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癌入体，嘴巴先知！嘴里出现3个变化，是癌来临的信号，千万别以为只是上火、溃疡

在外儒内法成为国策之前，士人就已经“先天子之忧而忧”，尝试儒法融合。

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龄士人和晁错，即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前者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后者则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

这里暂且放下贾谊不表，只说晁错。

晁错因主张削藩而被“清君侧”，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悲剧先知的角色。

他赤胆忠心，却被腰斩于市，悲剧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却需要存疑。

不能因为“”就证明削藩是正确的，从事态发展看，亦可说削藩的主张引发诸侯不满，进而引发“七国之乱”。

不过，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时成败，而是削藩究竟有何价值? 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县制，在两千年里，这是一个历朝历代都会产生重大争论的政治问题。

由于封建制被简单等同于分裂，郡县制被简单等同于一统，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逐渐没了悬念，而有了标准答案，即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一种“历步”。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封建制便于地方自治，而郡县制便于中央集权，从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权，很难称得上是什么“进步”。

对“先天子之忧而忧”的士人来说，是否“进步”取决于是否巩固皇权。

《·梁惠王下》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试图编织一个“王政”的笼子，劝说王侯钻进这个笼子。

不幸的是，后来的很多士人为了把天子劝说进笼子，先把天下放了进去，晁错是其中之一。

晁错的时候，汉代的“建国大业”已经完成，需要“先天子之忧而忧”的是如何“坐江山”。

“打江山”，唯恐天下不乱;“坐江山”，最好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是天子和天下的共同理想。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传世名篇《论贵粟疏》里，晁错详细讲解维稳的两个基本点：重农和抑商。

与原教旨法家强调“重刑厚敛”不同，晁错作为修正主义法家，认同“轻刑薄赋”。

但是，法家重农抑商的核心政策，他继承了下来。

晁错强调重农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视金钱(“珠玉金银”)为万恶之源、动乱之源，“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利于稳定，却“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利于动乱。

他详细解释了其中缘由：农桑不能成于一日，民众必须依附于土地，有了珠玉金银，各行各业都有可能成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游民。

商贾成为、的典型。

在只有男耕女织才被视为劳动的情况下，商贾被视为“”者，这种狭义“劳动观”催生了“仇富观”。

晁错痛陈商人富贵、农夫贫贱这种职业等级观值得批判，但晁错在意的是商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晁错的重农抑商说和削藩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心思想是维稳，商贾与封建诸侯互相“勾结”，动摇了手下干部们的威信，有利于封建制，不利于郡县制，这将直接动摇皇权。

《论贵粟疏》的结论是：“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以拜爵和免罪的方式鼓励纳粮，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是为了维稳且不惜破坏行政和司法体系。

与原教旨法家相比，晁错的“进步”在于主张抑商，但是尚未主张严打商人。

批评抑商政策，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疑义。

反省重农政策，却会遭到一系列质疑，难道农业不重要吗?农民生活水平不需要提高吗?农村要被边缘化吗?“三农”问题确实重要，但是以抑商和维稳为前提的重农政策，无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只能加重问题。

曾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论者常以农业水平低下为由，强调重农抑商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故意或者无意回避农业水平低下的原因，恰恰是轻视工商。

这种回避导致恶性循环，越是农业水平低下，越是重农抑商;越是重农抑商，越是农业水平低下。

这种恶性循环，又成为循环论证的证据，证明重农抑商的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重农的结果对民生未必有利，而是有利于维稳，有利于皇权。

重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抑商为前提;正如郡县制并非不可行，但是不能以中央集权乃至个人独裁为前提。

重农、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不可能长治久安，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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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若弼复若，字辅伯，544年出生，河南洛阳人。

贺若弼父亲贺敦，以武烈闻名，曾任的金州总管，因口出怨言，为北周晋王所不容，逼令自杀，死前，贺敦把儿子贺若弼呼至面前，对他说：“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

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

”说完，用锥子将贺若弼的舌头刺伤出血，告诫他牢记，要慎于言语。

少年时贺若弼胸怀大志，骁勇善骑射，博涉书记，名重一时。

北周齐王宇文宪聘任他为记室，不久被封为封当亭县公，升迁为小内史。

不过似乎贺若弼忘了父亲锥舌刺血的告诫，还是经常和别人议论朝政，一次上柱国乌丸轨向北周武帝说，“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尝与贺若弼论之。

”北周武帝便派人把贺若弼叫来询问。

这时贺若弼才想起老爹的告诫，矢口否认自己参与了议论。

两人退下后，乌丸轨十分生气，说贺若弼背叛了自己。

贺若弼说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也。

”当这个太子即位后，乌丸轨被杀，贺若弼则逃过一劫。

开皇九年(589年)，文帝大举伐陈。

贺若弼腰佩宝刀，威武地站在渡船上，举起一杯酒对天发誓道：“弼将远振国威，伐罪救民，除凶去暴。

请上天与长我作证，大军远涉后，如果有不当之举，愿葬身鱼腹之中，死且不恨。

” 接着，贺若弼买了些破船欺瞒陈军，又命令军队换班交接之时，必定大张旗鼓，使得陈军一再上当，以为大举进攻。

然后趁着陈军疏于防备，又值新年狂欢之际，一举渡过长江攻下。

公元579年，贺若弼以参谋的身份，跟着行军元帅韦孝宽，把南朝从淮河到长江一线的土地，包括淮南、寿阳等数十个城池全部占领，战后论功行赏，贺若弼成为寿州刺史。

终于成为地方大员的贺若弼，屁股没坐热，刺史就换人了，原因是，当时正策划，而尉迟迥先发制人，叛变了，为了防止其他封疆大吏跟风，杨坚抢先出手，把重要的城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任人唯亲，代替贺若弼的官员，叫长孙平。

公元592年出任宰相，贺若弼此时还是将军，贺若弼心理异常不平衡，时常口出怨言，还将不满的情绪显露出来，因而被免官，被免官的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愈加猖狂，又过了几年，忍无可忍，隋文帝将贺若弼打入天牢。

本想判他死刑，但念在他昔日的功劳，隋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

公元604年，即位，杨广以他诽谤朝政为由，将其诛杀，享年64岁，可惜的是最终到头来他还是没有谨记父亲的教诲。

灭陈之后，他之所以未得到隋文帝的重用，而在炀帝统治期间更因口舌取祸，“矜伐不已”而丧失殒命，这其中固然有封建帝王“;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良将亡”的统治权术在起作用，但其个人修养上的明显欠缺，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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