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烟阁：唐贞观年间是怎么回事？旌表功勋的“活祠堂”是怎么回事？天下景仰
这座建筑象征治国安邦的巨大功勋，其中首次收录了本朝24位功勋卓著的名臣宿将，为天下有报国之志
【千问解读】
这座建筑象征治国安邦的巨大功勋，其中首次收录了本朝24位功勋卓著的名臣宿将，为天下有报国之志的人，提供了鲜活的榜样，这个地方，是的代名词，唐朝及此后的人们，死了都想去，毕竟那是官方认可的“世俗神庙”，也是旌表功勋的“活祠堂”。
曾做过江州司马的，落笔就提：“凌烟阁上功无分，伏火炉中药未成。
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
”仅做过三年“九品芝麻官”的诗歌“鬼才”，也曾写诗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后世人就更崇敬凌烟阁了，动不动就标榜什么“凌烟阁上美名标”。
凌烟阁名气远远超过了一座建筑，一个时代，而是成为唐朝以后中国精英的政治理想。
最初，凌烟阁的规模并不宏大，它原本皇宫内三清殿旁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楼，贞观十七年，也就是643年2月28，为怀念当年的开国功臣，就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像、著名书法家褚遂良题字，李世民亲自作赞——这种最高规格的缅怀行为，是继麒麟阁、云台画功臣像之后的又一次大型政治性肖像画创作活动。
第一批上凌烟阁的功臣总共24位，其中，有人，有人已经作古了。
画像都是真人大小，他们个个儿衣着鲜艳，栩栩如生。
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凌烟阁24功臣依次是：赵国公——，河间郡王——，莱国公——，郑国公——魏徵，梁国公——，申国公——，鄂国公——尉迟敬德，卫国公——，宋国公——，褒国公——，夔国公——基，蒋国公——屈突通，勋国公——殷峤，谯国公——柴绍，邳国公——长孙顺德，郧国公——张亮，潞国公——，郯国公——张公谨，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永兴公——虞世南，渝国公——刘政会，莒国公——唐俭，英国公——李绩（徐懋功），胡国公——秦叔宝。
奇怪的是，这24位功臣中，竟有半数以上曾经李世民的“对立面”。
最典型的就是潞国公——侯君集。
此人曾因贪污腐败被关了一阵子，于是心怀怨恨，便私下怂恿另一位同僚郧国公——张亮，和自己一块儿造反。
后来，侯君集果真反了，他被抓之后，由李世民当面审讯。
按说，造反是灭族之罪，却顾念他昔日的功勋，不但饶了全家的性命，临刑前，皇帝还哭着说：“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都什么时候了，还提念凌烟阁呢！后来，凌烟阁里的功臣越来越多，比如，公元764年11月，李豫就曾把功臣的画像请上凌烟阁，以表彰其兴唐大功。
如今，唐代凌烟阁画像早已不存。
北宋元祐五年，也就是1090年，游师雄曾根据流传的画本，将凌烟阁名臣画像，摹勒到石头上，现在还有少部分石刻画像流存于陕西省麟游县，仅存萧瑀、魏徵、徐懋功、秦叔宝四人的画像，这些人物，手执笏板肃立，可惜，面部五官已经残毁了。
《丹青引》中曾咏凌烟阁名臣画像说：“良将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从这些文字，可以想见画像的细腻与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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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唐僧的徒弟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有一腿 此事在正史中也有记载
在天竺取了佛经回来之后效果如何呢?他本来想着远来的佛法传回大唐之后能教化众人，但是并不是这样，就从他的徒弟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徒弟居然和了李世民的女儿有过一段虐恋，要知道这可不是戏说，而是真正发生的一件事。
这位弟子名字叫辫机，他在佛学上造诣很深，并且很有才能，就是他帮助玄奘翻译了各种经文，并且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这怎么看都是一个高僧的典范，但是事实上他却是一个犯戒的和尚。
李世民有一位非常喜爱的女儿，她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了，至于是谁主动的已不可考，总之结果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了，从此开始一段虐恋。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很私密，但是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还要从皇宫内的一次失窃事件发生。
有一段时间皇宫内居然出现了盗贼，有许多物件都被偷走，没有多久，这个盗贼就被抓住了，把所有的赃物都追了回来，但是大家发现赃物里居然有一个金宝神枕。
这个宝贝是从哪里得来的?盗贼说是从一个和尚的卧室里拿过来的，后来经过查明在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和尚就是辩机。
那这个金宝神枕的原主人是谁呢?她就是。
一开始大家都还没有往两个人有私情上面猜，只是在想是不是这个辩机是不是手脚也不太干净，居然把公主的宝贝偷了过来。
但是后来才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两个人是情人关系，而且已经谈了一段时间。
后面辩机和尚很快被捉了过来，没有经过拷打，他把所有的都招了，他承认自己与公主的是情侣关系，李世民知道之后自然十分震怒，下令把他腰斩了。
那么这一切唐僧是否知情呢?可能他是不知情的吧，毕竟他每天都醉心于佛学，可能他是有所了解的吧，但是他又做不了什么。
这件事后来被天下人都知道了，大家口中说那个叫辩机的和尚，整天说些听不懂的佛理，但是私下里却做出这么不知礼法的事情。
其实高阳对他还是有些感情的，因为李世民处理了辩机，她在李世民葬礼上都没有掉一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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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神话唐朝反腐是怎么回事？封建王朝无法真正做到“以法治国”
也不例外，并无“受贿”一语，在唐代的法律《唐律疏议》中也并无“受贿罪”的罪名术语。
也因为这个原因，唐代规定的受贿行为是比较宽泛，将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索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均视为受贿，与之有关的罪名都囊括在“六赃”罪系统之中。
提到“赃”罪，就不得不提，从先秦开始，古代对受贿犯罪的称谓，有“墨”、“赃”、“赇”等发展，直至唐代把受贿犯罪规范在“赃罪”之中，古代有关受贿罪的名称才趋于规范化。
“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
唐律共有十二篇，分别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惩治赃罪的立法主要散布在《名例律》、《职制律》和《贼盗律》中。
前面提到“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
《唐律》首次将非法获得财物的行为进行了总结归纳，将一切具有“赃”的特征的经济犯罪统一为“六赃”，即“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
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 强盗，指用武力手段抢夺财物的行为，如持仗行劫等。
窃盗，指以偷盗行为而获得财物，偷窃自己经管的财物，则称作“监守自盗”。
枉法，即受财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
不枉法，即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但没有为行贿人作歪曲法律的处断， 受所监临，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
比如某县令接受所管本县百姓的财务，即为受所监临。
坐赃，指非监临主司或一般人，因事收受他人财物。
因无利用职权枉法裁断的行为，故而其惩罚较轻。
此罪的设立主要打击的是监临主司之外的官吏，他们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或利用与监临主司职务上的关系，或其他亲友关系，收受贿赂，缘情卖法。
“六赃”之中除“强盗”外，其余“五赃”皆与官吏腐败相关连。
唐律规定的贿赂的内容既包括财产性利益，又包括人力、物力及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
所以，《唐律》中的贿赂范围比我国现行《刑法》的范围还要广泛一些。
有了罪名，还要有处罚措施。
唐代对贪腐处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职制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1尺杖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贿者减监临罪五等，索取财物者加一等，以职权强行索取者，准枉法论;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馈送及乞取者，与受所监临财物论罪;借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即使是接受猪羊(非生者)供馈及借奴婢、牛马、碾之类，也以坐赃论处。
唐代的绢布是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
一匹布在唐前期稳定时期大约值200文钱上下，论购买力，可以在丰收的年景购买不到两石的粮食。
这个购买力也就如今1000元不到，而一尺布则仅仅值100元不到。
100元不到的贪腐额度就要面临杖打的处理，唐代法律对贪腐之严厉可见一斑。
从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腐犯罪不止有刑事处罚，还有其余一系列附带处罚。
的《改元光宅诏》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者、监临主守自盗同“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
时，为了加强惩贪的效果，《即位敕》中进一步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将受到“终身不齿”，“永不叙用”的处罚。
除了处罚，唐律对受贿的赃物严格追回。
凡“与者无罪”之赃，“乞索”或“强乞索”之赃，均应还主。
“彼此俱罪之赃”没官。
正赃已被耗费的，除“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
即只有被判处死刑及实处流刑的才不征还，其他一律要征还。
即使赃吏遇大赦及被降罪的，受财枉法罪仍要征还正赃。
即“会赦及降者，盗、诈、枉法犹征正赃。
”可见，唐代法律规定对受贿赃吏经济制裁极其严厉。
唐代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可谓严密而又完善，对受贿赃吏的处罚也极其严厉，但唐代受贿行为的腐败之风仍然存在，甚至在唐代后期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封建王朝无法真正做到“以法治国”。
首先，唐代反腐败立法和措施都带有很大的特权性，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唐朝法律所规定的“八议”(是有关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的优待原则)、“官当”(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挡刑罚)、“赎罪”等一系列条款就足以证明。
这些方式，将贵族官僚的特权法律化、制度化，使其的特权较之前代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反映了唐代反腐败法律的特权法性质。
虽然唐代的贪腐最新规定不能使用“官当”顶罪，但这些特权的存在导致惩贿法律得不到彻底执行，严重阻碍了依法治吏的有效运行。
这也是受贿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缘由 比如，唐太宗时对贪腐打击很严厉，唐太宗本人“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
但贞观十二年，宗室江礼部尚书李道宗犯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谨，岂不得邪?劳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
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
道宗傣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发了一大通议论，说得也很有道理，但江夏王的处理仅仅是“遂罢官，削封邑”。
宗室亲王符合八议特权标准，处理起来就只能手下留情了…… 同样帝王的私人意见和偏好也会影响对贪腐的法律惩处。
又如唐太宗的族叔长孙顺德受贿的事件中，长孙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太宗不但没治罪反而“赐之绢”，并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太宗运用儒法思想，对赃吏长孙顺德的处置，让其受辱来取代受刑，这种惩治赃吏的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让一些有特权的赃吏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性。
而封建王朝的政治腐败也会影响法律对贪腐的惩处，托人情，求干系，使得有法不依，执法枉纵。
如时姚绍之为左台侍御史，坐赃，被监察御史魏传弓按问，得赃五百万，法当死。
韦后女弟救请，故减死，贬琼山尉。
因为皇后的妹妹出面讲情，就能逃脱处死的惩罚，只是贬官了事。
而且，封建社会最高领导人--不受法律监督。
历代对官吏的第一要求是“忠君”，其次才是“廉政”。
皇帝认为的“忠臣”受贿枉法，皇帝自然多有包庇纵容。
比如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贪赃四百万之巨，即便不死，也应罢官，而武则天以其有主炼长生药的功劳，免于法律追究。
唐代在惩治当时形势下的受贿罪可谓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能否发挥好其效力还要依赖于执法这环节。
因此，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反腐败法律不可能真正严格执行，导致贪官赃吏仍然比比皆是。
而党自十八大以来，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相较于唐代反腐早已实现了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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