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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盖墨翟，宋之大夫。

善守御，为节用。

或曰并时，或曰在其后。

”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之际的人物。

他生于鲁(具体地点有争议)，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

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

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要略》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

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

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

墨家的著述现存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

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

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

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

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

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

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

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

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

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

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

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

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

《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

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

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

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

”《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

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

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

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传闻”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

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

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

二者内容基本相同。

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

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

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

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

儒墨都讲逻辑学。

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

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

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

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

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

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

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

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

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

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

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

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

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

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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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麻喇姑是文皇后的侍女，出身于普通的牧民家庭，随孝庄陪嫁进入后金宫廷。

身历天命、天聪、崇德、、五朝。

通晓蒙满文字。

清崇德元年，参与设计清朝开国冠服。

曾经担任满清康熙帝的蒙老师。

老年时，又抚养康熙序齿的第十二子爱新觉罗·胤裪。

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初七，苏麻喇姑以九旬高龄去世。

康熙按嫔礼为苏麻喇姑办理丧事，并将其灵柩与孝庄文皇后置于一处。

孝庄在派遣苏麻的时候曾对她说：“苏麻喇姑你记住，永远是你的弟弟，你的主子，但是永远不能起恻隐之心。

”这句话在苏麻喇姑的心里深深的扎根了。

苏麻喇姑对玄烨疼爱有加，细心呵护 。

康熙继位之后曾经对苏麻喇姑生出爱慕之心，但是得到的回应永远都是“主子，我只是一个奴婢，不敢起恻隐之心。

”康熙对此相当苦恼，于是就向孝庄求助，请求“赐婚”。

但是苏麻喇姑以出家相逼，最终以苏麻喇姑被孝庄皇太后幽禁作罢。

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小编就来澄清一下这个不存在的“不伦之恋。

” 能够开创炳彪史册的“”离不开两个女人的付出。

一个就是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另一个就是对他有启蒙之恩的“宫女”——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出生于科尔沁的一个牧民之家，原名苏沫儿、苏墨尔，在蒙古语里的意思就是毛织的长口袋。

顺治时期改名为苏麻喇姑，她是孝庄文皇后的贴身侍女。

1654年玄烨降生，孝庄文皇后命令苏麻喇姑照料孙儿，选她为玄烨“手教国书”。

1655年11月，紫禁城内流行天花，皇帝和诸位皇外出避痘，玄烨住在西华门外的的北长街。

在此期间，苏麻喇姑每天对玄烨进行施教。

1687年，孝庄文皇后病逝，苏麻喇姑精神遭受严重的打击，陷入了悲伤、孤独之中。

康熙担心，会对她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

于是康熙就将定妃所生的皇十二子交给苏麻喇姑抚养。

要知道按照清朝后宫的规定，只有嫔位以上才能抚养皇子。

而苏麻喇姑只是一个“宫女”罢了，康熙能将皇子给她抚养，可见康熙对她的尊敬。

1705年9月7日逝世，康熙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她安葬在新城，陵寝规模和嫔同等级。

苏麻喇姑在世的时候，玄烨称她为“额涅”，即额娘、母亲;玄烨的皇子、公主们称为“妈妈”，满语中即“奶奶”、“祖母”之意，也可用来统称年长的妇人。

从中可见皇室成员对苏麻喇姑怀着一种亲人般的感情。

所以野史中的“不伦之恋”是压根不存在的。

康熙对苏麻喇姑的感情只是“儿子”对“母亲”的尊敬，更加不会是电视剧上面演绎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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