崇祯下令变卖了很多御用之物,包括自己吃的人参;他还放下天子的尊严向大臣们借钱,但除了几个慷慨“捐款”外大部分官员都表示自己很穷,没钱。
城破,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通过“酷索”的办法向侯门、宦官、百官、商贾搜钱,短时间里居然得到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朝廷20年的财政收入!纵观明朝灭亡的过程,说它亡于通货紧缩可能有些偏颇,但严重的经济问题确实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
它虽然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钱”的白银,这些白银被少数人囤积起来,既没有转化为投资也没有转化为内需,反而成为包袱和累赘。
李自成得到了7000万两白银,面对这么多“钱”他大概也想不出来如何花,能做的只是化成银板往老家运而已,而这些“钱”也没能帮助他坐住江山。
崇祯原本还有别的办法挽救危局。
鼎立时蜀汉、孙吴都很弱小,经济更加脆弱,但、很“聪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货币贬值。
当时用的是铜钱,也照样能贬,一个办法是减轻铜的重量,他们最后铸的铜钱像纸一样薄;另一个办法是干脆指定铜钱的面值,所谓“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就是一枚铜钱指定其当作500枚、1000枚去花。
对崇祯来说,这个办法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内部革新和军事斗争赢得时间,比“开源节流”显然更高明,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明朝政府默认了银本位制,论斤称两的白银是主要流通货币,明朝政府等于丧失了货币发行权,或许可以在最后关头拿来拯救这个王朝的一条路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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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明朝军队在其他国家眼中是什么样的?
一般人相信,他们从前征服过锡兰,在该地附近的纳加帕坦城,今天仍看得见一座楼.即建筑.他们叫做中国塔,据当地居民的传说,它是中国人修建的。
有人说它不能和中国的建筑相比,这样说也不一定正确。
他们的书籍中丝毫没有提到它,但这完全不是充分否定上述传说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书里也没有关于古基督教的任何记载,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是有过基督教的,并且也有过传教活动。
不管怎么说,他们曾有114个藩国,但在今天他们只剩下几个不多的邻国,即使这几个,有的还拒绝向他们纳贡,有的则是中国人自己放弃的,认为最好平安地回归本土,不要再为征服或占领其他国家而进行战争和自讨麻烦。
除了对异邦进行征服和战争外,他们有许多年也在打内仗,所以有很多记载这些战争的专门着述。
此外还有一部10卷的史书,只记那时的战事、他们的将官、战阵方式、军旅、凯旋,及其他的事,其中有许多值得一读的东西。
这清楚表明,他们从前是英勇好战的民族,尽管在今天这样的人已是很少的了。
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之少,其原因甚多,我将在以下予以说明。
在今天,中国表现武力的地方,仅在于大量的人数,因为除设置在中国边境,及在海口和大河口船舶上的军士外,每一省,以及在国内的每一城镇,都有自己的武装,由当地支付费用,各有自己的将官;如菜省需要军队,他们就使用本城镇的武装,总督一道命令,很容易集中一处。
而如在边境或国家其他地方有所需要,或他的兵部马上从一省或几省.按当时的需要和各省的能力,抽调军队;各省都不能保有相同的军队人数。
这些军队一直作好准备,如有缺少或死亡,即使城镇很小,仍然有足够的入立即申请参军,于是位置很快得到补充。
在南京城,他们说有4万兵卒,在北京城有8万,在全国(如在中国住了许多年,对它有充分认识的神父所估计)超过100万。
同时骆入禄(JohnRodri8uez)神父在中国常作旅行,有机会拜访它的主要地区,并且十分留心,他表示说,他从对他们的书籍中所作的认真研究中,发现在中国本土,及其城镇,有594000兵卒,而在与鞑靼边境的长城,有682888兵卒,这还未把护岸服队的士兵数包括在内。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除人多外,其面积超过酉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和大英国及属于它的岛屿,那么这个数字就不算多了。
在这众多的人中,如果我们谈谈守卫边疆的守兵,那无疑地可以发现他们的勇气和士气。
他们有时英勇抗击鞑靼人,而在1595年,日本人通过朝鲜国境,未遇抵抗,企图进入中国,进行征服,中国英勇抗击,他们损失惨重,不得不卷甲而去.一无所得返回本国;同样,舰队的士兵也打过些仗,取得胜利。
但如我们谈到驻在国内城镇的士兵,他们就缺乏士气和勇气了。
不过必须知道,他们不仅是士兵,也有其他的职业,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居民和土着,同时是裁缝、鞋匠等等。
他们一直准备奉皇帝之命出征,一有情况就离家去打仗。
他们还必须在春季三个月和秋季三个月集合受训和操练,在大城市每天都要进行,而在村镇,全体每天都须到场。
他们组织军队的方式如下。
所有的军队,不管是步兵还是骑兵,都编成队,如有缺员,有人补充,而在所用的队伍相等级,他们几乎一直不变,那就是很少提升。
我说几乎一直不变,是因为在边境,如有士兵立下战功,他们有时任他为队长,不用考试升到这一位于,但这是很罕见的事。
至于当尉官、校官和将宫测要通过考试。
其中授与两个等级,(为更明见)我们可称之为武硕士和武博士。
第一种考试在省城举行,考生在那里汇集,(就在生员考试的同一学院即学宫内)进行考试,出一道题目,即论题,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他们用笔作答,为此写一篇文章和论述。
理论考试结束,他们再作实际考试。
他们必须安稳站立在奔驰的马上,向一个大靶子,射9支箭,从射箭及作文成绩优异者中选择一些人,授与第一等学位,也有其标记和服缩。
第二等学位同年在宫廷授与,取得第一等学位的人在宫里全集,和以前一样进行考试,只是有关军事的题目比以前更难作。
他们的标记和文学博土的相同,当国家处于和平时期,他们留在城市,到了战争期间,或军事活动时,他们充任军人.并有作为将官的特殊标记和服装。
毕业生当年任尉官的职务,这样逐步上升,直到可以担任将官,尽管没有战争。
那些仅取得第一等的,则在战时担任低级的一般职位,但他们总是作某种指挥。
至于武器,我首先要说,中国很早已使用火药,他们擅长制造烟火,一年消耗的火药,比现在五年用于军火的还要多。
看起来在古代他们更多地把火药用于战争。
因为甚至到今天,在南京城门及城的两测,还看得见铜制大臼炮,即大炮,虽然炮身短,制作却很精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它们过去曾被使用过。
但现在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炮,仅仅把炮当作摆设。
不过他们仍使用臼炮.即spmsards,但只有少量的,而且制作低劣。
他们也有两掌长的滑膛枪简的手枪,他们把3支,有时4支装在一起,同时发射。
他们在战船上装炮,但是炮很小,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把炮对准目标。
但现在,中国官员找葡萄牙人在澳门制造许多火器,滑膛枪开始进入户园.不过他们使用的一胶武器是弓箭、矛和弯刀。
1621年澳门城送给皇帝三草大炮作礼物,还有随行的炮手,向他介绍使用的方法,因此在北京作表演,使许多必须到场参观发射的曼达林大为惊恐。
当时,发生了一次不幸的意外,其中一门炮猛烈反弹.打死一名葡人及三、四名中国人,还有多人受惊。
这些炮极受重视,被运往边境去打鞑靼人,鞑靼人不识这种新武器,很多人密集相处,遭受铁炮的杀伤,他们立即溃逃,以后更加小心翼冀。
至于防护武器,他们使用圆扣带、盔或育,以及一些三指宽的铁片,重叠…起,用作前后胸甲,但它们没有甚么作用,只能抵御弓矢。
总之他们的武器和兵士在今天已无意义。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自从国家没有战争以来,他们已安逸舒适地生活了许多年。
其次是,他们重文轻武,以致个小文官也敢和—员武将抗争,毫不看重他。
第三是他们用考试选择武官,如我们以上所述,他们都是生手,不懂战争。
第四是,因为一切军人,要么天生勇气,要么以领导他们的贵人为榜样,激发斗志,要么受他们将官的教育,为纪律所鼓舞,但中国的兵士缺乏所有这些条件。
总的说他们没有甚么士气,毫无英勇气慨,教育极差,因为他们可以为细故鞭挞一名士兵,好像他是上学的孩子。
第五,因为在他们军中,在尉官和将军之上,有一位一直身穿长袍的大元帅,这个人始终留在主军内,常常离战场有一天的旅程,在很远处发号施令,在有危险情况时他已作好逃跑准备。
第六是,兵部(他们有两个,一在南京朝廷,另一在北京朝廷,各有一位主管,两个副手、八个或九个部员)里没有一个军人或将官,或者任何见过战争的人,而全国的军事仍由他们,特别是北京的兵部指挥。
现在再谈谈中国人在每年春三月和秋三月进行的军事训练方法,那不能没有一些收获,他们练习用箭射靶子,而且也射得准,但他们的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可笑的。
因为他们把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是中国人,另一队装扮成敌人(有如我们在葡萄牙,孩子把自己分成摩尔人和基督徒),可说是相互分开处于战争状态,然后他们派出探子,把情报送给坐在不远处丝制华盖即帐篷下的曼达林,向他们报告说他们自己在何处,敌人又在何处,于是中国人派出军队去打敌人,他们彼此用刀矛交锋,正像舞台上的演出,他们操练的就是这样,或者略有增添。
注其地在印度南境,沿海东岸。
或即汪大渊《岛夷志略》记的土塔,俗称为中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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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文官带兵是怎么回事?但明朝的成效更大比宋朝牛在哪?
关于这个毛病,最深入武侠迷的评语,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说《碧血剑》里的那段话:明朝一向文官带兵,但偏巧运气好,去辽东带兵的熊廷弼等人,都有军事才能。
明朝文官带兵不假,但能带兵的文官却极多。
而且,这绝不是运气好这么简单。
1,文官为什么去带兵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明朝中后期。
而这也和明朝的军事制度有关。
自从明朝建国后,但凡出兵打仗,施行的是“专征”制度,特别是在度稳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卫所出兵,组成军队,然后再由的大将挂帅出征。
这样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除非将领本人极其厉害,否则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受损。
明朝开国早期,承担“专征”职责的,多那些功勋卓著的功臣,比如,,等人,这些人有实力有威望,三军自然服气,打起仗来更是捷报频传。
但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死后不久的“”里就暴露无遗,当燕王扯旗叛乱后,拥有全国军事力量的建文帝,三次调动百万大军北上,围歼只有十数万人马的朱棣,他同样采取的是专征制度,但选择的人选,却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李景隆,结果明军大败亏输,近百万人被只有十多万人的朱棣打的,最后连皇位都被朱棣夺了去。
朱棣登基后改年号为永乐,作为一个马上,他登基后第一次对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给了他,当时他给予国公邱福专征大权,命他统兵十万征讨鞑靼,结果邱福轻敌冒进,反而全军覆没。
后来的五次北征,吃了亏的永乐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亲力亲为。
五次北征草原的壮举,成就了他“马上皇帝”的赫赫荣光,却也给他的儿孙“挖了坑”。
他的重也学他的模样亲自“专征”,结果没征赢不说,自己反而被敌人瓦剌给“蒸”了——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专征的明英宗本人也当了俘虏。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专征”这种模式,对于明朝来说是把双刃剑,本身专征军队的组建,就是以从各处调兵的方式完成,军队的团队凝聚力肯定会受影响,这就需要承担命令的将领拥有卓越的素质,可一旦给予将领的事权过大,就会造成专权,让中央政府难以控制。
所以既要放权,也要节制权力,就成了这个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终整个明朝,历代皇帝在军事指挥权方面动脑筋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
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不过别人,那就皇上自己来,但有了土木堡之败的教训后,自己来显然是不可能了,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想办法。
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明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但从整个明朝中前期来看,除了皇帝御驾亲征的那几次外,通常承担“专征”任务的,除了文官王骥(明朝朱元璋后第一个因战功封爵的文官)等少数人外,多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将们。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明朝中后期的历史的话,却发现又不一样,担任专政统帅的,越来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后,几乎最高军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
以强悍武功开国的明王朝,怎么又回到“以文制武”的轨道了呢?说这个转变,还是要从明朝军事制度的演变说起,明朝开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分权,放在中央,就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权和行政权分开。
这样的好处,是最大限度防范篡权奸臣出现,但坏处,就是权力分的越多,彼此也就越扯皮。
特别是地方上,由于事权不统一,事情办砸了,扯皮还没完。
为了不扯皮,从明朝第三任皇帝开始,明王朝就着手统一事权,在省里设巡抚,管辖兵马,民事,司法大权,然后又设富有管辖多省权限的总督。
这两个职务,主要就是统一兵权,而这两个职务,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职的临时性职务,巡抚是由中央副部级(侍郎)文官兼职,总督是由中央部级(尚书)级别官员兼职。
也就是说,地方的军权,随着这两个职务的设置,开始由文官来执行。
于是原本忙于案牍劳顿的文官,开始走上战争的第一线。
文官掺和这事,第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各类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朱元璋时代,武将集团的话语权极高,开国六公爵,五个都是武将(除外),可随着明朝政治稳定,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武将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随之下降。
外加朱元璋时代几次大规模整肃风暴,随着蓝玉之流的落马倒霉,武将们也。
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随着制度的发展,力量迅速壮大。
而从明朝中期开始,武将的选拔,也有了以武举为代表的科举途径,而武科举不止考武艺,真正决定中榜的是策论环节,也就是要考上,必须也要熟悉兵法战策,考评权主要由兵部文官来执行,这样一来,武科举出身的武将选拔权,其实也渐在文官手里,能考取功名的武将,好多便成了文官的门生。
此外,明朝兵部的权限也逐渐扩大,明初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但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五军都督府的权限也越来越虚,兵部的权力却越来越实在。
最直接的一条,原先军队的供给靠卫所,后来越来越多靠财政拨款,基本都是兵部拿捏。
而且跟科举造就的文官集团新陈代谢比,明朝那些显赫的武将家族,却大多一代不如一代。
也就是说,明朝建立后,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壮大的,传统公爵武将的力量,却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明朝逐渐开始用大规模的度来取代卫所制,由于募兵的统辖带兵,主要由武将来负责,为了制衡武将,势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权力,用文官来制约武将。
于是以文制武的体制,就这样形成了。
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却还是帝王本人的抉择,对于帝王来说,文官固然讨厌,但是文官集团悠久的传统和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只是皇权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武将则不然,骄兵悍将在历代都是皇权大忌,从国家稳定和皇权安全性来说,文官是执行兵权的最好选择。
明朝的军事制度,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最终还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轨道。
与其说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三位立体管理模式然而即使对于文官本人带兵,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监督体制的。
要让文官带好兵,先给武将分好权,给武将们的一颗“甜枣”,就是“总兵”这个职务。
明朝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纯粹的职业武将在军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就是总兵。
(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后期成了虚职),明朝最早的总兵,设于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官职,并没有品级,主要是给予担负“专征”任务的元帅的。
它真正开始以正式官职的名义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何福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从此,总兵一职,才以地方最高镇守长官的名义确立下来。
总兵的特点是常驻地方,并且拥有地方军队的管辖权节制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权统一,可以提高边军的战斗力。
但为了防止总兵权力过大,明朝在任命总兵的时候,又在总兵之上设立巡抚,用以节制总兵权力。
而且随着宦官集团力量的上涨,明朝在各地又开始设立镇守,由宦官监军,将文官武将都监视。
这样,明朝的地方兵权,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将相互制约的模式,如果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级别文官出任的总督经略,用以统一事权。
所以说明朝的军制,宦官当家或者武将当家,甚至文官当家都不恰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
这个三位一体的模式,究竟效果怎么样。
从事实上看,要想这个模式发挥最大效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这个模式必须独立运转,在相互平衡中发挥最大效能,切忌外来因素干涉,而造成内部事权不一。
即打仗的时候,这个体系既要权责明确,每一个人该干啥干啥,更要有军事自主权,不能听凭体系外的人瞎指挥。
二是委任统帅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人,即总督(包括经略,督师),必须是富有权谋手段,善于调和矛盾,并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干才。
放在官场上,这种人显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但真放在明朝实际的历史上,我们却不难看到,这样的人真不少。
除了曾痛打麓川叛军的王骥外,另一个典型就是时的兵部尚书,而这场战斗的结果,也是明朝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以胜利迫使瓦剌放归了明英宗。
于谦之所以会在明英宗复辟后被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开罪于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忠国公。
俩人的交恶除了私人恩怨外,一个公事上的原因,就是于谦执着推行“以文制武”的理念,开始在边地大规模派遣文官巡抚治军。
但于谦的死,却没有阻止这个潮流。
(于谦画像)到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明朝发动对河套鞑靼部落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最早担任专征任务的,都是诸如公爵朱永这样的职业军人,然而几次出征,却最终劳而无功,真正为明朝完成目标的,却是一位真正的文官——三边总制王越,他在成化年间两次发动战役,取得“咸宁海子大捷”,因功被封为咸宁伯。
弘治年间,一样是他总制三边,取得击败蒙古达延可汗的贺兰山大捷。
以至于蒙古骑兵看到他的战旗,竟会吓得望风而逃。
虽然王越本人因为与宦官交好,晚年又结好宦官,以至名声受损郁郁而终。
但如他这样文官统兵的模式,之后却越来越多,王越之后接任三边总制的,是同样以军事才能著称的文臣杨一清,到了嘉靖早期,在北方战线上对蒙古作战战功最卓越的,也同样是总制三边的文臣曾铣。
而在东南的抗倭战争中,虽然后人,等人的卓越战功,但成功驾驭他们,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却是先后担任浙直总督的与谭纶,尤其是谭纶,他不仅是戚继光的老上级,更是戚继光的亲密战友,在嘉靖,隆庆年间,世人说到戚继光的战功,总是以“谭戚”并称。
到了“三大征”时期,为明朝平定播州的,是文官梁梦龙。
为明朝最终鼎定抗倭战争胜利的,是文官刑阶。
而即使是被后人诟病颇多的明朝——后金战争里,给予后金重创的方面大将,同样也多文官。
且不论有争议的孙承宗,毫无争议令的熊廷弼,同样也是文官。
而在崇祯时代开打的明朝镇压农民军战场上,给予等农民军最惨重失败的,诸如,,卢象升等大将,一样都是文官。
3,军事文官的练级路从这些人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是文官带兵,但是明朝带兵文官的整体素质,比起北宋来显然是高得多的,至少,要担当统兵大帅,在明朝并非是仅会写几篇文章就能办到的,像北宋打西夏的时代,范雍徐禧这样的人物能担当一面的荒唐事,放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期,基本不可能发生。
在文官带兵的模式确立后,对于带兵文官的选择,明朝不但有谨慎的抉择,更有一套完整的培养过程。
一个菜鸟文官倘若渴望建功沙场,也必然要经过一番艰难的磨练。
这个磨练过程,从几位战功赫赫的文官身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首先是要有军事基础,特别是在进入文官体系之前,要经历军事素质上的培养。
比如指挥了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在还是一个童生的时候,就格外喜欢读兵书,不但读更爱写读书笔记。
文武双全的一代大儒,从小不但熟读兵法,更勤练武艺。
他在后来平定宁王叛乱后,因为功劳在外,遭到了京军那群职业武将挑衅,非要拉他比射箭,结果王阳明,当场弯弓搭箭,连发三箭全中靶心。
一举压服四众。
但要想指挥,只有素质还不够,更要经过培养。
一个战功卓越的文官,后人在惊叹他文武双全的时候,却大多忽略了,他是怎样修炼到这等级。
比如王越,做三边总制之前,他做过两个重要的职务,一是陕西御史,即在陕西边境督查军务工作,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对于战争的真相,有了切身的体会。
后来他在回忆录《襄敏集》里说,在陕西做御史前,对于军务只是想象,在那里工作过之后,才知道怎样打胜仗。
而在朱永受命专征时,他也以“襄赞军务”的身份从军,也就是给朱永做参谋长,亲身出谋划策,并亲历战阵,正是这常年的锤炼,最终使他走向成熟,拥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王越这样的经历,在明朝官场上绝非误打误撞。
事实上,明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事文官的培养,都有一套自然的培训体系,一个最终成为名将的人,背后其实有无数场刻意安排的考验。
对比其他人看看就知道了,弘治年间统兵两广,平定叛乱的刘大夏,虽然做御史的时间短,但他之前却在明朝兵部职方司干了整整十年。
所谓职方司,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总参谋部”,负责全国军事的战略筹谋。
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战争的认识,就是在这个看似清水的衙门里造就。
而嘉靖年间和戚继光并称,建立平定倭寇伟业的谭纶,在中进士的第五年,就被任命为南京兵部郎中,在这个任上,由于他受命募兵,抗倭有功,因此才被调任台州知府,负责台州抗倭的募兵抗倭工作,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密切配合,多次重创倭寇,因此又升任为负责福建军务的福建巡抚,福建抗倭胜利后,又调任两广总督,负责清剿两广倭寇,倭寇彻底肃清后,又调任蓟辽总督,负责抗击北方土蛮部落入侵,可以说哪里有仗打,他就升官到哪里,每一步升官路,都是无数场刀光血影的实战打出来的。
以至于《明史》统计说,谭纶不但是武功卓越的文官,更是战场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他本人武功高强,亲手手刃敌人的数目多达三十人。
这样的文官统军,就算是戚继光这种级别的武将,也是绝对服气的。
(卢象升)想在明朝成为一个战功卓著的文官,就要经过这样一个成熟而艰难的培养过程。
套用《亮剑》里李云龙的话说:那得血里肉里滚三回。
明朝这些能文能武的牛人,都是这么“滚”过来的。
4,被党争与瞎指挥毁掉明朝自从文官带兵以来,以他们这种成熟的培养体制,造就了大批战功卓越的文官。
但是明朝最终的灭亡,也和这种培养体制被破坏大有关系。
万历中后期开始,明朝党争越演越烈,这种争斗也涉及到文官带兵层面,党争的参与者都知道,哪个派系的人担负了军事大权,哪个派系话语权就越大。
如此一来,许多军事才能卓越的文官,其实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典型如万历晚期担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
在努尔哈赤崛起,辽东明军节节败退的危急局势下,熊廷弼,很快为明军稳住了战局,可就在局面刚有转机时,万历皇帝驾崩,朝中话语权最大的派系,就是大名鼎鼎的,可偏巧战功卓越的熊廷弼是楚党,如此一来,东林党展开了轰轰烈烈揭批熊廷弼的高潮,失去已故万历皇帝庇护的熊廷弼备受攻击,黯然去职,接替他的,是以清廉著称,军事常识却堪称白痴的袁应泰。
(袁应泰画像)结果不到一年,辽东局面逆转,重镇沈阳沦陷,并成了后金的都城盛京。
而后熊廷弼虽然再度复职,但是却依然受到东林党掣肘,名为辽东经略,其实毫无实权成了摆设。
最终随着辽阳沦陷,他成了争权的牺牲品,被魏忠贤罗织罪名杀害,并借机大肆捕杀东林党。
正是这种已经严重扭曲的党争,才使得晚明大批毫无军事才能的文官,靠着派系的佑护执掌方面大权,并很快丢盔弃甲。
比起党争来,而明朝文官带兵体系,在晚明遭到了另一个重创,就是文官带兵本身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被破坏。
明朝军队的高层指挥,是一个相互制衡的体系,但在打仗的时候,必须是一个自身独立的系统,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这个道理,连三十年不上朝的都是明白人,明神宗一辈子干了很多荒唐事,但惟独没干过的,就是干涉前线军事主官的自主权。
明神宗执政时期的几位名将,包括打抗倭援朝战争的李如松,平定扯立克叛乱的郑洛,甚至经略辽东的熊廷弼,在统兵打仗期间,遭受的非议都颇多,每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每一场战斗,都会招来外界扑天口水。
而明神宗的作法却是力挺,不管外人怎么说,只要认定的将领,就给予百分百支持。
比如对熊廷弼,外界骂熊廷弼的奏折,他都留中不发,而熊廷弼更被授予密折专奏权,他的每一分奏报,素来以懒惰著称的明神宗,都亲自批阅并回复。
正是这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才成就了这些将领的成功。
万历之前,明朝历次战争虽然也多是文官带兵,各部门相互掣肘,但在相互制约中,通过给予专征文官统一的事权,还能保证权责统一。
而到了晚明,这种指挥方式的权力分配本身,也遭受影响,经常在重大战争中,碰到自己军队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熊廷弼的悲剧就是其中之一,身为辽东经略,却毫无实权,听凭巡抚王化贞瞎搞,最终葬送战局,并一起陪绑。
等到崇祯灭了魏忠贤后,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越演越烈,猜忌心极重的崇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放在具体战争中,就是他不会给任何人绝对统一的事权,反而乐得听凭下属臣子相互争斗争权。
正是这种猜忌,令明朝军队在战场上付出了惨重代价。
比如崇祯年间以重创农民军而著称的卢象升,在率清军围北京时受命救援,被任命统帅全国援军,可他又开罪于宦官高起潜。
结果他名为统帅,却被高起潜暗中使坏,办事处处掣肘搞鬼,而打了败仗的黑锅却由他背,最后他名为统帅,却其实只能统帅了五千人驻守巨鹿,清军攻打巨鹿时,他率领五千孤军浴血奋战,最终壮烈殉国,而在他身边,数万明朝精锐部队在高起潜的指挥下按兵不动,眼睁睁的看着统帅殉难。
他的死,不但让明朝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更让明朝的大对头李自成,少了最恐惧的克星。
(李自成进京)而按照明朝“三位一体”的指挥模式,身为统帅的他应该有绝对的实权,这种悲剧本不该发生。
然而在崇祯年间,这种悲剧先发生在他身上,后来又发生在另一位名将孙传庭身上,最后又发生在宁锦之战的洪承畴身上,三位最卓越的文官统帅,两个殉难一个投降,明朝最后挽救灭亡的机会就这样丧失,而直接制造了悲剧的崇祯,也最终随着北京城破,在煤山上了结了自己苦命而困惑的一生。
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崇祯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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