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暴君提笔略是如何继承皇位的?
【千问解读】
公元14年，对于古罗马的人民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8月19日，凯撒大帝的外甥兼养子，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被誉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与世长辞。
失去了神君奥古斯都的罗马人沉浸在悲痛和对未知的恐惧中，他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从这一年开始，到尼禄皇帝自尽的公元68年，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尼禄这四位被后世历史学家痛斥为暴君的皇帝相继粉墨登场。
“残忍冷酷的提比略，狂暴疯癫的卡里古拉，弱智低能的克劳狄，荒淫无耻的尼禄被认定只能遗臭万年!”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一期，我们先来说说“冷酷的提比略”。
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笔下，提比略是个老迈颓废的昏君，虚伪残暴，继位之后不理朝政，宅在一个小岛上寻欢作乐，甚至玩弄猥亵男童……总之，活生生的一个反面教材。
说到提比略，就不得不从他的母亲，屋大维的第三任妻子莉薇娅说起。
这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后在和屋大维结为连理前，有过一次婚姻。
她的前夫是屋大维的死敌，跟着共和派反抗后三头，兵败流亡希腊，后来小屋宣布大赦，才回到罗马。
话说流亡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让莉薇娅始料未及的是，一件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事即将发生——一个“偶然”的机会，24岁的屋大维邂逅了19岁的莉薇娅，二人一见钟情，竟然立刻宣布与各自的配偶离婚并举行了婚礼。
听起来似乎很浪漫，至于这中间有什么狗血情节，欢迎各位自己去脑补。
此时，莉薇娅已经怀上了身孕，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和前夫有了一个儿子，就是未来的皇帝提比略。
这场婚姻，让提比略和他的弟弟德鲁苏斯，被过继为屋大维的儿子，在屋大维建立帝制后，年仅15岁的提比略摇身一变，成了罗马的“皇子”。
虽说当了皇子，但重视血缘的屋大维起初并不打算让这个继子成为自己的继承人，他把女儿嫁给了阿格里帕，希望这个追随自己南征北战的爱将继承自己的事业。
怎奈阿格里帕福薄命浅，在公元前12年一命呜呼。
屋大维又寄希望于三个外孙，可结果屋大维的外孙们两个先他而去，仅存的一个又脾气暴躁，难成大器，而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又英年早逝，接连痛失至亲的屋大维斟酌再三，选择提比略承继帝位。
也许是婚姻和家庭的不幸令其心灰意冷，也许是性格使然，提比略为人严苛孤僻，对元老谄媚邀宠的行为极其鄙视。
他在位的最后十年更是更是远离罗马，居住在卡普里岛，通过同元老院的书信来往统治国家。
他一生遭人诟病，不受臣民欢迎，但细数他受人唾骂的原因，会发现他的“暴行”大多情有可原。
在经历了屋大维在位时的扩大开销后， 提比略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娱乐与演出事业的开支，却热衷于修建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
他对不必要的国家支出的限制，则推动了财政和国防的完善，为国库节省了大笔开支。
但对罗马人民而言，没有角斗士竞技和皇帝赠金令人难以忍受，与在公共娱乐上出手阔绰的先帝相比，吝啬乏味的提比略自然遭人厌恶。
需要指出的是，提比略晚年虽然隐居卡普里岛，但并未非弃朝政于不顾，而是通过自己在罗马的代理人进行统治，但由于他的代理人谢雅努斯专横跋扈，经常引用“大逆罪”处置元老，加上民众多年看不到皇帝，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
提比略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眼中，沦为了一位不理政事，神秘莫测的暴君。
在这一点上，明朝的嘉靖、万历两位皇帝，想来必定是感同身受吧。
和屋大维的文治武功形成鲜明对比，提比略在位期间没有进行重大改革，也没有开疆扩土，给人以平庸无能的印象。
但正是他的“无为而治”，让屋大维建立的帝国得以稳固，在提比略之后，元首制的基础已坚如磐石。
还有就是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提比略的偏见。
这哥们是个铁杆共和派，对帝制深恶痛绝，只要是个皇帝大多都看不顺眼，这一点在以后还会和各位继续提起;可这货又没有能力恢复共和，只能在史书上发发牢骚，得亏罗马没有文字狱，要不就凭他的“丰功伟绩”，早拉出去千刀万剐了。
对亲人的冷酷也让提比略备受非议，提比略在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上有重大嫌疑。
日耳曼尼库斯是屋大维养孙，深受其喜爱，年轻有为，在军中威信颇高，是早已选定的皇位继承人。
对于这位深受先皇疼爱的养子，提比略自然心怀忌惮，他不让日耳曼尼库斯在军中继续建立功勋，将其调至东方。
然而来到东方的日耳曼尼库斯却与埃及总督皮索发生了矛盾，并于不久后突然发病暴亡，一向身体健康的日耳曼尼库斯认为是皮索对自己下了毒手，在病榻前嘱咐妻儿为自己报仇。
日耳曼尼库斯的暴亡不仅激起了罗马人民的愤怒和悲痛，也让他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提比略，认为皇帝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继承皇位对日耳曼尼库斯下了毒手。
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儿随后受到提比略的迫害，无疑加深了民众对提比略的怀疑痛恨和对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同情。
甚至有人猜测，提比略为了发泄对屋大维的怨恨和嫉妒，把气撒在了小屋的爱孙日耳曼尼库斯身上，令其家破人亡。
至于日耳曼尼库斯究竟是死于谋杀还是疾病，我们不得而知。
鼓励告密是提比略名声不佳的重要原因，健全的情报系统对统治者来说必不可少，但由此带来的恐怖氛围，着实让罗马上层阶级人人自危。
尽管后世恶评如潮，屋大维开创的帝业在提比略手中愈加稳固完善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克劳狄晚期至尼禄时的才干之士，亦大多由提比略所提拔。
公元37年3月16日，为罗马耗尽心血的提比略皇帝驾崩。
死讯传出，罗马元老院欢呼雀跃，高呼着：“把暴君丢进台伯河!”
提比略在后人的厌弃中很快被遗忘，日耳曼尼库斯仅存的幼子卡里古拉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罗马皇帝的宝座。
新皇在继位宣誓中强调自己将遵循“神君奥古斯都之施政”，仿佛自己是从屋大维手中接过了皇位，提比略在位的二十三年从未存在。
有传言说卡里古拉在提比略病危之际，用枕头将其闷死，于卡里古拉而言，这个逼死自己父母兄长的“祖父”，的确是个值得憎恨的对象。
无论如何，这对提比略来说都是个解脱，同屋大维这样的“天才”相比，低调的提比略只是个凡人。
在承担统治罗马这种繁杂琐碎工作的同时，还要忍受世人的非议与责难，于一位79岁高龄的孤寡老人而言，早已不堪重负了吧!
教皇国为什么退居为罗马一隅的梵蒂冈？还能再复兴吗
作为欧洲五大袖珍国之一，梵蒂冈已经被认为是教宗的现实代表，当然顺便也就是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代表。
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梵蒂冈并非始终如是。
在历史上这座以教宗圣座为核心的城市国家差点灭国，教宗本人也差点无家可归。
神权向世俗权威的最近一次令世人震动的低头，才保障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存在。
今天的文章，就带你一起看看圣座在历史上做出过的最大一次妥协。
教宗代表上帝管理着人间与天之国有关的一切，在天主教系统里是信众和上天沟通的唯一渠道。
为了实现在人间传道的目标，教宗当然也需要地之国力量的配合，有钱有人才能把上帝的旨意在人间传播得更远。
于是，教皇就有了获取地上世俗权力的动机。
图 众人拥戴的教皇 但地上的权力并不好获得。
天之国的赐福不是获得人间权威的直接途径，来自地上强权的支持才能起到作用。
想获得这些支持，教宗就要和强权妥协，用明智的方式获得承认和帮助。
教会作为一个世俗政权向其他的世俗强权示好，要追溯到公元8世纪。
当时的教宗已经实际占据了包括意大利中部的大量领土，作为教会开支的来源。
但这个国家其实。
在内部，教皇国的土地来自罗马帝国解体后从蛮族手里收复的土地，不来自分封，所以其实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在外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随时准备南下攻击教皇国控制的罗马。
图 此时的教皇国还很弱小 为了稳固教皇国的统治，教会需要寻求外部强权的帮助，他们于是瞄上了法兰克人“矮子”丕平。
这位矮小的伟人像极了中国的，在担任国相期间功勋卓著，已经在权势和名誉方面超越了自己的国王。
这样的国家二号人物，其实距离获得最高权威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往往急切地等待着有人能给自己的一个台阶下。
对王莽来说，递台阶的人就是那些想通过奉送天降祥瑞成为开国元勋的地方官员和儒生;对丕平来说，这个人就是教宗。
教宗是上帝的代言人，只负责对信众提供对教义的解释，对世俗的权力斗争不应该过多干涉。
但这种宗教性的规定，还是敌不过对现实利益的渴求。
丕平是当时欧洲大陆上最有势力的人，想要稳定住意大利的局面，就必须得到他的帮助。
联合罗马远交近攻一把伦巴第人很符合丕平国王的战略。
教宗司提反二世面对丕平的提问“国王不理政事，宫相应该怎么办?”回答道：“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
这个来自上帝代言人的回答给了丕平的台阶，于是他迅速废掉了所效忠的末代国王，取而代之。
称王之后，丕平也投桃报李，对教皇国照顾有加。
754年，丕平亲率大军扫平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并将其赠与教会，作为教宗承认自己合法性的报答。
此前未曾在名义上干涉世俗政权的教宗，也亲自前往巴黎为丕平加冕，正式承认了他的国王身份。
从此他(pope)加冕了很多人 丕平和他的后代子孙，也就此成为了教皇国的保护人。
他们存在一天，教皇国就能存在一天。
这个传统后来被法兰西继承，法国国王在传统上也就是教宗属地的保护人，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也依然如此。
图 丕平献土 这一历史事件便是世界史部分浓墨重彩的一笔——“丕平献土”。
这也标志着教宗从远离世俗政务转变到了积极参与欧洲大陆的政治竞争。
实力并不强劲的教宗，需要从强势的保护人那里固定住自己的领土。
神权第一次和王权玩起了妥协的游戏。
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本就是一个相对分裂的半岛，星罗棋布的小国实力都不强，往往成为大国竞逐的目标。
然而大国之间互相制衡，谁也没办法彻底控制所有的小国。
整个中世纪历史一直到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之前，意大利都一直处在大国间接瓜分的状态之中。
而在这个时候，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国，在丕平和他之后历代君王的保护下得以在和平稳定地成长起来。
没有大国敢对教皇国轻易宣战，小国也都乐于成为教宗的附庸，从而间接得到法兰西的保护，维持政权的稳定性。
于是在这段时期内，教皇国迅速膨胀，成为了一个面积巨大的世俗政权。
但是这个面积并不解决实际问题。
教宗对控制如此庞大的领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沿袭着整个欧洲中古时期的封建传统，在各地分封了大量的诸侯或者直接承认地方小国的半独立性。
这些小诸侯国逐渐成型，尾大不掉，其实对教宗没有太多效忠的心思。
不管是出人还是出力，小国们都是要多不积极有多不积极，还经常和周边的法国、等强权眉来眼去，给教皇国制造麻烦。
斗争形势复杂起来教皇国也只是意大利列强之一而已。
即使是教皇直接控制的罗马周边地区，经济能力也并不能支撑一个强大王国的存在。
由于长期沐浴在神权的教化下，罗马的居民以能够进入教会高层为荣，普遍缺乏实干精神。
小富之家往往尝试让孩子研修神学，而非耕作劳动。
，罗马附近的田舍荒芜者居多，社会生产力底下。
贫民则得不到土地以供耕种，神之国反倒是路有冻死骨。
然而教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反而经常凭借自己日渐庞大的身躯参与欧洲内部的争权，不仅发生了因为现实利益绝罚世俗国王、开除教籍的事情，还或明或暗地派兵影响各地战局，把周边各国得罪了一遍。
卡诺莎之辱(“road to canossa”，也译作“卡诺莎之行”) 在后世成为，用来形容忏悔，往往有不愿或被迫的涵义。
图为神罗亨利四世与妻儿在中一步一步赤足踏雪上山顶但教皇却紧闭城堡大门，迟迟不让亨利进入。
不过由于丕平这个欧洲老祖父对教宗地位的尊崇(请教宗给自己加冕)，欧洲各个君主国不能在明面上和教皇国撕破脸，敢怒不敢言。
打破这个僵局的是。
这位出身草莽的军事强人在大革命之后，发现新生的共和政体还是没有办法快速凝聚法国的力量，在面对欧洲各国围剿法国时显得心有余力不足，于是和罗马人一样选择了回到帝制。
纵使已经打遍欧洲无敌手，拿皇仍然缺乏安全感 但拿破仑毕竟不是普通的欧洲君主。
尽管他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请来了教皇庇护七世参加加冕，真正的加冕动作却是由他自己亲手完成的，意为昭告天下：这个君权不由神授，是我自己夺取而来。
教皇国的好日子这才算到了头，不得不从庇护九世开始进行了一些进步革命，以适应逐渐近代化的欧洲政局。
不过和其他君主相比拿皇算是相当不客气的。
(雅克-路易·大卫所绘)教皇只能干看着 可惜这些进步革命也没能拯救教皇国。
它的地理存在大大影响了一支潜伏已久的重要势力的扩张。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遗产绝不仅仅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精神，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一同觉醒。
在德意志和北意大利，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打破旧有的封建邦国制度，建立由一个主体民族治理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各国精英和民众的一致需求。
而教皇国作为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僵尸，就横梗在北意大利人南下收服整个亚平宁半岛的半途中。
教皇国存在一日，意大利便一日不能统一。
这成为了很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来自北意大利的统一力量萨丁尼亚-皮埃蒙特(就差收复罗马了) 凭教皇国本身的力量当然无法抵抗意大利民族力量，关键人物是重新扮演起教皇国保护人的。
他得位不正，一如袁世凯一般由总统而皇帝，执政合法性堪忧。
教宗是他维持皇位合法性的一个筹码，自然要派重兵保护。
然而天不遂人愿，另一个崛起的民族国家普鲁士很快对法国宣战，拿破仑三世急调驻扎教皇国的军队北上，留给了意大利革命党人一个空虚的后方。
法国人走后，意大利人一般地进攻教皇国，把教宗为数不多的军队彻底击败，并攻入罗马城。
图 占领罗马 1870年9月20日，存在了千年的教皇国在事实上就灭亡了。
但教宗在面子上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从此仇视新生的统一的意大利王国。
此后的教宗坚决不走出意大利人给教皇国留下的最后领土梵蒂冈，也不对着罗马城的方向做祝福和讲话，连罗马的主教座堂拉特兰圣若望教堂也不去了。
罗马很大，梵蒂冈很小 双方像是一对怨侣，既不能互相伤害，也不肯互相承认。
直到1929年，曾是新生儿的意大利王国已经差不多过了一甲子，始终被骄傲围困在梵蒂冈城内的教宗才决定松口。
教会终于想明白了：再这么坚持下去于事无补，对宗教活动的开展和教廷的运营成本都是巨大的压力，还不如和世俗政权达成妥协，互相承认合法性。
图 这基本上就是“教皇国”的全部领土了 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
签约现场 双方做出的妥协其实也都只是对事实的追认：教廷承认意大利把罗马作为首都，意大利则承认梵蒂冈是独立的国家;意大利的天主教人员可以由教宗选派，但必须首先忠于国家。
双方其实都没有损失太多，在面子上做出的些许让步，最终让双方的关系趋于正常，不仅解决了意大利国内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也让梵蒂冈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现实提升了。
差点忘了说，代表意大利国王和教宗代表签订协议的，是后来的大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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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汉朝军队与古罗马军队历史上唯一一次交锋
《亚洲史》写道：“于是，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
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
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
”墨菲还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唯一一次直接接触。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
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
有的学者在《汉书·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
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
这可以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
”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
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
据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
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
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
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
我们不妨寄希望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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