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为什么还存在人殉制度?真相是什么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26 点击数:
简介:在私权膨胀的年代,人殉屡见不鲜。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朝鲜《李朝世宗》有一段记载: “帝崩, 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

当死之日, 皆饷之于

【千问解读】

在私权膨胀的年代,人殉屡见不鲜。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朝鲜《李朝世宗》有一段记载: “帝崩, 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

当死之日, 皆饷之于庭, 饷辍, 俱引升堂, 哭声震殿阁。

一堂上置木小床, 使立其上, 挂绳围于其上, 以头纳其中, 遂去其床, 皆雉颈而死。

” 这是永乐二十二年,驾崩后紫禁城里发生的凄惨景象,后妃三十余人殉葬,这便是的人殉制度,我们不禁要问,自就已经取消的人殉制度为什么在数千年后的明朝死灰复燃?是谁在开历史的倒车?又是谁废止了这项制度? 01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 在远古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经常可以看到把俘虏作为祭品或者奴隶为主人殉葬的记载,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秦国自起开始逐步废除人殉,到了两汉时期,人殉基本消失。

然而到了明朝,太祖恢复了人殉!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去世,朝廷下令其正妃,侧妃殉葬! 樉妃,元河南王女弟。

次妃,宁河王邓愈女。

樉薨,王妃殉。

这可是秦王的正侧两妃,而且两人身份并不一般,王氏是王保保的妹妹,也就是《》里的原型,邓氏是明朝开国六公公邓愈的女儿!她们被逼殉葬的原因就是没有生下子嗣,明朝人殉制度由此开端。

《》中没有明文记载殉葬制度是如何安排的,哪些人需要殉葬,哪些人可以幸免,我们只能从片段记载中来推测。

首先亲王、郡王的妻妾,只要没有后嗣,哪怕是正妃都会被要求殉葬,而有后嗣的可以幸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王朱樉的正妃和侧妃。

再看皇家,一般认为正宫皇后可以幸免,其余妃嫔全部殉葬,不过和有权力“豁免”。

电视剧《大明风华》中太子妃所说的“后宫无所出者殉”其实并没有历史依据。

比如仁宗驾崩后,殉葬名单中就有郭贵妃,她为朱高炽生了朱瞻垲、朱瞻垍,朱瞻埏三个儿子,是朱高炽最宠爱的妃子。

张皇后这时已经“升级”为太后,完全可以豁免郭贵妃,但是因为郭贵妃太过得宠,张皇后早就心有芥蒂,没有选择豁免,反而是豁免了几个没嗣但是与其关系较好的妃嫔。

试想朱瞻垲、朱瞻垍,朱瞻埏三人在封地听到母亲殉葬的消息时是多么悲伤。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临时“提拔”宫女为嫔妃,为皇帝殉葬。

比如宣宗朱瞻基驾崩后,共有10人为其殉葬,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宫女临时“提拔”为妃嫔,册文云“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

对于这些宫女来说,为皇帝殉葬已经是一种很好的归宿,明朝宫女终生不得出宫,一辈子见不到家人,生病了也不许医治,如果为皇帝殉葬,朝廷会赐予其家族世袭千户或者世袭百户的职位。

可别小看了这世袭千户,后来拼命打赢了,朝廷的赏赐也不过是锦衣卫世袭千户! 02朱元璋为什么要开历史倒车 “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闱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

” 这是朱元璋总结的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从中可以窥探其恢复人殉制度的原因。

首先就是害怕后宫干政,在朱元璋看来元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后宫与外朝内外勾结,使得朝堂乌烟瘴气,导致天下大乱。

大明开国后,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严令后宫不得干政,后代皇后只能出自普通人家,而且娘家人只得授予荣衔,不得入朝为官,在种种措施下,做出最极端的后宫嫔妃殉葬来从根本上杜绝后宫干政也在逻辑之中。

其次元朝后宫糜烂不堪,宫妇私通外臣,大臣的妻妾被传进宫内聚众淫乱等等,朱元璋对此深恶痛绝。

从朱元璋种种表现来看,他是的拥趸,将其立为官学,明朝八股文取士,批注皆以为准,使得“天下之士,一尊为功令”,而程朱理学最为强调“”,主张妇女“谨守贞节”,程老夫子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了理学卫道士的口头禅。

朱元璋担心元朝末年违背“天理”的淫邪出现在他的大明朝,遂建立了一套“严内教”制度: 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

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覆奏,而辄领于部者,论死。

或以私书出外,罪亦如之。

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症取药,何其慎也。

明朝的宫女是一辈无法迈出后宫一步的,就算生病了也不得让太医诊治,只能凭借症状去拿药。

江夏侯周德兴是朱元璋的发小,跟随着朱元璋征战南北,其子周骥在宫内当差,有人向朱元璋密奏周骥与宫女有不轨之事,朱元璋大怒,立即下令赐死周家父子!龙有逆鳞,触之必死!由此可见,朱元璋害怕自己死后,留下的嫔妃做点对不起他的事,让他脸上无光,干脆下令陪自己一起去了。

03是谁废止了人殉制度 太祖朱元璋后,接连出了三位英主,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他们虽有雄才大略或仁心仁术,却都继承了人殉制度,直到那位被我们骂了几百年的皇帝英宗出现,是他废了人殉制度。

天顺八年,朱祁镇驾崩,后宫的嫔妃们眼神变得空洞,她们在等待命运的宣判,尤其那些没有生育的妃子们,更是已经认命。

传诏终于来了,他的身后没有跟着一群手捧白绫的“刽子手”,遗诏缓缓展开,没有人被点名,只听到“罢宫妃殉葬”!刹那间所有人双眼恢复神采,继而温润,向着乾清宫方向深深跪拜,诚心恭送皇帝英灵,自此明朝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废除。

毛主席在读《明史》时点评朱祁镇,说他“还是做了点事的”,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了。

朱祁镇为啥会废除殉葬制度,这和他当太上皇的经历有关。

成了俘虏,皇位让给了弟弟,自己成了太上皇,被瓦剌放回来之后,就被朱祁钰防贼一般软禁在南宫整整7年,7年里是这些妃嫔一直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陪他度过的每一天,正是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让朱祁镇最终下诏废除人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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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是征韩论的重要人物呢是怎么回事?他是如何成为“背锅侠”的

“若您认为公开派遣使者(前往朝鲜)有可能遭到暴行杀害,那么无论如何也请派我前往”,“不需要派遣副岛君(外务卿副岛种臣)这么杰出的使节,死亡这等小事我便能应对”。

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重要人物。

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

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

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

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

然而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是“崇洋媚外”。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

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

,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

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战端。

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

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

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

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

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

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

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 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

诡异的对立 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

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

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

” 岩仓使节团 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

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

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

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

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

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

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

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

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

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

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

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

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

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

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

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

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

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

“背锅侠”西乡隆盛 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

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

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

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

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

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 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

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 “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

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

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

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

明治维新虽然号称“”,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

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

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息。

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

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

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

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

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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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年间的户部尚书是哪位?为什么说是嘉靖帝自己

嘉靖帝,明世宗。

在其统治明王朝的四十五年间,曾创下二十余年不上朝的景象,令世人唏嘘不已。

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历代最聪明的,二十余年不上朝却能把控好朝中的各方势力,玩弄群臣于鼓掌之间;也有人说他,宠信,乱杀忠臣,杀害皇后;也有人说他是理财能手,虽不经管财务却对国家财政。

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死后,年仅12岁的朱厚熜承袭王位。

过了两年也就是正德十六年,驾崩,但是明武宗没有儿子,依据大”兄终弟及“的祖制,武宗驾崩当天,拟旨宣布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

至此,年仅14岁的朱厚熜成为了明王朝真正地统治者。

嘉靖帝朱厚熜从小就聪明过人,随父学习各种估计书卷,修习各种修身治国齐家之道。

也不知道兴王早就预料到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大明朝的皇帝,从小就让儿子熟悉了各种礼仪规章。

朱厚熜在知道这个至尊之位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后,年仅16岁的他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帝王之气。

在其入京准备步入这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时,时任首辅杨廷瞧着他年纪小,准备给他来个下马威,命礼部让朱厚熜从东华门入,以太子之礼迎接他。

朱厚熜全然不理会,他明白这是给他”见面礼“,不同意入京。

太后看这样不是办法,命群臣去京外劝言,朱厚熜这才同意入京,并且要从大明门入,在奉天殿继承皇位。

至此,嘉靖帝朱厚熜开始了他作为大明朝统治者的生涯。

嘉靖帝在其统治的的前二十年,在把国家大全掌握到自己手中之后,顺应历史潮流,大胆创新,鼓励农商,大力发展文化,大明王朝展现出正兴之气。

但是在其统治的后半段时间里,嘉靖帝开始闭关修道,创造了20余年不上朝的历史奇景,成为后人的谈柄。

并且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且小气的人,甚至有点刚愎自用,很多大臣都看不下去,嘉靖帝还兴大狱,杀言官,宠佞臣,直接导致了其晚年国家局势动荡不安的局面。

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徭役、赋税,为正二品。

但是嘉靖虽然二十余年不上朝,但其对明王朝的财政状况确了如指掌,他知道严嵩父子的贪,但他也只是不想说出来伤了和气,毕竟他还需要严嵩给他做事,可一旦真正触碰他的底线,嘉靖帝也是翻脸不认人。

我们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嘉靖帝对国家财政的掌控度如何。

有一年冬天鄢懋卿收盐税回京,上报说总共收得330万两白银,其中230万两充给国库,100万两给了嘉靖帝的内廷。

觉得不对劲,完全不经户部,命人在宫内连夜查算,得出这次巡盐总共有530两(鄢懋卿和严嵩父子各分得100万两)。

嘉靖怒了,彻底地愤怒了,他觉得这530万两银子全是他的,现在人家拿了200万两还得欠人家一个人情。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嘉靖帝倒严的决心,在他看来,财政,银子,是他的根基,是他统治国家最根本的东西,谁触碰它都不行。

不论对错,历史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世人评判,再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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