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何时开始吃药、吃什么药？血压应该降到多少？WHO最新建议
在之前的分享里面，我们主要参考的医学指导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在2019年发表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 年
【千问解读】
一直以来，对于大部分高血压患者而言，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无非就是：血压升高到多少，就要开始吃降压药？降压药有很多种，具体应该吃哪一种？还有就是，吃了药以后，血压控制到多少比较好？
关于这些问题呢，我在之前的好几期视频当中都有给大家做过分享。
在之前的分享里面，我们主要参考的医学指导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在2019年发表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 年修订版》；还有一个则是2020年发表的《国际高血压学会全球高血压实践指南》。
而就在2021年的8月下旬，由世界卫生组织WHO重磅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成人高血压药物治疗指南》。
在这份指南里，关于这几个高血压患者们都很关心的重要问题，医学专家们给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建议，因此，很有必要专门为大家来汇报一下。
大家应该不难理解，在确诊高血压的时候，高压（收缩压）和低压（舒张压）的数值越大，则高血压的程度就越严重。
因此，在当前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当中，就按照高压（收缩压）和低压（舒张压）水平的高低把高血压给分为了1级、2级和3级，分别对应的是轻度高血压、中度高血压与重度高血压。
那么，究竟血压值达到什么水平，就需要开始吃降压药呢？
以前我们介绍过，2020版《国际高血压学会全球高血压实践指南》建议的是：对于2级或3级的高血压患者，也就是高压≥160mmHg或者低压≥100mmHg的情况，应该开始服降压药治疗。
并且，这项医学指南还专门提到了：对于除高血压以外没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医学指标异常的轻度高血压（1级）患者而言，是可以先不吃降压药，仅通过饮食调节、减重、运动锻炼等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
不过，在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成人高血压药物治疗指南》当中，则建议应该更早就开始使用降压药物。
其中关于何时需要使用降压药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只要确诊了高血压，高压（收缩压）≥140mmHg或者低压（舒张压）≥90mmHg，那就可以直接启动药物治疗。
也就是说，按照这一版医学指南的建议，我们不需要等到高血压由轻度进展为中度以后再使用药物治疗，而只要是在确诊高血压以后就应该立刻开始使用降压药物。
不仅如此，这份指南还指出：某一些尚未达到高血压诊断标准的患者也可能需要服用降压药。
比方说，确诊过冠心病、安放过心脏支架或做过搭桥手术的患者；患有脑梗塞、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等，一旦他们的高压（收缩压）达到130~139mmHg的水平，也是建议使用降压药的！
前面说到的是什么情况下应该开始服降压药，接下来要说的是降压药该如何选。
现在市面上的降压药其实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只含有单一药物成分的降压药；而另一类则是越来越被医生们所推崇的单片复方降压药。
单片复方降压药简单来说就是，一片药当中含有不止一种降压成分。
每次只用吃一片药，却相当于让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降压药在身体里发挥作用。
这种药物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实现两种不同药物成分之间1+1＞2的降压效果，同时还避免了分别服用两种药物的不便利。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份指南当中提出：从治疗的一开始，就建议优先选择单片复方降压药来进行联合治疗。
那么，单片复方降压药当中的药物成分应该如何选择呢？
在传统的五大类降压成分当中，世界卫生组织优先推荐的有四类：
第一类是噻嗪类利尿剂，代表成分是氢氯噻嗪；
第二类是长效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CCB），也叫地平类药物，代表成分有氨氯地平、左旋氨氯地平、拉西地平等；
第三类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也叫普利类药物，代表成分有培哚普利、依那普利、卡托普利等；
第四类则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也叫沙坦类药物，代表成分有缬沙坦、厄贝沙坦、替米沙坦等。
事实上，可供大家选择的、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原则的单片复方降压药种类并不少。
在2019年发布的《单片复方制剂降压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就有对这些药物进行汇总，比方说：
沙坦类+噻嗪类的单片复方制剂：缬沙坦/氢氯噻嗪、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奥美沙坦/氢氯噻嗪等；
普利类+噻嗪类的单片复方制剂：贝那普利/氢氯噻嗪；
沙坦类+地平类的单片复方制剂：缬沙坦/氨氯地平；
还有普利类+地平类的单片复方制剂：氨氯地平/贝那普利等等。
这些理论上都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原则的降压首选药物。
所以，大家需要理解的一点就是，单片复方降压药是降压治疗的一种新趋势。
对于新诊断的高血压患者，建议优先考虑这类药物；而对于高血压的老病号而言，如果您当前的血压比较稳定，那么不必换药，但假如当前血压控制并不理想，则也建议更换为这一类药物。
降压目标 更趋严格在了解了何时需要用药以及用什么药以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血压给降到多少。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份指南指出，降压的目标与高血压是否还合并存在其他健康问题有关：
如果高血压患者没有同时合并存在其他的健康问题，那么，血压控制在140/90mmHg以内即可；
但是，如果高血压患者还同时合并存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很高的话，那么，是需要把高压（收缩压）给进一步降到130mmHg以内才行的。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项最新的高血压指南提示我们：高血压的用药时机在不断地被提前，如果您并不抵触药物治疗，那么，应该在确诊以后尽早开始用药；而降压药物的选择则建议优先考虑单片复方降压药。
春秋时期：鱼国是何时被发现的？
据古文献记载，鱼人在春秋时期就已立国于江汉地区。
唐·杜佑《迪曲·州郡》载:"夔州(注:今理奉节县):春秋时为鱼国，后属楚。
" 周成王之际，鱼人参加了洛邑盛会.《逸周书·王会》载:"其西，鱼复(献)钟鼓、钟牛。
"鱼复为春秋时庸国(在今房县、竹山一带)之鱼邑。
《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师伐庸，禅、(上攸下鱼)、鱼人逐楚师。
"【注:"禅、(上攸下鱼) 、鱼，庸三邑。
鱼。
鱼复县。
"】《巴志》载:"庸人率群蛮叛楚，楚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
群蛮从楚子盟。
遂灭庸而分其地。
巴得鱼国邑。
" 发现 30余年前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村民在耕作时无意中刨到一个土坑。
起先人们并没在意夹杂在土坑泥土中大量散乱的马骨，但接下来随着锄头落下去所逬出的一下清脆响声，村民们陆续刨出了一些镂刻着精美花纹的铜疙瘩…… 农民在田间发现离奇铜器的消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卢连成很快就被市文管所的领导派到了茹家庄。
通过实地考察，卢连成初步判断这里极有可能埋藏着西周时期的遗存。
因为，村民所发现的和随后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两个出土有马骨和铜器的土坑按其形制应属陪葬车马坑(村民所发现的车马坑随即被命名为"茹家庄一号车马坑"，考古队员随后在临近清理出的同一时期的另一座车马坑被命名为"茹家庄三号车马坑"，而那些镂刻有精细花纹的斑驳铜疙瘩，无疑就是马车的小型青铜构件)。
可是，两座车马坑却大不相同:一号坑中的马骨凌乱，有许多还是折断或变形的;而三号坑中的却非常整齐，依序排列在车辕杆的左右，保存得极其完好。
虽然卢连成对这一现象一时还无法给出确凿的解释，但根据所学的考古知识:车马坑作为陪葬坑，其附近必定有主墓。
于是，卢连成开始在车马坑的周围寻找主墓的踪迹。
但茫茫黄土台塬，这无异于。
俗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与当地村民的闲聊中，一位村民告诉他:这里有一块梯田不适宜种庄稼，它的土质与其他地方不同，很硬……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职业的敏感让卢连成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这片令农民，夹杂着炭渣、五花土和细碎陶片的坚硬土地，可能就是主墓的夯土层。
很快，钻探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主墓找到了。
这座被命名为"茹家庄一号墓"的古墓的主墓室发掘工作在1975年元旦全面展开。
经过数月的考古发掘，人们已能清晰地看出:这是一座保存良好的、拥有一条墓道的、呈甲字形的大墓。
墓中有两个椁室，分别埋葬着两具尸体:主椁室葬的是一名仰身直肢的男性，身旁有着大量的随葬兵器;在主椁室的西部有一间略小的椁室，内葬有一名女性，从其旁边泥土上的印记看，她下葬时穿着高贵美丽的丝绸衣裳。
虽然历经数千年，棺椁的木材和墓主人的尸骨都已腐烂或化为齑粉，但从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上卢连成还是认出男性墓主叫鱼伯，女性姓"儿"。
从墓葬的形制(甲型墓、有墓道和车马坑)和墓室中青铜礼器的组合(五鼎四簋)上看，墓主人鱼伯应是诸侯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应是西周丰镐畿内一个诸侯小国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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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九卿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展完善的
秦王朝在确立 尊号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这就是三公九卿制度。
三公 ，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九卿 ，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
三公 的职责分别为：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
从秦开始，丞相正式成为官职，为中央政府中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助手，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是皇帝的耳目。
三公 之间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便于皇权集中。
三公 之下的九卿的职责为：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帝宗族事务。
但无论三公 ，还是 九卿 ，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一律不得世袭。
改了大量官名。
把“奉常”改为“太常”;“卫尉”改为“中大夫令”;“廷尉”为“大理”;“典客”为“大行令”;“治粟内史”为“太农令”，武帝时改为大司农。
武帝时改“大行令”为“大鸿胪”，“郎中令”改为“光禄勋”。
上述九卿更名大多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职能，至于动机可能是语言变迁而寻求官名的准确。
无独有偶，三公的名称也有比较大的变化。
更“太尉”为“大司马”，时更“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时“丞相”更为“大司徒”。
以上更名在当时并非是更名，而是另有原因。
比如，大司马一职，原是和讨伐匈奴，带去的马匹有十四万，但至班师入塞之时却不到三万匹，所以任两人同为大司马。
而原来的太尉被太皇下令免官，太尉之职从此长期空缺。
再加上，霍去病和卫青二人长期对匈奴作战，手下兵将极多，，太尉的职权就逐渐转移到大司马。
另外，应当了解，太尉其实在汉初是不常设的。
太尉一职的或置或废，大都与征伐或时局有关。
如三年，罢太尉官，归属丞相，这年五月就是由率军还击匈奴的入侵。
景帝时，太尉职衔也只恢复了4年。
以此为背景来看，大司马替代太尉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汉武帝时改革了中央官制，把中央官员分为外朝官、内朝官。
外朝官有丞相及丞相之下的各六百石官。
而内朝官，或称中朝官，包括大司马和左、右、前、后将军，尚书，以及侍中、散骑、诸吏、诸郎、博士等。
所谓内朝官或中朝官就是由皇帝直接差遣，而不专任行政职务的，与行政性质的正规官称的外朝官相对而言的。
三公之中以御史大夫等级最低，职能也比较模糊，一方面为丞相之副，一方面供内廷的差遣。
在汉武帝之前，三公九卿制实际已有近代君主立宪的影子。
丞相为主要的治国大臣，丞相府中有个百官朝会殿，皇帝有时也亲临朝会殿与丞相商议国事，或由丞相主持廷议，然后领衔上奏。
而日本由首相对天皇负责，天皇听政则在一千多年后的“”时期才有此景象。
但与此君主立宪制中不同的是，西汉的大司马依然对皇帝负责。
汉武帝之前，丞相的位高权重，连皇帝也不能不敬三分。
凡丞相进见，皇帝得离坐;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移归私第，皇帝车驾往吊，并赐棺，赐葬地，赐冥器等。
西汉，皇帝与丞相的冲突在武帝时达到高峰，本来汉武帝对田蚡言听计从，但田蚡。
《》记载：田蚡每次上朝奏事，奏着谈上大半天，他推荐人作官，有的位居二千石，把皇上的权利都夺了去(任命官吏是皇帝的权利)，皇帝就对他说：“你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打算任命官吏。
” 田蚡曾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拨给他以扩建私宅，武帝发怒：“你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从此之后田蚡才稍稍收敛。
由于丞相权位太重，威胁了皇权，皇帝很不放心，所以自武帝以后，章奏的拆读与审议，转归尚书台(令)，从此之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虽然都是政权的负责人，但实际权利已向尚书台。
丞相有过失，由尚书问状弹劾。
相对于秦朝，三公之中职能变化最大的当属御史大夫了，汉文帝时下诏：“制诏御史，其除肉刑。
”从此，御史大夫成为全国最高的法官和监察官。
哀帝时又把御史大夫改叫大司空，再也不当法官了。
西汉时的中央官制改革集中在汉武帝时期。
这次改革始于与太皇太后对抗时期，是以政治斗争为目的的变革，是被史家称为“大一统”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
汉武帝的改革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突出了皇权，削弱了(丞)相权，把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更加强了中央机构为皇帝服务的职能。
至此之后，除前文所述哀帝，成帝对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名称变更外，再无值得一谈之事。
西汉末年，相继为大司马、尚书令，逐渐掌握了实权，后自立为帝，国号新。
王莽不以国号“新”为理念，九卿的名字全以《尚书》的文章为准。
大司农改为，后更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还有，“光禄勋”等改为六监。
就连百官、宫室、郡县都换了名称。
但这些仅仅都是 “托古改字”而已，同“托古改制”是不一样的，换汤不换药。
从称帝起到废掉献帝共197年，其中以光武、明、章三帝时期为短暂兴盛，而后东汉历经外戚、宦官之祸，少数民族叛乱到，到最后所谓诸侯割据时代，一直是内乱不已。
所以东汉在前期基本继承西汉官制略有改革，而在中后期则因内乱的局面而逐步抬升了军事官职的地位，也有几人以文官而称雄于世。
光武帝即位时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27年后才改大司马为太尉，并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称司徒，司空。
司空的职能已经从往日的监察“改行”去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
东汉光武帝在对皇权的加强上，比起西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武帝亲政时，扩大尚书台的权利，职无不统。
《通考·职官考》云：“至后汉，则(尚书)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
” 三公被架空，只有议事功能，没有实际权利，以后尚书台成为东汉时期的决策机构，国家中央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帝的宫廷办公厅内，且三公往往因小事而被辞退，三公地位逐步降低。
最明显的就是(大)司徒，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丞相，再也没有西汉时期当皇帝上宾的好运气。
如韩歆为司徒，因好直言，无所隐讳，光武帝不能容忍，把他免官，遣归乡里，并下诏责之。
韩歆惶恐不安，与其皆自杀。
其后欧阳歙、戴涉为大司徒，皆以罪下狱死。
东汉时期太傅拜为上公。
光武帝以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
此后，每当新皇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总揽朝政。
黄巾之乱后，以太师自封，位在太傅之上。
这些官位均不常设，历任太傅录尚书事都在死后被除其官名。
东汉沿西汉旧制，同置九卿。
其所职掌，也与西汉略同，只是机构的裁并，属官的精简，有异于前。
此外，东汉的九卿，分别隶属于三公。
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为太尉所领;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为司徒所领;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为司空所领。
抛开现实意义不说，仅从官制的创新上来看，这是一项创新。
它削弱了司徒的职权，三公各行使一部分国家权利，使官制更加合理。
但从权利的角度上来看，司徒所领太仆、大鸿胪均是虚官。
太仆服侍皇帝，没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
大鸿胪执掌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这对一个自称天朝的国家来说，除了在某些施威仪时可利用外，其他时候无足轻重。
仅仅留下一个管人头的廷尉还有点文字上的地位。
东汉自汉光武帝以来就战事频繁，所以除三公、九卿、尚书台以外，东汉又有各级将军，也是中央要员。
有大将军，其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其中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在三公之下。
前、后、左、右将军，位在上卿之下，不常置。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执政，常假借兵权以自重。
于是，大将军便成为中央的主要官员了，并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董卓、曹操分别掌握过中央政权。
董卓曾经集太师、大将军、相国为一身。
其中又以相国为尊，位居三公之上。
曹操掌权时，罢去太尉、司徒、司空，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为丞相，至其死。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窃天下的魏国实力最强，同时也是和东汉一脉相承的势力，在官制上也延续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
蜀国以汉朝正统自居，所以汉朝遗风比较重，但是在治蜀时有无尚书台一说还有待考证。
统治者坚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别官职上动了动小手脚，但并没有值得一提的改革。
评价到：“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
”在三国时期官制上的真正创新，大多出于魏国，其中以置影响最大。
曹操为魏王时，初置秘书令。
曹丕称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省，有监、令两臣，由通达文学的士人担任，当时的文学就是现在所说的学术。
监、令之下有中书侍郎、通事舍人、著作郎等属官。
尚书省在名义上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实际上有些机密命令的下达并不通过尚书省。
从此尚书台的权利又渐渐转移到中书省，逐渐形成了中书“实握事要”，操纵政务的局面。
曹魏加强中书权力和扩大官制组织不但是这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三国时代官制的一大变化，影响极为深远，也备受重视。
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官制史上中枢机要改变的一个标志。
原来都认为秦汉机要之位，由丞相而归三公。
东汉机要之位，由三公而归尚书。
魏晋机要之位，由尚书而归中书。
两晋南北朝 西晋虽承魏制，但相对于魏国改革汉代官制一样，西晋在中央官制的变动上迈的步子则更大了。
虽然都还有三公，也有九卿，也还听得到太傅、太保之类的官名。
但西晋已经逐渐继承并发展了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
这就是所制三省的雏形了。
自秦以来皇权和相权就一直是国家中央机构矛盾的焦点。
在汉武帝时，置尚书台，宰相的权利向尚书台转移，东汉时这样的转移更甚，尚书台位至宰相之上。
魏国初置中书省，尚书台的权利又向中书省转移。
西晋置中书省，本只是皇帝的侍从和顾问机构，但因亲近皇帝而显得很重要。
从三省的职权来看，他们都为皇帝服务，皇帝是国家的直接治理者，这与三公九卿制有根本区别。
皇帝为加强皇权，拼命的扩大三省权利，扩充三省机构，三公九卿制被严重冲击。
三公之中除丞相省置无恒且尚有实权外，九卿已徒有虚名，到了东晋时甚至已经。
东晋说：“今事归台阁，而九卿为虚设，皆宜省并。
”台阁指的就是尚书省的别称。
《·传》载《昌言·法诫篇》云：“光武皇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唐注：“台阁谓尚书也。
”因汉尚书台在宫禁内，乃有此称，掌与公府对举。
哀帝省掉了光禄勋、大司农。
元帝省掉了太仆。
东晋后，大鸿胪有事则置，无事则省，宗正并到了太常之下，又省掉了少府。
于是乎，东晋后九卿就只剩下了三卿充充门面。
三公九卿一制。
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变更不止，少数民族入侵，但是在中央官制上并没有阻止三公九卿的进一步衰败。
刘宋出了一种“三公”“三司”“两大”的中央官制。
三公就指太傅，太师，太保;三司是太尉、司徒、司马;二大指大将军、大司马。
但已经不设九卿。
隋朝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制三省六部，原本的三公也被取缔。
三公九卿制基本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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