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齐民要术》里就有“寿司”的制作方法了?
【千问解读】
寿司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典型的日本食物。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一个小饭团上盖上一片鱼或虾的寿司,这在日语中称为“握寿司”; 或是由紫菜包成卷筒状,里边有些蔬果、鸡蛋之类,这在日语中被称为“卷寿司”。
一般人也许以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吃这些食物,其实,这类寿司的历史不过两百年左右,最初的寿司,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形态、滋味,都与今日的寿司大相径庭。
寿司多次“变身”后才成为今天的样子 日本最初的寿司,是指经过四五天发酵成熟的鱼与米饭搭配的食物,或指在鱼内塞入拌盐米饭的食物。
关于这样的制作方法,时后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第八卷“作鱼鲊”一节中有几乎相同的工序。
我们不敢断定日本早年的寿司就是源于中国,但应该可以肯定,两者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到了18世纪的江户时代,寿司的制作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那就是“早寿司”的出现。
“早寿司”不再需要发酵的过程,具体的做法是: 先将米饭填入一个底板可抽取出来的专制木盒,再盖上加工过的鱼(多用青花鱼,日语的汉字是“鲭”),用木盒压紧,这时将底板抽出,取出的寿司就成为一个整齐的长方形,然后用刀切成厚块装盘。
这样的寿司也叫“押寿司”或“鲭寿司”“盒寿司”(笹寿司),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兴盛于大阪一带,至今仍可看到。
经过种种改良,18世纪上半叶,江户(现在的东京)市内终于诞生了寿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握寿司”。
将上好的大米蒸煮之后,盛在一个浅口的、未上任何油漆的木桶内,在尚未冷却时用白醋拌匀,随即由熟练的师傅将这些米饭快速地捏成一个个椭圆形的小饭团,其间在饭团内加入一点点山葵泥(中国人一般称之为“芥末”),最后在饭团上加上一片鱼片或虾片等,食客可蘸一点酱油吃,一般是一口一个。
为了不让米饭粘在竹帘上紫菜卷寿司诞生了 华屋与兵卫这个人起初是经营寿司的行脚商。
原本,从大阪一带传来的“押寿司”制作颇为麻烦,配料也大抵局限于青花鱼,口味较单一,经他改良的“握寿司”问世后,立即受到了食客的普遍欢迎。
最后,他开了高级的寿司专卖店。
配料也不局限于青花鱼,据具有史料价值的随笔集《守贞漫稿》记载,当时主要配料有鸡蛋烧、金枪鱼刺身、大虾、银鱼等。
在“握寿司”登场的前后,日本还产生了各色各样的寿司。
在1750年的《料理山海乡》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卷鲊”,就是卷起来的寿司。
做法是将米饭和鱼用类似于中国竹帘的“箦子”卷起来,使其形成卷筒形。
不过这时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米饭会粘在竹帘上,寿司的形状也会缺损。
于是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竹帘子上铺一张纸或紫菜。
纸是不能吃的,而紫菜则可直接食用,于是,用紫菜包卷的寿司诞生了。
里边的内容,开始时只是用醋拌过的米饭和鱼,渐渐地,人们将鱼切成小块,再放上各种蔬菜或酱菜、鸡蛋等食物,这就形成了现在的“卷寿司”。
如今的卷寿司形态确立于19世纪,至今仍是日本寿司的重要品种。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包括寿司在内的日本料理开始传向海外。
日本饮食在美国人心目中是清洁、新鲜、低脂肪、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虽然烤肉、拉面、铁板烧也吸引了不少食客,但最受人们欢迎的日本料理仍是寿司。
对美国人而言,寿司是最富有日本情调的食品,鲜鱼和米饭是最健康的食物,因此卖得很好。
Uzumi发源于江户时代 “Uzumi”的意思是将食材埋起来。
据说Uzumi始于江户时代,当时施行节约政策,百姓们为了不让自己的饭菜看起来显得奢侈,而将鸡肉、虾等材料都埋在饭的下面。
传统的Uzumi 会将虾、芋头、豆腐、胡萝卜、鸡肉、魔芋、香菇、萝卜、葱等用海带高汤煮过后,放入碗中,上面盖上米饭。
2010年,福山市举办了“福山美味大赏”,由1000名市民试吃投票,“福山鲷uzumi”被选为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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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中单独立传的臣子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是哪位?
但是,如同的《》中,以霸王的身份享受到皇帝才有的本纪待遇一样。
在三国志中,竟然也有两位非皇帝人物被陈寿单独列传。
一是蜀汉的,二是孙吴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两位臣子可以享受到三国志中皇帝才有的资格呢? 首先,在回答上一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蜀汉和东吴各有一个臣子上榜,曹操集团就没有一个可以单独列传的文臣武将吗?对此,在笔者看来,曹操集团的谋士也好,武将也罢,实在缺乏一个无可替代,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
当然,这也和曹操性格多疑,事必亲躬的行事风格存在关系。
在曹魏的文臣武将中,和等谋士,都是可以替代的。
当然,这也说明曹操的人才储备实在太充足了,这个战死或病逝的话,那个就可以立马补上来。
即便是掌握曹魏大权的,那也是靠着司马家族的支持。
换而言之,如果没有司马懿,司马家族等世家大族还可以推选出新的利益代言人。
由此,再说一说诸葛亮和陆续为什么能以臣子的身份单独列传。
就诸葛亮来说,刘备、、、等人老早就起家闯天下,结果打了多少年还是没有求得一个安稳的老窝。
但是在遇到诸葛亮之后,一切都向着有利的局面展开。
北拒曹操,东和孙吴,西取益州,三足鼎立。
当然,诸葛亮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刘备白帝城托孤后。
对于丧失了荆州的蜀汉,无疑于成为折翼的天使,再也飞不起来了。
但诸葛亮硬是凭着自己在军事、外交、政治等多领域的耕耘,延续了蜀汉的生命。
此中功劳不仅能和刘备相媲美,更是人才匮乏的蜀汉无人可代替的。
至于东吴的陆逊,如果没有陆续的话,很难成功偷袭荆州,拿下关羽。
一旦吴国不能在荆州得到地盘,其战略空间将被大大压缩,到时关羽搞不好顺江而下,给予孙吴以巨大打击。
而在荆州之后的,要不是陆逊打败刘备,搞不好东吴要把刚焐热的荆州地盘让出去。
当然,失去陆逊这个人,孙吴政权不至于走向毁灭,但是其实力将会大大削弱,也就无法成为魏蜀吴中存活时间最长的国家。
由此,东吴四大都督中,、、吕蒙,前三都督作一传,陆逊自己成传。
最后,相对于诸葛亮经历了蜀国的绝大部分的重要事件,陆逊在吴国的重要性稍微逊色一些。
但是,陆逊有一个诸葛亮不具备的优势,就是陆逊的儿子陆抗继续在吴国参与到后期的重大事件中,而陆抗的记录也是和陆逊合在一个传中的,由此这也是陆逊可以单独列传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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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明代科举:其中已有“同等学力”者被称“儒士”
第一段话是:“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对的,因为任官有多种途径,通常说是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员也为一途,这叫“三途并用”。
但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却有问题,那就是科举未必“必由”学校。
有资格参加明代科举第一层级“科试”的有两种人,一是在府、州、县各级官学读书的“生员”,所谓“科举必由学校”,指的是他们;二是儒士,他们“未必”由学校,大略相当于“同等学力”者。
第二段话是:“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
”这句话反映了“三场并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员一并参加乡试的事实,问题出在“间收一二异敏”。
由于这两段话,加上学校的生员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后来人们对于以“同等学力”参加科举的“儒士”的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就不免以偏概全。
首先如上所说,由于“充场儒士”的事实存在,使得明代的科举“必由学校”之说并不全面。
其次,明朝的“充场儒士”并非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在人数和影响上微不足道。
郭培贵教授根据《福建通志》对明代福建举人身份的记载,统计出福建的举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
如果按照方志远教授关于乡试举人大约30取1的推测,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学力”参加乡试的“充场儒士”应该有七八千人次。
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给景泰的奏疏中说:江西每当“大比之年”,除学校出身的“生员”之外,“同等学力”的儒士参加乡试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实录》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说的仅“一二异敏”。
当时的江西有七十多个县,泰和为科举大县,其他县以十分之一计算,全省每次参加乡试的儒士可达七八百人,这是通过了三场“科考”取得“同等学力”的“充场儒士”,未通过科考的儒士数量更加巨大。
那么,“充场儒士”的“同等学力”是怎么取得的?这里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被当地知识界特别是官府认定是“儒士”,即有学问。
这个条件是“软指标”,人情的因素比较多。
第二,要通过科举的第一层级“科考”,这个条件是“硬指标”。
明朝“科考”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而设置并完备的。
开始由各官学所在的府、州、县主官负责,听命于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统元年,在各省增设按察副使或佥事,称“提学宪臣”,简称“提学”;到弘治十八年,规定立“三等簿”考核学生,标志着“科考”的正式定型。
“科考”的具体做法是:各省提学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在全省的官学生员中进行两次“统考”,第一次叫“岁考”,第二次就叫“科考”。
只有在“岁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员,才可以参加“科考”。
只有在“科考”中获得第一二等(总共也是六等)的生员,才能获得乡试的资格。
“儒士”们要获得乡试的资格即“同等学力”,不需要参加“岁考”,但必须参加“科考”。
考什么?《明史·选举志》说是“三场并通”。
哪“三场”?没有说。
但根据乡试、会试的情况可以推测科考的情况。
明代的乡试、会试都分三场进行考试。
第一场考的是:一、“四书义”,有三道题,每题答二百字以上。
二、“经义”,有四道题,每题答三百字以上;如果来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题。
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对及各家注疏,特别是朱熹注释的熟悉程度,有标准答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客观题”或“基础知识”的考试。
第二场考的是:一、论一题,答案要三百字以上。
二、判语,也就是批示,共五条。
三、代拟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
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的从政能力。
第三场考的是:经、史、时务策,共五道题,可选三题作答。
这场考的是考生对于时务和国家政策的见解。
“科考”所考的,应该也是这方面的内容。
这三场考试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可以以“充场儒士”,也就是和通过科考的生员们的“同等学力”,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
在当时,由于重视“在校”的资格,对于“同等学力”是有歧视的。
陈循在说到江西“大比之年”每县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时指出:一些学校出身的官员对“儒士”有成见,甚至“恶之如粪土”。
陈循自己也出身于学校,而且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书》的话,“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又引用《》的话,“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认为无论来自学校还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场,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的儒士。
陈循特别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县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大学士杨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庐陵县学训导,由吏部试用,后为一代名臣。
而永乐十九年廷试第一的状元曾鹤龄,则是以儒士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
陈循举的这两个例子,杨士奇是以“儒士”选官(关于这类“儒士”,笔者当另文讨论),而不是“科举”儒士。
曾鹤龄则是典型的“科举”儒士,先在永乐三年江西乡试中中举,后在永乐十九年的会试中名列第二,经廷试而为状元。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7《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 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过科举高中会元、状元,为非学校出身的“同等学力”者增光的并非只是一个曾鹤龄。
成化十七年,浙江余姚儒士王华廷参加科考并高中状元,后来官居南京吏部尚书(徐咸《西园杂记》),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儿子,号阳明,被称为明代气节、学术、事功第一人。
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邹守益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后来师从,被黄宗羲称为“江右王门”第一人,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位出身“同等学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学府。
广东南海县一直以本县在明代出了四位“会元”而自豪。
这四位会元分别是伦文叙、伦以训父子,梁储、霍韬。
其中,伦文叙和霍韬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过科举为会元的。
《广东通志》惊呼:“伦文叙、霍韬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为异!”伦文叙不仅是会试的会元,还是廷试的状元;霍韬则官至礼部尚书,为嘉靖时期的名臣。
当然,以“充场儒士”的身份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并且建立卓越功勋的,还得推谭纶。
谭纶是江西宜黄人,字子理。
沈箕仲《谭司马公行状》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
然时喜道家言,而志闲闲而气阗阗。
嘉靖癸卯以儒士举于乡,登甲辰进士。
”虽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谭纶却以军功和韬略著名,屡建奇功。
他先后担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率领、、三大总兵剿灭东南沿海倭寇;继为蓟辽保定总督,与戚继光练兵蓟镇,防御北方蒙古诸部,时称“谭戚”。
不过,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场的科举考试却更加讲究“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致使人才培养、人才选拔的路子变得更加狭窄,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闭、式微和败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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