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听琴图上三个人是谁?是不是宋徽宗本人?
【千问解读】
《听琴图》是宋徽宗时期流传的一幅非常有名的画作，这是一幅不同于以往的画作，它的色彩相对来说更多，但是也非常的和谐。
画上一共画了三个人，一个人弹琴，两个人听琴。
但是不知道，这画中的三个人分别都是谁呢?弹琴者的穿着非常朴素，难道画中这个弹琴之人就是宋徽宗本人吗?那听琴的人又是谁呢?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在位25年。
是一位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均无建树却在艺术方面无所不精、无所不能的一代帝王 。
尤其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刚健瘦硬、顿挫有节、笔势劲逸、秀丽多姿，显示出他极高的艺术天赋。
《听琴图》是北宋人物画中的杰作。
画幅右侧上方有赵佶瘦金书题：“听琴图”三个字，下另书“亓”押，据说此画押整体为“天”，下半部为“下”，上下两部分又可认作“一人”，以取“天下一人”之意。
《听琴图》轴是一幅优秀的中国人物画。
画中主人公，居中危坐石墩上，黄冠缁服作道士打扮。
他微微低着头，双手置琴上，轻轻地拨弄着琴弦。
听者三人，右一人纱帽红袍，俯首侧坐，一手反支石墩，一手持扇按膝，那神气就像完全陶醉在这动人的曲调之中;左一人纱帽绿袍，拱手端坐，抬头仰望，似视非视，那状态正是被这美妙的琴声挑动神思，在那里悠悠遐想;在他旁边，站立着一个蓬头童子，双手交叉抱胸，远远地注视着主人公，正在用心细听，但心情却比较单纯。
三个听众，三种不同的神态，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这幅画的背景和道具处理得十分简练，主人公背后，画松树一株，女萝攀附，枝叶扶疏，亭亭如盖。
松下有竹数竿，苍翠欲滴，折旋向背，摇曳多姿。
道具除琴案外，仅一几，几上置薰炉，香烟袅袅。
主人公对面，设小巧玲珑山石一块，上有一小古鼎，中插花枝一束，除以上这些外，别无它物。
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高级的园庭，但却经过了作者精心剪裁。
所有布景、道具以及次要人物的位置，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演奏而安排的。
整个画面的气氛，仿佛使人觉得，在这静谧之中，有一阵阵的琴声，混合着微风吹动松枝竹叶之声，从画中传出。
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诗来形容，其妙处那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画面上方，有"六贼"之首蔡京所题的七言绝句一首，“吟征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
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
”右上角有宋徽宗赵佶所书瘦金书字体的"听琴图"三字，左下角有他"天下一人"的画押，这样一来，这幅作品就成了他的了。
其实这一幅作品是他画院里的画家绘画赵佶本人行乐时的状况。
图中共有四人，正中端坐的抚琴者为宋徽宗;左侧青衣仰观者是王黼，身边一童子拱手而立;右侧俯首恭听者即是蔡京。
他们各个都凝神静听，沉浸在这美妙悠然的琴声中。
此时威风凛然、风度翩翩的君王是绝不会想到日后他会被金人俘虏，悲惨地病死在他乡的啊。
在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一幅北宋名画——《听琴图》，被传为宋徽宗所创作，与传统的水墨画不同，这幅画用了很多颜色去绘制，色调古雅清丽。
此画描绘在树下抚琴听曲的景象，画面正中央抚琴的人穿着道士的打扮，身旁放着香炉，只见他微微低着头，双手轻轻拨动着琴弦，抚琴之人倚靠着大树乘凉，，枝繁叶茂，，树旁翠竹数竿。
听琴的有三人，其中两人身穿朝服，一人头戴纱帽身着红袍，一人头戴纱帽身着绿袍，一人手持扇叶放于膝前，另外的手闲适在石墩上，俯首侧坐，另外一人两手相握于袖中，抬着头身子微微前倾，他们像是朝廷官员，相互对坐，思绪游离在天地之间，都被琴声所动，侧耳恭听。
有一童子站立于身后，也被这琴声吸引着目光。
画面上仅仅只有几株简单的植物来表现庭院的宁静，悠扬的琴声在这之间流动，构图非常的平衡，人物成黄金三角的构图，上下两株植物相得益彰，人物神情刻画的非常传神，体现出人物醉于琴声的心理动态。
这幅画到底是谁画的了，画面上很难找到真正作者的提款。
画面上方，有七言绝句一首，写着蔡京诗题，右上角有皇帝对这幅作品的命名，左下角有皇帝一人的印章。
它的作者到底是谁，一部分人认为此画出自宫廷画师;一部分人认为，此画就是皇帝亲笔所为。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皇帝，建立宫中画院，是极力主张写生花鸟的画家，而从他流传下的作品看，他人物、山水都很擅长。
但风格却呈现出多样性，所以后人认为，很多归在他名下的画，不可能都出自他之手，许多是画院中的人的代笔，大概真笔只可观望并不能真正见识到的。
对于画中所画的人物是谁也有很多猜测，大部分人认为，画中弹琴的道人就是皇帝本人。
因为宋朝是以道教昌盛，皇宫附近都是道观，经常请道土讲道，而道士们也把皇帝吹捧成道教圣人，所以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道士模样，在宫中弹琴给大家欣赏，而且还命人把他仙风道骨姿态画出来，也不足为奇。
这幅画以皇帝为中心是没错的，以他信奉道教为背景，这不是一般的人的画像，这个依据是可信的，里面包含许多有关政治、宫廷、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有的说，这幅画是他的最喜欢的作品;也反对的人说，这幅只不过是宫中画师所画，画的只不过是宫中生活。
最主要的说法认为，确实很像北宋那个时期的画，画面细腻中又透着艳丽但又不俗气，但不可能出自皇帝之手。
从他的流传到现在的作品来看，与他以往的笔法有很多不同之处。
那么画上的人物又是谁了?是几个闲散的宫廷官员，还是皇室成员?被认可的观点是：这幅作品是宫廷画师描绘皇帝娱乐休闲的场景，其中还画上了他的臣子，那个题诗之人。
为什么一个普通官员的题诗会在前头了，有书中记载，他敢公然指责皇帝不是，但是我们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思考，他绝无胆量、也不可能做落人口实的事情。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有两种原因，一是，皇帝批准，可以将题诗高过自己的亲笔。
二是，格式限制。
纸张过于窄了，一首诗句，不应安排到画面下方，也不好配合皇上，找别处题诗。
北宋亡国谁才是第一责任人？北宋为什么在宋徽宗盛世亡国？
宋徽宗时代似乎是一个辉煌的盛世，不过，北宋就在其极盛时期突然亡国了。
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许多人将之难归咎于变法，这真的妥当吗?在靖康之难中，谁才是第一责任人? 7月28日，在单向空间举行的《汴京之围》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吕鹏与《汴京之围》的作者郭建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评论家解玺璋一起探讨了北宋的亡国史。
《汴京之围》，作者：郭建龙，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年：2019年7月 导致了靖康之难? 游彪认为，王安石变法不是北宋灭亡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王安石却成了靖康之难的。
这是因为在古代，史学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
史学本来应该是客观的陈述，但是实际上，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史书会一再修改。
这就会在史书上出现对某个人的“抹黑”和“洗白”。
朝的实录一共修改了五次。
宋神宗在去世之后，高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便组织朝廷的史官，重修神宗实录，“抹黑”王安石。
紧接着亲政，因他反对高太后，又重修了宋神宗实录，在史书上恢复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光辉形象。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成了靖康之难的替罪羊呢?游彪认为，宋高宗实际上是靖康之难的“”，他逃到南边去。
他总要找一个替罪羊，“因为他不敢说江山是赵家人弄丢的，只能说是外姓人弄丢的。
所以王安石成了替罪羊，承担了北宋灭亡大部分的责任。
”游彪说。
但是，游彪认为，王安石“开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
因为王安石的税收政策特别像现在的资本主义，王安石变法将税务点承包给了商人，出价高者得之。
他还将国家的矿山都以投标的方式承包出去。
对于普通人来说，财产越多，收税就越高。
王安石 郭建龙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后的包税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到，这种包税制被政府大规模使用。
郭建龙说，“我把山东省的税收打包卖给你，谁出价高谁拿走。
这个人可以用一切武力手段，从山东省榨取税收，交100万就可以榨取300万。
这种方式导致元朝的税收一直是不合理的，同时也征收不上来，或者达不到征税的目的。
所以，元朝只存在了不到百年与此也有关系，因为它的税收体系太不健康了。
” 郭建龙认为，宋神宗所推行的改革，是国家资本主义改革。
因为他推行的是政府垄断的资本主义。
比如，国家把茶、盐控制在国家手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证券化，创造了盐钞。
此外，国家还发行纸币。
虽然在税收上，富人交得多，穷人交得少，但是，因为纸币发多了，造成通货膨胀，政府要用铸币税来保证财政收入。
而铸币税在所有人面前是平等的，且铸币税比正常税要好收，这破坏了财产越多交税越多的原则。
这对于的经济有着破坏性的影响。
郭建龙说，“即使历史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在宋神宗时代，一定会出来另外一个改革家进行改革，只是他的名字不叫‘王安石’。
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了。
” 而宋神宗时代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加强，严重破坏了民间经济。
另一方面，在宋神宗时代，党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王安石要变法，必须拉上自己的人，把政治对手压下去。
党争慢慢形成了两个派别——改革派和保守派。
在军事上，改革派大部分变成了主战派，保守派大部分变成了主和派。
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更迭，对靖康时期的政策影响非常大。
在战争没开打的时候，主战派上台，在吃败仗的时候，又把主和派换上来。
当谈和的时候，皇帝觉得做不到很多屈辱的条件，又把主战派弄上来，这其实也引起了北宋政治上的悲剧。
为何会在宋徽宗时代的盛世亡国? 游彪认为，北方的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一个心病。
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想利用天险来阻隔游牧民族南下。
在立国的时候，恰恰处于唐末五代混乱时期的延续过程中。
在五代时，为了争夺皇位，把这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割让给了辽国。
这使得宋朝的首都汴京门户洞开，一马平川，宋朝失去了可以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
尽管宋朝和辽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事实上辽国随时可以威胁到汴京的安全。
辽国的骑兵差不多用一天半时间就可以杀到汴京，这种威胁始终存在。
宋徽宗也想解决开国以来想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就跟女真人结成了“”。
这个决策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可以再做研究，但是游彪认为，宋徽宗并没有考虑清楚他的初衷，参加“海上之盟”的人也不是他的心腹，这最终落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
宋徽宗 郭建龙赞同游彪的看法。
在丢掉燕云十六州之后，宋朝首都的安全成了问题。
而且，在最繁荣的时代，一种“盛世情结”也引发了很重要的问题。
和平、稳定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社会非常富裕。
若这时碰到一个自大的皇帝，这种“盛世情结”就会发酵。
宋徽宗认为自己是盛世君王，必须建立自己的功业，所以他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措施。
但是，那时政治上的惰化早已经跟不上他的雄心了。
郭建龙还认为，不光是宋朝，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在极盛时期突然灭亡的例子。
如果要避免，就一定要有非常大抱负的君王执政。
宋徽宗并没有看到朝廷内部的问题。
比如，宋徽宗或许认为朝廷很有钱，但这些钱都是从民间收上来的，其实这反映了税收过度。
此外，在守襄阳城的时候，在需要统一指挥权时，指挥官却偏偏拿不到调兵权和后勤供应权，这种权力制约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人能获得完整的指挥权。
这种内部问题会对有“盛世臆想症”的皇帝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北宋悲剧的第一责任人是宋徽宗? 解玺璋认为，宋徽宗时代的繁荣，也正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变法的成果。
后来出现的问题与王安石的关系不大。
解玺璋赞成游彪的判断，王安石的许多政策是资本主义化的。
解玺璋说，“它的，也是带有改革色彩的措施。
那时候在欧洲，还没有这种萌芽呢!还有对教育的改革，宋代王安石搞的太学，已经具有大学的规模，有现代大学的萌芽了。
”而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也是在宋仁宗时代，朝廷已经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
在王安石还没有到中央任职的时候，他在地方工作时已经给宋仁宗上过万言书，要求变法。
王安石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使他提出来的变法措施是符合那个时代实际情况的。
解玺璋认为宋徽宗才是北宋灭亡的第一责任人。
虽然宋徽宗有许多艺术才华，为中国文化贡献良多，但是他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
解玺璋认为，靖康之难是宋徽宗的责任，而不是王安石的责任。
王安石是一个超前的人物，正因为他十分超前，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形成了一定的矛盾，所以也容易被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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