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臣著名大臣方孝孺，他为什么不服软？

这次爆炸共造成约2万余人死伤，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的研究，都没有查明此次爆炸的原因。

被史学界称作是“古今未有之变”。

据史书记载，爆炸那天正是节的次日，上午时分京城天色皎洁，人们还沉浸在节后的欢愉之中。

突然巨大的爆炸声从城西南角而起，同时伴有一特大火球在空中滚动。

随着巨响腾起的是一股大而黑的蘑菇云笼罩天际，刹那间天昏地暗，火光飞集。

北京城东自阜成门、北到刑部街范围内，石块、尸体、杂物像雨点般从天而降。

此间的数万栋房屋、2万余人被炸成粉状。

据说，被炸飞的衣物等最远飘至昌平，而最离奇的是，死者要么被炸成粉末，要么断肢缺腿且全身皆裸。

这时正在紫禁城内施工的工匠们，被爆炸从脚手架上震了下来，2000多人跌成了“肉袋”;为仪仗队中的大象，因受惊四处奔跑、满街乱窜，践踏致死的百姓亦无数。

这时的天启皇帝正在乾清宫早膳，爆炸引起的突然震动，使得皇帝匆忙扔下碗筷起身直奔交泰殿。

同样惊恐万分的内侍们也刹时四处躲藏，皇帝身边只留下一个贴身侍卫扶着。

但跑到建极殿时，有木槛、鸳瓦自空中坠下砸中该侍卫使其脑顶崩裂、一命呜呼。

天启皇帝只得孤身一人跑到了交泰殿，躲到一张桌子下，这才幸免于难。

而此时的乾清宫已经倒塌，来不及跑出的和侍卫们全部被埋。

而最令天启皇帝伤心的就是，他不满周岁的皇太子朱慈炅因这场爆炸在宫中被砸死， 这也使得天启皇帝之后只能传位给了弟弟了。

之后查明，爆炸所在地是位于北京城西南的“王恭厂”，那里当时是为朝廷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常贮备火药量约1000吨。

而爆炸半径约为750米，面积达2.25平方公里。

除中心爆炸区域之外，其他地方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除了整个北京，直隶的通州，密云、昌平都受到影响。

另外据民间野载，大爆炸其实早有先兆。

在爆炸前一年的天启五年，整个华北地区出现严重干旱天气;灾变前一个月，在京城的观象台处被发现有传说中的“鬼车鸟”，且昼夜哀叫;灾变前半个月，冷害、霜情严重，四、五月的天气竟然“白露著树如垂棉，日中不散”;灾变前三天，京城东北方出现红赤的云气，后又变化为黑色;灾变前二时辰，地安门守门的内侍发现火神庙内有一红球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灾变前一刻，火神庙庙祝惊见火神乱动，人们以为火神要显灵慌忙拈香跪告，而就在此时，城中蓦地响起了震声。

此次灾变的惨状让人们记忆深刻，史书中记载有更多的细节状况，在此我们就不再烦叙了。

但是关于这次爆炸的起因，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被探明，留下的又是种种的猜测，这边列举一些供大家参考。

大家知道，北京处于华北地震带，上世纪的就处于该地区。

而据明朝史料记载，整个在京畿地区有记录的大小地震就有百余起，而从这次爆炸前发生的诸如“干旱天气”、“五月冷霜”、“赤色云气”等现象来看，均于一般大地震前的预兆相同。

但是，关于记载中的“蘑菇云”、“死者皆裸”等状况来看，又都不是通常地震后的状况。

尤其是民居、宫殿，并不是地震方式的塌陷，而是由爆炸引起的冲击波震塌的，这在地震中没有先例。

而且，到了明朝，中国关于地震的记录已经非常全面，无论是京城还是周边地区，都没有关于这条有地震的官方实录。

要知道，钦天监和观象台发生类似地震、火山、流星等事情不上报，那可是要杀头的。

因此“地震说”只能是一种假说。

这次灾变中的“飙光一道，内有大光”、“烟尘障空，白昼晦冥”等文献记载，与现代科学证实的陨石坠落发生的情况也较吻合。

陨石坠落会发出巨大的震动、声响，这与“有声如吼”一致。

但这一假设又难以解释灾变前的种种异像，而陨石坠落同样是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重点，且一般来说陨石从空中坠落会有一段能观测到的时间，并不会是突然发生，因此这种说法目前一般不被认可。

近代以来，学者们从龙卷风其“强烈旋风引起对流天气”、“正负电子相撞”等成因分析了这次灾变，认为是龙卷风引起的。

而龙卷风也正是具有席卷人畜、树木、房屋，并且将这些撕的粉碎的能力。

但同样的，灾变前后并没有人记录、感觉到有大风。

而且龙卷风有其一定的路劲走向，但此次灾变后飘落的物件却是呈放射性散播的京城各处。

所以，“龙卷风”说也不成立。

前文说了，后来探明爆炸中心是位于京城西南的“王恭厂”。

这里当时是明朝火药仓库，并且在之前的明朝中叶还是火药的制造厂。

而当时据估算储存有1000吨左右的火药，这就引发了“走火爆炸”的假设。

但是，当时的火药只是爆炸威力很差黑火药，后世有人推测，就算将这全部火药同时点着，最多也不过是将火药库周围的房屋烧光而已，绝不会腾起蘑菇云，更不可能造成死伤数万人。

虽然爆炸可能是引起了库中的火药二次灾害，但是文献中记载的却是库房灾后“不焚寸木”、“焚燎之迹全无”，并没有火药爆炸后所应该呈现的状态。

因此”王恭厂“也只是灾变的受害者，而不是灾变的罪魁祸首。

当然，天启六年的明朝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有后金的逼攻，内有游民的反叛。

而此次灾变更是让大明举国上下一片慌乱。

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奸臣贼子、腐败成风所招致的“天谴”，是“苍天有眼惩治朱家王朝”，大臣们纷纷上书认为这是“上天示儆天之子”要求皇上“反躬修省”。

为此在灾后的第三天，天启皇帝下了一道“罪己诏”，将自己骂一通，并亲赴太庙祭拜。

当然，关外的后金在得知此次灾变后却异常兴奋，认为这是真的要“变天”。

而此后又关联上四个月之后的之死，更是将此次灾变原因神话了。

综上所述，”天启大爆炸“成因至今没有一个论断，仍然困扰着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

而这次灾变与3600多年前发生在古印度的“死丘事件”、1908年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被后世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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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场语文考试的作文命题，更是全社会关注的火力点。

随着阅卷结果的公布，每年都会有一些满分和零分之作出现，就像古代放榜一般，那些锦绣文章让人争相传诵，下劣之作让人。

这种以文取士、以策衡才的方式，充分说明我们华夏古国的文脉根基还在。

古代科举考试，离我们渐行渐远。

对科举制的口诛笔伐，可谓吾耳熟焉，但未必能详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举及考试命题这个话题。

考个秀才不容易 其实科举才起步 没取得生员(俗称秀才)资格的读书人叫童生，童生年龄无大小。

要成为秀才，得通过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3级考试。

县试一般在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分为四五场考试。

黎明入场，当天交卷。

被录取者，可参加府试，由知府主持，一般在四月，及格者可参加院试。

院试是童试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由各省学政(相当于今省教育厅厅长)主持。

学政到各府州进行考试，分为3场，合格者称秀才。

各省学政在任期3年内对所属秀才进行两次考试：岁试和科试。

秀才经过科试，名列一二等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秀才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待。

每年有廪膳支取，勉强供家庭生计，还可免除徭役。

在社会地位上，秀才是读书识礼之人，受到普遍尊敬。

小民不可以与秀才，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

在，即使是宰相，也不敢坐受秀才一揖，更不敢以便服见秀才。

秀才见上官，俱用名揭，长揖而已。

秀才与知县交际，用治下门生名贴，称老师为尊，分宾抗礼。

在我的老家，旧时称秀才为邑爷，以示尊敬。

尽管我家祖上曾有几位进士和循吏，但后来在我们的村落，仅清末出了个秀才，当地人称李家邑爷。

邑爷家数代苦读，到邑爷这代，终于博得一袭青衿。

看来，在旧时考个秀才真不容易。

秀才虽然有些待遇，但生活还是贫寒的，并不一定能跻身缙绅之列。

如果科举不顺，秀才们只能另谋出路，一般去当塾师、充幕僚、行医、当讼师、看风水、下海经商等。

当然，中举、中进士，是秀才们艳羡的最佳出路。

晚明常熟的老秀才许伯彦，高才强记，贫穷落魄，好说大话，乡里呼他为狂生。

有一次去南京参加乡试，给家中寄信说：“一到京中，饭量大长，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间三碗。

如此吃饭，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篱笆为我拔去，墙门为我刷黑，士刚、士柔打点作公子可也!”文笔如此，看到的人都为之笑倒。

与他同乡有交往，在集中记载：里中许老秀才，好即事即席为诗，杯盘梨枣，坐客赵李，胪列八句中。

看来，许老秀才的诗才还是蛮敏捷的。

虽说许老秀才没中举，但他的儿子却在天 2 年(1622)考中进士，还做了京官学士，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望。

明朝李绍文《云间杂识》载：有个秀才吴平坡，平生有三大愿：一愿芜湖抽分，二愿买杨千户房屋，三愿买某娼为妾。

弘治18年(1505)，他果然考中进士，三愿俱遂。

此秀才三愿，可谓低俗。

但大多秀才期望这龙门一跃，能改变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无疑是现实的。

秀才仅仅具备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通往庙堂之上、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艰难之路，还要经过乡试、会试、殿(廷)试3关，一般3年才一次。

乡试、会试的竞争之激烈，远远超过现今的高考。

明朝秀才中举的比例多为30：1比一，中举率约为3.3%。

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多为20：1，录取率约为5%。

可见金榜题名之难了。

各省乡试和次年春礼部会试的考题，由主考官拟定，殿试有时由亲自出题。

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像众所周知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就是南京乡试第一的解元。

礼部会试合格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一般情况，会试合格者殿试都能成为进士，只是排名先后有差异。

殿试前三甲状元、榜眼和探花由此产生。

所谓“”，就是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

如此看来，乡试、会试、殿(廷)试是一种全国性的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

唐诗《及第谣》写道：“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

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

”哪个读书人不想异日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呢? 如能当上主考官 那是毕生的荣耀 古代的主考官，即“高考命题组”，他们由哪些人组成呢? 一般乡试主副考官两人，同考官4人，提调一人，还有其他官员。

会试由京师礼部主持，主考官一人，副考官3人，另有同考官十八房房官，及各种执事官。

主副考官的任命，严格而谨慎，均由皇帝指定。

会试大总裁，一般是阁臣与辅臣，乡试主副考官一般出自翰林院大学士，这些人都是状元、榜眼、探花级学霸出身，也有从地方官吏中挑选文艺品德俱佳的。

帝怕翰林官员年久荒疏于文艺，不能衡文，要亲自考试，挑选为人谨慎的考官。

这说明，封建帝王也有希望科考相对公平和渴望搜罗人才的一面。

在古代，能充当一次主考官，典试一方，选拔人才，会被视为毕生的荣耀。

被录取的考生，就是主考官的门生，门生们称主考官为座主或座师，这也是官场上的一种关系网。

沈德符《野获编·科场》有则十典文衡的记载。

明朝宣德至正统年间，翰林院大学士、礼部右侍郎钱习礼10次充任乡试、会试主考官或读卷官，被称为极奇之盛事。

他在主考正统10年(1445)的会试中，慧眼识得商辂为状元。

有明一代，“连中三元”的人，只有安徽贵池人黄观与浙江淳安人商辂两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黄观与商辂虽然中过“三元”，但并不连续。

黄观在洪武17年(1384)考中解元后，因父丧居里，洪武23年(1390)会试的会元、殿试状元，中间有6年间断。

商辂在宣德10年(1435)乡试中考中解元，正统10年会试考中会元、殿试考中状元，中间有10年间隔。

“连中三元”在科举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也为钱主考官增誉不少。

明朝高级官员中，梁储曾两次主考会试、两次主考顺天乡试;杨荣曾主考京畿乡试一次、9次任殿试读卷官;蹇义、王直曾10次充任读卷官;刘健曾一次主考会试、两次主考两京乡试、4次会试同考、六充廷试读卷官;李东阳曾两次主考两京乡试、两次会试同考、两次会试主考、8次充读卷官。

这些人都可称为“十典文衡”。

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张潮(四川内江人)曾任过一次乡试和两次会试主考官。

在嘉靖23年(1544)主考会试时，张潮忽然生病，卒于奎星堂考场上。

以上都是阁臣或辅臣任主考官。

还有一个举人出身的州府儒学教授，居然屡为考官，这在轻视乙榜举人入仕的中晚明官场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此人名陈观，最高职务是从八品的荆州府教授。

《万历野获编》称他有4个奇特之处：一是举人直选府教授，升国子助教，又历外任四郡教授;二是教职任考官从来没有超过3次的，而陈观6次任考官;三是陈观从洪武年间中举到正统年间任考官的时间，长达50多年;四是陈观官职卑下，退居林下后，又特选为主司，且屡为主考，又为分考。

陈观去世后的墓志铭，由朝廷首辅陈循撰写。

如此高的规格待遇，真是个奇人了。

其实，陈观担任考官，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他有一篇文章《吴公堤记》至今广为流传，足见文章盛事，并不一定与功埒。

有些人官卑职低，埋没风尘，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科考命题是难事 出得不好被嘲笑 这些考试的题目是什么样的呢?先说命题规则。

明清乡试和会试一般考3场，每场3天，连续9天，关在狭小的号房里，仅能容膝，自带干粮。

这对考生的身体，也是一种考验。

乡试初场一般考7道题，四书文3道，每道200字以上;五经文4道，每道300字以上。

这7篇应试八股文章被称为“七艺”，最为关键。

第二场试论一道，300字以上;试诏、诰或表一道;考判语5道题，即判断刑狱案件的评语。

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5道，每道300字以上。

清朝大致沿用明制。

帝喜欢作诗，在第一场加入了赋得五言八韵诗一首，字数八十，诗不重字，韵不重押;“七艺”分为两场，字数增加到700字以上，违者不录。

以及史书为范围出题，可以出的题目很多。

所试题目，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

如明朝宣德帝出题亲试：“可兴礼乐论。

”宣德5年(1430)殿试题：“用人何以得其力论。

” 崇祯7年(1634)，崇祯帝殿试亲自出题策问：“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

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

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今欲灭敌恢疆，何策而效?……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往古文武似不甚分，今奈何牢不可破?尔多士留心世务久矣，其逐款对答毋讳。

朕将亲览焉。

” 57年(1718)江南首题：“举贤才焉知贤才而举之。

”次题：“大哉圣人之道。

” 帝曾以恐惧修省，以迓和甘疏命题试考生 既要显示主考官的水平，又要让考生考出水平，命题是件很难的事。

如果录到优秀的考生，主副考官会赢得识才声誉，反之会让人耻笑。

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李廷机曾是乡试解元，万历11年(1583)的会元、榜眼。

他任万历22年(1594)应天府乡试主考官，首题出“之器”。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是万历5年(1577)的会元。

两人都是学霸，并且有点过节，原因是李廷机会元的机会差点因冯梦祯而失去。

冯梦祯当时是一房考官，看不上李廷机的文章，推荐江西安福籍考生邹德溥为第一。

这事传到李廷机耳朵里，他就十分不喜欢冯梦祯了。

这次李廷机到南京任主考官，冯梦祯又掌南院。

冯梦祯看到作文题目后就作拟程一首，一时脍炙人口。

按规则，拟程是主考官拟作的示范文章。

李廷机的拟程一出，比冯梦祯的大为逊色，这梁子越结越深。

两人相见时，冯梦祯说：“您今年主考取士，不但文章好，就是擎榜(科举取士的末一名)徐某，也是名实俱称，果然能擎得起榜呀!” 李廷机一听，觉得呀，回去后细细察问，原来最后一名徐学易，以力大而闻名，在国子监中能将堂柱拔起来离地几寸，文章不佳，但确属大力士之类。

这是讥讽主考取士眼光不行呀，李廷机因此更加。

命题若是犯了讳 搞得不好掉脑袋 中国的汉语内涵丰富，如果有人利用考官出的题目做文章，牵强附会，后果不堪设想。

有时，命题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搞不好会掉脑袋。

时，主考官出了个题目是“至仁伐至不仁”。

当时正值起义，攻入长安，僖宗避地西蜀，考生们作诗说：“主司何事厌吾皇，却把黄巢比武王。

”，是至仁伐不仁，黄巢如何能与武王相比呢?因此，这事被士人笑话。

永乐7年(1409)，御史弹劾翰林侍讲邹缉、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主考时出题偏题，邹缉等被下狱。

嘉靖帝喜欢道家，对祥瑞异相喜闻乐见。

嘉靖12年(1533)，河南巡抚吴山献白鹿，为大臣谄媚之始。

此后，白兔、白龟、白鹊相继不绝。

袁元炜任嘉靖41年(1562)会试主考官时，干脆以“灵台”命题，考生只好满篇胡吹那些鹤鹿珍禽异兽了。

嘉靖帝的忌讳很多，因此乡试、会试命题都是谀词。

如果考官出题不慎犯了他的讳，只有死路一条了。

命题的风险，到了清朝更是加大。

雍正年间礼部侍郎查嗣庭案，召来横祸的是他在雍正4年(1726)在江西乡试出的考题：“维民所止。

”这本是出自《大学》中引用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却被诬告为是斩了雍正的首。

查嗣庭最后被罢官，死后又开棺戮尸。

乾隆20年(1755)，甘肃巡抚胡中藻因被处以斩刑。

乾隆帝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

乾隆在谕旨中称，胡中藻在出的试题内，出《孝经》句“乾三爻不象龙”作为考题，《易经》乾卦六爻都是取象于龙，哪有三爻不在六龙之内呢?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这真是考场有风险，出题需谨慎呀! 时任权臣被捧骂 经常出现在考题 当然，谄媚权臣的题目也层出不穷。

万历首辅执台阁期间，万历 7 年(1579)，山东、贵州第二题为：“敬大臣则不眩。

”万历10年(1582)，湖广出题：“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是张居正的桑梓之地，最有媚功。

万历7年，礼部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出题：“舜亦以命禹。

”当时，张居正权势正盛，谄媚拍马的官员称他功比伊周，最后吹成功比大禹。

这真是没底线了。

江南应试的秀才平时都没有模拟过此类题型，被这考题难住了，皆搁笔不书，大骂考官，说用受禅之事谄媚首辅。

这本是一道考题，但往政事上比附，那就闹大了，一时海内扬名。

张居正去世后，在言官们与阁臣的斗争中，有御史丁此吕上疏揭发乡试出题“舜亦以命禹”，是劝进张居正当皇帝，高启愚因此被罢官。

此后，谄风稍衰，讽讪者渐出。

万历16年(1588)河南乡试，出《孟子》好善章后二节内容：“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

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

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出题者意在讥切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申时行听后非常不高兴。

万历22 年应天乡试，主考官李廷机以“管仲器小”命题，福建以“鄙夫事君”命题，都被认为是讥指当时的首辅赵志皋，也有说是讽指兵部尚书石星的。

借孔老圣人的语录骂人，这种命题让考生觉得是“你懂的”，太欢乐了。

崇祯4年(1631)，主考官郑之元出论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大家认为是指斥内阁大臣温体仁的。

这些题目还好些，起码是完整的一句，知道出自何章。

有的考官将经书语句截断牵搭作为题目，让考生找不到北，这就是截搭题。

清朝年间的河南学使，翰林出身，心高气傲，出题特别谬妄。

单句必然有妖，截搭题如羊父母干龟动乎、鳖生焉之类，让考生们茫茫然无法下笔。

一次，他去两个县对秀才们进行年考，每县分别出了一道题，一个是兽蹄鸟迹之道，一个是相闻，戏谑秀才们字不成文，水平不高。

河南的主政官们实在受不了，指使言官们上疏弹劾，说他割裂经传，玷辱斯文。

最后，此人被革职。

科举应试专业户 连续几代出猛人 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很大，考生们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和名儒疏解，还要通晓史册。

这些科目读下来，耗费大量时光，头发都会读白，古人称为皓首穷经。

有个《儒佛两不收》的笑话，说是杭州秀才杨兆南，死后一年托梦于妻子说：“人死必有所归。

我生前是个儒士，司魂者把我送到文昌所，帝君出题试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把我送到佛菩萨处，佛出经问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

可怜我彷徨阴间，没有歇足之地。

”这从另一面反映出杨秀才才疏学浅，没吃透儒释经典，患了惧怕考题综合症。

为应付科考，走捷径，猜题很重要。

有个读书人王应麟，，一次看到杭州官府给皇宫进贡野蚕茧及丝绵纱绢，就跟同学们说：“今年会试万一以此命题，我们作文中间将如何铺叙?” 同学们都被问呆了，相顾无语。

于是，王应麟先拟一联：“缫丝纤纩，无惭禹贡之征;冰素方空，不数齐官之献。

”丝绵纱绢，四物皆备，同学们无不叹服。

清朝学者王应奎《柳南续笔》记载说，15年(1658)的殿试在瀛台由顺治帝亲试，题目是《瀛台赋》。

常熟的陈宿源，是前明老秀才陈式的儿子，陈式曾经作过一篇《燕都赋》，自认为是得意之作，叫陈宿源从小熟背。

这次阴差阳错碰上了，陈宿源把老爸的《燕都赋》略将修改，顷刻而就。

顺治帝一看，连声叫好，钦定为第二名。

因为猜题，要狂刷考题，就出现了很多应考的时文选，把科举考试中认为做得好的八股文范文集中起来，供考生们阅读和模仿。

这相当于现在的教辅材料，不过当今做教辅的，可不像古代儒林那么落拓了。

那些科举成功的士大夫家庭，子弟们一出生，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培训教育，在科举考试中会出现累世中第的家族性现象。

可以说，这些家族就是应试专业户。

明清时期江苏太仓的王世贞家族和王锡爵家族，就是典型代表。

在科举出仕方面连绵不绝、代代延续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也是代有人才，俊彦辈出。

明朝文坛盟主王世贞的家族，按祖源称为琅琊。

4代中，共有10人进士及第。

另一家有“祖孙宰相”、“两世鼎甲”之称的王锡爵家族，按祖源称为太原王氏。

5代内，进士及第有11人。

万历16年(1588)，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参加北直隶乡试第一，成了解元。

当时朝官联名弹劾主考官黄洪宪是在拍王锡爵的马屁。

万历帝亲自复试所劾举人，王衡还是第一。

王锡爵是个很有自尊的人，不允许儿子去参加会试。

王锡爵回乡多年 后的万历 29 年(1601)，王衡参加会试，考中榜眼。

王衡授官后不久就辞官归乡，每天教儿子王时敏习文为乐。

他每天出一考题，然后自己作一范文，这是模拟科举考试要从娃娃抓起。

古人讲究孝道，晚辈早晚都要去长辈那里看望，陪老人讲几句话。

王时敏每晚去向祖父王锡爵问安时，王锡爵都会问：今天什么题?你爸爸写的文章说了些啥? 王时敏就把王衡写的作文呈上，王锡爵一看就说不好，拿纸笔来，看你爷爷怎么写的，不构一思，顷刻而成。

后人把王锡爵写的这些作文汇集成册，取名《课孙草》，就是教应试所草就的文章。

看了王锡爵这样的人家，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一门多科举猛人的原因了。

当然，明清两朝还有很多这样的士大夫家族，如四川新都的杨廷和家族，广东南海的伦文叙家族，安徽桐城的张英一门十二进士、六代翰林，江苏昆山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家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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