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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留下一篇回忆文章《德宗请脉记》，里面说，自己在诊病前已深知和光绪的忌讳，“皇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所以要避开这两点。

在给看病这件事上，讳疾忌医其实只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和前程。

某些皇帝很喜欢杀医生。

的爱女同昌公主病故，参与医治的二十余名医官被杀，还株连了他们的三百多位宗亲。

出面反对的大臣温璋因被革职而服毒自杀，还被皇帝唾骂“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明朝皇帝也很喜欢杀医生。

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长达10个月没来例假，御医会诊后一致认为她怀孕了。

只有一位叫盛寅的医生说她没怀孕，而是患了某种疾病，并开了一服被御医认为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

后来张氏病情加重，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盛寅的药方。

但在试药前，朱高炽已命人将盛寅抓了起来，以致他的家人忧心如焚，担心全家会被“磔死”。

盛寅被关了三天，朱高炽见张氏吃药后没死，才放他回家。

吓尿了的盛寅想方设法离开皇家，调去南京工作。

而嘉靖年间的御医许绅，是直接被吓死的。

“”时，嘉靖差点被饱受他摧残的宫女勒死，许绅奉命急救，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嘉靖前脚封赏许绅为，后脚许绅就死了。

在遗言里，许绅明言自己死于“惊悸”。

杜钟骏入宫给光绪治病，倒不必担心吓尿或吓死，因为当时杀医生已被公认为一件极不文明、极不体面的事。

御医需要担忧的是自己的前程—之前死时，御医李德立等人均被“革职戴罪当差”;光绪与慈禧死后，御医张仲元等人也被革了职。

为规避皇权的惩罚，历代御医都练就了一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高超本领。

他们热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真正治病之药;热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热衷于随大流，绝不发表独到见解，如此就可处在“法不责众”的安全位置。

这些才是御医必修的核心职业技能，而非医术。

皇帝当然也不傻。

为防御医的套路，晚廷发明了“轮诊制度”，以若干天为一周期，每天让一名医生前来诊病，并让他单独写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药方，不许他们彼此交流，最后由皇帝和大臣来判断谁的诊断和药方是可信的。

杜钟骏虽不是御医，但也被安排与其他被举荐的医生一起参加“轮诊”。

他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对大臣说：“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 大概是懒得跟这些“民间名医”解释，内务府的回复很简单—皇宫制度一向如此。

杜钟骏大约也能明白，这种制度是皇室为防被医生联合蒙蔽而专门设置的，结果往往是：诊断的虽是同一个病人，但有多少医生就会出现多少病名和药方，继而使参与诊断的医生陷入被动。

为求自保，杜钟骏从宫里出来，又去找了陆润庠，说：“六天才允许我进宫开一个药方，还不许我们互相交流，哪有这么治病的?如果将来治不好皇上的病，究竟是谁的过错?”陆润庠的回复与内务府如出一辙—不要想太多，宫里的事一向如此。

杜钟骏对“轮诊制度”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轮诊制度”走到最后，相当于将判断药方好坏的决定权交给了皇帝、太后及大臣等非专业人士。

1880年，号称“名医”的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开的药方就是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然后由李莲英传旨给众大臣，说太后觉得马文植拟的药方也不错，要他们商议一下，是继续服用御医之前开的药方，还是改服马文植开的新药方。

大臣们不傻，自然不肯表达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集体回奏说：“我们啥也不懂，还是请决定吃哪种药吧。

”慈禧没办法，只好自己圣裁，很“机智”地将御医和马文植融为一体—用御医的药方，但得让马文植主笔。

对御医的不信任，和御医对专业决策权的让渡，发展到极致，往往会变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药方，慈禧和光绪都干过这事。

慈禧曾将薛宝田拟定药方里的“续断”改为“当归”。

光绪常改御医开的药方，比如往里面加乳香、紫花地丁、白芷，或圈掉杜仲和菟丝子，有时还会直接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教他们怎么玩“君臣相佐”。

“皇帝自己开药方”这事也见于欧洲。

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常年受痛风困扰，又常暴饮暴食，他觉得宫廷医生都是无能之辈，所以更愿尝试民间偏方。

安德雷亚斯·维萨里(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任宫廷医生期间，查理五世迷上一种叫“菝葜”的草药，不但强迫维萨里将之放入药方，还宣称该草药在治疗痛风方面有奇效。

维萨里不信个案，也不愿糊弄过去。

他在诸多痛风患者身上试验后，否定了查理五世的主观感受，认为他的痛风有所好转是控制饮食所致，与菝葜毫无关系。

但查理五世更愿相信自己，让人调查维萨里，看他究竟是不是包藏祸心的“宗教异端”—在那个时代，被扣上“宗教异端”的帽子是有可能被烧死的。

万幸的是，维萨里在言论方面十分谨慎，教廷什么也没查到。

然而，若让皇帝撤去“轮诊制度”，听任医生互相交流，其结果大概率又会变成一场糊弄。

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里说，他们六位民间医生被举荐进京一段时间后，光绪有次下旨，让他们合拟一个“可以常服之方”，且给出五天商议的时间。

六人接旨后，推举年龄最大的陈秉钧主笔。

陈秉钧拟的药方会凸显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众人都不赞成。

杜钟骏还对其他五个人说：你们要是觉得自己能治好皇上的病，那不妨批评御医的药方;否则还是不要说的好，会得罪人。

然后，众人照杜钟骏的主意，保留了陈秉钧的药方的头尾，将中间部分改了，使人看不出是在“明言”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

而杜钟骏自己拟的药方，根本就没拿出来给众人讨论。

对参与药方商议的杜钟骏来说，不得罪御医、不用自己的药方为底稿进行讨论，比御医们的药方是否正确、自己的药方是否更好，要重要得多。

如此这般，皇帝与他的医生就陷入漫长的僵局。

皇帝不信任医生，医生也不敢给皇帝提供关于疾病的独立见解。

双方不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更像在玩一种两败俱伤的攻防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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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最具才华的一位人物，那一定就是班固了。

他的父亲是一位的史学家，而他在耳濡目染之下，在文学造诣上也十分不凡，加上他少年聪慧、勤奋好学，在少年时期就博得一个少年神童的声名。

等长大成人成人之后，才学更是不凡，写的一些文章，就连当时的大家都，但是班固仍是不满足，觉得现在自己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于是就离开家乡来到洛阳求学，在这一生活就是好几年，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而且结识了崔岩等人。

就在班固想要继续在洛阳待下去的时候，家里面送来了信。

家中书信写到父亲去世，要他赶紧回家，班固看过之后，就收拾行李离开了洛阳，返回了家乡。

在守孝时间过去之后，看着家境一落千丈，班固内心很不甘，就想，但是父亲临终前曾经给他留下话，让他继续编写国史，班固就继承父亲的遗志，专心致志的修起了《汉书》，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寻求入仕的机会。

过了几年之后，就下令各级官员选拔人才，班固觉得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为了得到这个举荐的名额，班固就向刘苍写了一篇文章。

班固写这篇文章的死后，可谓是绞尽脑汁，用了各种华丽的语言来赞颂刘苍，并且还在文章中提出了举荐人才的建议，班固本以为自己会入选，但是刘苍根本就没有搭理自己，这让自负才学不凡的班固很受打击。

眼看入仕不行，班固只好老老实实的继续修书。

但是屋漏便逢连夜雨，班固就是因为声名太高，遭到了别人的嫉妒，于是有人就向当地官府告发，说班固私自编修国史。

官府不敢轻视，于是在找到证据之后，就将班固关进了大牢，并向上级汇报情况，等待宣判结果。

班固被抓之后，他的弟弟为了救他，就的往洛阳赶去，他要向刘庄伸冤，等他见到刘庄之后，就说自己父兄两人潜心修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算是定下初稿，这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

刘庄听他说完之后，对班家父子修的书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让人拿过来，等看完之后，刘庄就说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怎么能遭受年牢狱之灾，于是就褒奖了班固，并让他东汉的史官。

因为刘庄的命令，班固从罪人变成了国家公职人员，可谓是大悲大喜都经历了一遍。

班固当上兰台令史之后，就奉命继续编写《汉书》，历时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汉书》才算是正式编写完成，一经现世就受到了欢迎，而即位一经七年的也对班固厚赏，表彰他的功绩，但是除此之外，他的职位却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班固不想在当这种文职官员，就想建功立业，这样可以很快的往上升，于是在朋友的牵线之下，他结识了当时权臣，而窦宪这个人向来很是尊敬读书人，而班固向来很有才名，于是窦宪就将他当成座上宾。

搭上了窦宪这条线之后，班固的生活水平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虽然职位上没有任何改变，但是窦宪却说以后会有机会的。

过了几年刘炟死后，窦就辅佐年幼的，窦宪就成了当时朝中最具权势的大臣，而窦宪为了将功折罪，同时也想提高自己在民间的声望，就派兵攻打匈奴，而且接连战胜，班固就在他胜利后，先后写下许多称赞他功绩的文章，但是后来他没想到窦宪想要谋反，班固就准备和他划清界限，但是刘肇那边就已经将窦宪给除掉了，而班固作为窦宪的亲信也被下狱，最后在牢中遭受狱卒的折磨，已经六十一岁的班固身体扛不住，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终于死去，等到刘肇查明真相之后，一切都晚了，刘肇只好将他好好安葬，并将那些欺负过班固的狱卒全都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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