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危竑议“一书有何内容？为什么是明朝的”盗版书“
【千问解读】
吕坤(1536—1618)，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宁陵人，二年(1574年)进士。吕坤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官员，他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万历十八年(1590年)，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工作之余，吕坤采辑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了一本妇女读物《闺范图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与官员，吕坤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呢?对吕坤来说，纯粹是一种责任意识，明中叶以后，心学占居主流，传统理学受到挑战，叛逆意识在全社会苏醒，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松弛，妇女们不再尊崇“”，“竟弃之礼法之外矣”，《》式的作品应运而生，类似“大闹葡萄架”的情节往往令妇女们心驰神往，面对的局面，吕坤采决定编辑一本“正能量”的《闺范图说》，以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来重塑现实社会中的妇女道德观。
《闺范图说》刊行后，社会流传甚广，宦官陈矩有次出宫，看到了这本《闺范图说》，便买了一本带入宫中，郑贵妃看到《闺范图说》后，非常感兴趣，亲自作了一篇序文，又命人增补了十二个妇女典型，其中以为开篇，郑贵妃自己的事迹作为终篇，然后让自己的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闺范图说》。
新版《闺范图说》是郑贵妃一手操作的，原作者吕坤根本就不知道是这件事，郑贵妃为什么要花大气力盗刊《闺范图说》呢?当然是欲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同版本的《闺范图说》，目的显然是不同的。
郑贵妃为万历所独宠，她急于扩大自己的影响，是既为自己谋得皇后之位，也为自己的儿子争得太子之位，这时的万历皇帝，已有长子，但朱常洛与朱常洵都是庶出，而皇后又无子，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继承规则，朱常洛立为太子的可能性目前比朱常洵大，如果皇后亡故或被废，郑贵妃就可能晋为皇后，朱常洵就自然由庶出变为嫡出，太子也就非朱常洵莫属，郑贵妃重刊增补后的《闺范图说》，确实是件的事。
郑贵妃重刊的《闺范图说》，“流布渐广”，吕坤根本不敢计较“版税”的事，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忆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了封《天下安危疏》(《忧危疏》)，奏请万历皇帝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从《闺范图说》到《忧危疏》，时间过去了八年，说的也不是一件事，但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却借机说事，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偷偷送进宫里，是企图“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现在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
吕坤太冤了，书被人改头换面，还被人诬陷一通，好在万历皇帝对郑贵妃也有抬高的意思，对戴士衡的弹劾不以为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郑贵妃借《闺范图说》影响立储之事也宣告破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慈圣皇的干预下，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但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一场意外事件再次让吕坤与戴士衡进入风口浪尖，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意蕴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忧危竑议”，显然又与吕坤的《忧危疏》有关。
《忧危竑议》采用问答体形式，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说《闺范图说》首载汉明德，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
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忧危竑议》即所谓的“妖书”，“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朝野之人均不明真相，纷纷谴责《闺范图说》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
看到《忧危竑议》后极为恼怒，但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忧危竑议》中郑承恩被指名道姓。
他便怀疑《忧危竑议》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因为在戴士衡上疏前，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万历皇帝不想把事情闹大，只下令将樊玉衡、戴士衡逮捕，最后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
因为“妖书案”，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吕坤因患病在家，没有被问责，但他再也不敢重返仕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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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工地挖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国编钟是怎么回事？堪称“国之瑰宝”
6月28日上午，南郑县圣水镇工人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这也是南郑县首次发现青铜编钟。
6月28日上午，在圣水镇青史村汉江河段青龙滩大桥施工现场，几名工人在施工时突然发现有一个泥土包裹的金属物体，立刻向镇上报告。
据南郑县圣水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接到报告后，他们派了2名执法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当时这个人发现的时候，是一团泥裹着的，工人简单的拿水洗了，经过初步的鉴定，确认它是个铜质的编钟，并且保存完好。
”汉中文物队初步认为，编钟应该是从汉江上游冲卷至此。
经过测量，青铜编钟文物高37.5厘米、最大口径21.5厘米、壁厚1厘米，重约6.5公斤，初步认为为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
另据工作人员介绍，南郑在古时候曾经是楚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发现青铜器也不是一个意外，虽然说是首次发现编钟，但是在楚国的时候，青铜器非常发达。
发现青铜编钟的地方最早是一个古镇，后汉江改道淹没了古镇，目前青铜编钟已在圣水寺文物管理所暂时妥善保管，近期将委托省文物中心进行修复和进一步研究鉴定。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战国青铜编钟，堪称“国之瑰宝”，编钟的发现证明了汉中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的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铸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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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宋朝对子民的福利是“从摇篮到坟墓”的
先来说“摇篮”即“生”的福利，宋代的“摇篮”福利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与预防性救济两大类。
预防性救济是指国家在发现贫家妇女怀孕之后，给她们提供生活补贴，以免穷困人家因养不起孩子而溺婴、弃婴。
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下诏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令”，诏曰：“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
”具体做法是，每一家贫困户发钱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1800元)，这笔经费来自国家征收的“免役宽剩钱”。
南宋的州县还设有“举子仓”，即由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
举子仓的仓本来自国家常平仓、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赠。
补救性救济则是指国家设立福利机构，收养、赈济弃婴与孤儿。
北宋时，主要由综合性福利机构如“福田院”负责收养京师汴梁的“老幼废疾”，“广惠仓”负责赈济各州县的“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
从哲宗朝开始，朝廷在全国施行“居养法”，各地设立“居养院”，收养无法自存之民，遇有被遗弃婴儿、孤儿，也送入附近居养院养育，对婴幼儿，“雇人乳养”;稍大一点的儿童，则“令入小学听读”。
南宋时，又发展出专门的儿童收养机构，有“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慈幼局”、“及幼局”等。
名称虽异，功能则差不多，按宋人吴自牧的描述，慈幼局是这么运作的：“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
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
”慈幼局的效果很好，椐元人的回忆，“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
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
” 再来说“老”的福利。
宋代收养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也包括综合性机构与专门的养老福利机构，“安老坊”、“安怀坊”、“安济院”都是收养“老而无归”的养老院，“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等综合性福利机构也收养孤寡老人、流浪乞丐、残疾人士、贫困人口等。
按宋人的界定，60岁以上为老人，可享有进入福利机构养老的权利，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
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
现在来看看宋人“病”的福利。
宋代收养、治疗孤苦贫困病人的专门机构主要是“安济坊”。
北宋崇宁年间，朝廷下诏全国各路遍置安济坊，颁发“安济法”，要求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
安济坊“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
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
”即实行病人隔离制，并提供汤药、伙食。
此外，另有专门收治患病旅客的机构“安乐庐”，因旅人“有病于道途，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于非命，极为可念”。
政府还要求旅店如发现病人，不得将其赶走，而应就近请大夫治疗，然后报告官府，报销医药费。
除了收养病人的福利机构，宋代还设有“药局”、“施药局”，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药局只“收本钱不取息”。
有时候，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免费发放药物。
宋人吴自牧记述道，南宋时，“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朝廷)拨钱一十万贯下局。
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朝廷)。
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
” “从摇篮到坟墓”，人生的归宿最终都是墓冢，那么来看看“坟墓”即“死”的福利。
宋代之前，历代也有设义冢助葬贫民、流民之举，但制度化的福利性公墓体系则是在宋代才形成的，此即“漏泽园”制度。
漏泽园先是设于京师汴梁，北年间，朝廷在“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
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
到了神宗朝，政府又正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
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
”之后，宋高宗也下诏要求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整个南宋时期，各地普遍都设立了这种福利性公墓。
宋代的漏泽园，有一套非常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如逝者有冥器陪葬，有“兰羞”(佳肴)祭祀，尽力照顾了逝者的尊严，这些下葬随品及祭品都由政府置办;“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还有专人管理，“官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
至于季节性、临时性、赈灾性的例行救济，比如“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也是“每岁常例”，这里不展开细述。
总之，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大概可以说，宋代隐隐然已经有了几分“福利国家”的气象。
两宋期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系，为历代最为完备，不但超越了前代，而且为后世所不及，宋之后的元明清三代，国家福利其实是收缩的。
当然，设立福利的宗旨，跟落实这一宗旨的效果之间，肯定存在一个折扣，但1000年前的宋政府能建成这么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还是让我们不能不生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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