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从南海到古罗马的珍宝传说
【千问解读】
随着海上丝路商业航线逐渐向西开辟，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原有的《》式传说玄幻式地理观逐渐被打破，《魏略》中记载大秦：“在、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 南海与大秦——传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力都艰辛无比，尤其是、、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大海。
战国时代阴阳学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中国名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 海洋，被视为某种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险性似乎远超过中国文明疆界西端的和北部的草原与荒漠。
然而在中华文明早期源头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蔚蓝色的海洋元素，距今大约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桨，而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中，也出土过独木舟形陶器，证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亚洲大陆东端的早期居民，已经有能力在沿海临近岛屿之间进行短距离的航行。
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与民俗，即有可能经过海路，穿越渤海与黄海，抵达辽东半岛。
而安阳殷墟墓中出土过上千枚作为货币的海贝，则证明了海洋贸易对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影响。
早熟的华夏文明，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与辐射力并没有因海洋的存在而受到阻隔。
早在成书于西汉的《尚书大传》，以及王充《论衡》中记载，周代即有越南北部与来自日本岛屿的使节来到首都镐京，献上珍贵的长羽珍禽“雉”与珍贵的香草“鬯”，作为西周时期中原文明已经与东瀛以及亚洲东南半岛地区拥有海上交往的佐证，当时的航路大约从朝鲜半岛南端越海，经过对马海峡、冲岛以及大岛，最终抵达筑前，在《日本书记》中，称之为“北海道中”。
近年来，日本学界曾在备后三原町、本州岛西岸的山阴、北陆地区，陆续发现来自中原的铜剑、明刀钱、铜铎等文物，也证明了这条贸易航线昔日的兴盛。
春秋时代，随着中原各诸侯国国力的扩张，临海诸侯国如齐、吴、越、楚等，纷纷出于政治、军事与经济目的积极开展沿海与近海航行。
春秋时代吴越两国水军中最大战船“大翼”长十丈，阔一丈二尺五寸，可载士兵、桨挠手等共93人。
《尚书·禹贡》中即记载了当时最早的沿海航路，从北方的黄河入海口向南，绕过山东半岛东端，沿黄海东海南下，到达淮河与长江入海口，早期兴盛的海港包括渤海西北的碣石(河北昌黎)、山东的转附(芝罘)、长江口的吴(苏州)、钱塘江口的句章(宁波)，以及番禺(广州)。
在甲骨文中，已经把风详细分为小、大、掫、狂四级。
战国时代《春秋·有始》中，已经将把八个方向的风详细命名为“炎”“熏”“涛”等，并进一步创立出推算月令与海洋季风风向变化的“十二辰风表”(《周礼》)。
几乎早在路上刚刚形成的时刻，中原文明就发现，较之陆上交通线路时常因政治动荡而发生的梗阻，海洋是一片更为自由与便捷的通道。
继位初期，即派遣使者出海，寻求政治外交上的联络与全新的贸易通道。
这条最早的南海贸易通路始于日南(越南广治)、雷州半岛的徐闻，以及广西合浦。
在航行5个月后，到达都元国(马来半岛东南部)，再航行4个月，到达邑卢没(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然后抵达谌离国(缅甸伊洛瓦底江口)，再船行两月有余，抵达黄支国(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
使团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与丝织品，交换这些国家的珍珠宝石(、碧琉璃、奇石)。
丝绸，是中国文明向外最早输出的产品，与迟迟未能获得丝绸生产技术的西方与中亚相比，近邻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无疑幸运得多。
来自中原腹地的蚕种沿海路东传，越过朝鲜半岛，最终抵达日本。
其确凿时间当在仲哀天皇八年(199)。
不到半个世纪后的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经朝鲜半岛至魏都洛阳，封其为“亲魏倭王”并赐大量丝织品，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粟罽10张、绀地句文锦3匹、蒨绛50匹、绀青50匹，这是中国丝绸制品作为外交往来赠品的最早记载。
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卷》记载，在应神天皇在位期间(270～299)，朝鲜百济国曾向日本贡上两名纺织工匠，擅长韩缎的卓素和擅长吴服(中国吴越之地丝绸服装)的西素。
时期，从东南亚一带前往中原遣使通好的国家就已经包括日南(越南，131年)、天竺(印度，159年、161年)、掸国(今缅甸，97年、120年)，其中掸国国王雍由调不仅进贡珍宝，还奉上魔术师(乐及幻人)，能够“变化吐火，自支解，善跳丸”，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的记载，这些魔术师自称来自与掸国西南直通的“海西”，即西方遥远的强国大秦，中国的目光，首次与遥远的欧洲有了对接。
中国史籍中的大秦，传统上被认为是罗马帝国。
今日被丝路研究者广泛列举的一条史料，即是《后汉书·大秦传》中记载，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越南)入朝参觐，献上象牙、犀角、等宝物。
尽管学界对此使团是否为罗马帝国朝廷所派使团，抑或私人商团，一直纠缠不清，但两国此时已有间接贸易往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利有十倍。
……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繒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直言罗马意欲绕过安息、天竺等海上贸易中介，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往来以获丰厚利润。
作为佐证，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自然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记载：“中国和来自埃及、希腊的商人在阿里卡曼陀(印度东南海岸)沟通两国贸易，交换的商品包括蓝宝石、明珠、香料和各种珍贵的丝织品。
”罗马商船通往中国的航路大致为穿越尼罗河、红海，向东南方跨越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西南部、东南半岛，最终抵达广州。
随着海上丝路商业航线逐渐向西开辟，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原有的《山海经》式传说玄幻式地理观逐渐被打破，《魏略》中记载大秦：“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
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 条支，即塞琉古叙利亚王国，原本被中原视为天下疆域的西极，当初次出使西域时，于公元前128年到西方时，该地刚刚从属于安息，所以《大宛传》说张骞听闻条支“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
然而《汉书》中说其副使甘英抵达的条支，则可能是位于波斯湾古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汇聚入口的—喀拉塞(Mésène-Characène)，后为亚历山大大帝扩建为商业港口城市，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后被洪水毁坏。
公元前166年，塞琉古王国君主安条克四世将其复建，命名为安条克(Antionchia)，后此地建立一半独立阿拉伯王公国，名为喀拉塞—斯潘西努，成为安息(帕提亚王国)属国。
在公元前后二三百年，希腊、罗马、伽尔底、阿拉伯、波斯、东非乃至印度商贾云集于此。
当时它在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程度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早期中国地理方志记载中的模糊描述，给今日的研究者造成了许多疑惑与歧义，《魏略》中的条支西大海到底指在何处？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后汉书》等书所说的“西海”就是泛指“波斯湾及红海一带的海水”。
白鸟认为，“海西国”(大秦的别名)顾名思义应当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地区，即埃及。
白鸟进一步说，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古代东西方的商贸中心，其名字常被省略。
Alexander一名省去A与S等音后，即成(A)lek(s)an(dria)，译成中文就是“黎轩”，即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
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罗马灭亡，这样，中文所说的大秦(黎轩)，就是指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与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领土。
而中国学者余太山则认为，黎轩在埃及，大秦则为意大利，本无关系，可是，“当汉人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时，黎轩即埃及王国已不复存在，大秦之名却如雷贯耳，于是很自然地把黎轩和大秦这两个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词了”。
由于以及对西域的进一步经营，两汉在国力鼎盛时期都对域外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更刺激了航行与造船技术的发展。
《·平准书》中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南修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用以训练水军，装备了高达数十丈、甲板上有三层建筑的楼船，在东汉丹阳太守万震所著的《南州异物志》中，已经记载了我国南方近海航行中高超的驭风技术，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在广州出土的两汉年代陶制船模以及木船残留中，已经发现了舵与横隔舱的设计，横梁、隔舱版以铆钉结合，并用桐油灰密封船板之间的缝隙。
魏晋期间，虽然中原战乱不休，但沿海割据政权如孙吴，亦大力开拓海上贸易与外交。
据《》卷四十九《吴书》记载：吴人士燮为交阯太守，每有出入，“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
说明西域至交州者人数之多，其胡人中便有极西之大秦人。
同书记载：“燮每遣使诣，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术帽、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
士燮弟士武时贡马凡数百匹。
”《通志·四夷传》卷一百九十八“扶南”条记载，吴国使者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今中南半岛越南，泰国与柬埔寨一部)，曾建议其国人用中原输入的丝绸，制成筒裙与横幅等衣物。
在此段动荡混乱时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使节与贸易商人，中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旅行，也有了一批全新的参与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往来于西域南海之间，其遗留的旅行笔记种种，也拓展着中国了解外部的视界。
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来到广州传教，建立了光孝寺，直至，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
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
在这西来东去的弘法队伍中，其记述最为翔实丰富者，当属东晋高僧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不顾60岁高龄，从长安出发，带领慧景、慧应等僧人，前往天竺。
法显西行求经之路为陆上丝绸之路，归途则取海上丝路，从印度多摩梨国(今日印度港口孟加拉邦塔姆卢)起航，途经狮子国(斯里兰卡)、耶婆提(爪哇)，最终在广州上岸。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西南郊区的布拉辛哈拉，至今还保存有遗址“法显洞”，为法显居处。
在记载中，他因“去汉积年……同行分披，顾影唯几”看到玉佛像边有当地商人送来的“晋地白绢扇”为供养，竟然触景生情，，此轶事也进一步作为来自中原的丝绸以及其他手工制品在东南亚普及的旁证。
在这本行纪中，法显提及，从多摩梨到广州的航线已经固定，大约航行需要50日，且高度繁荣，有能够乘载超过200人的大型商船往来，魏晋时代中国沿海与南亚海上贸易往来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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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队铠甲早期是金属铠甲 后期为什么会换成棉甲
明代大军铠甲最早的时候是金属铠甲，后期时金属铠甲为什么会换成棉甲，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铠甲的发展和武器的发展是一致的，很多人觉得明晃晃的铠甲好，可是随着火器的发展，这种防具越来越不实用。
同时期的欧洲和亚洲近乎同时使用了棉甲(法国和后期的明，清)。
战场上的人可不管好不好看，能不能保命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明代后期，将金属铠甲替换为棉甲。
明代盔甲蛮好看的，因为是棉甲，容易穿着合身。
我觉得马上部队，尤其是骑射的，盔甲越轻便越好;列阵进击的一线步兵，盔甲越厚重越好;面对球形弹丸，棉甲是上选，不沉，防护效果应该不差。
曾经在战场上被一枪打下马来，当场昏死，但是弹丸被三层棉衣挡住捡回一条命。
所以我觉得明代用棉甲还是很对的，再说北方冷，多穿点好。
当时明代的步兵很质朴，能吃苦，冬天打仗也不戴手套，基本就是乱哄哄的大规模械斗。
对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打法，穿棉甲应该还是蛮有用的。
棉甲分重型和轻型，轻型的很薄，比衣服厚不了多少，其实内部还有防御力。
棉甲内部是有锁子甲的，棉甲内部有夹层，里面有铁片，外面还有密密麻麻的铁扣子，名家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锁子甲，做工很精细，或者是用金属丝缝出来的坎肩，能起到一定的防御力。
棉甲里面有夹层，有密密麻麻的小铁片，或者是在之中逢入了大量金属丝，韧性极强，剪刀都不一定能剪烂。
西方同样曾经大力发展防御火器的盔甲，胸的厚度甚至达到过丧心病狂的4mm，而后才逐渐放弃对于火器的完全防护力。
在中国也是同样历程，明代中后期出现的防御力巅峰的盔甲：链板甲，用锁子甲将大块的板甲连在一起的一种盔甲。
在西方全身板甲出现前也曾出现过的一种盔甲，但是渐渐被防御力更差布面甲甚至是棉甲所取代，到了更是没有再装备过这种明显对于火器防御能力更强的盔甲，最终棉甲占了上风。
首先同样厚度的扎甲防御力是要低于板甲的，因为甲片互相叠加的地方是最容易被损坏的地方，美国测试龙鳞甲防弹衣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而明代扎甲鳞甲的甲片厚度通常是在0.5mm，并没有数据显示明代的甲片厚度有增加的趋势。
西方最变态的当然不止4mm，他们通过在胸前安插甲片可以达到7mm的厚度，但是整体锻造中这种厚度的盔甲还没有见过。
郑成功有一些好的盔甲，有日本盔甲，也有西方盔甲，也有明代盔甲，也有仿清盔甲，但是，郑成功其实不是明代的正规军。
其实是一支私人大军，而且，郑成功的大军明显火器不足，都是弓箭，清军在入关后，其实很大部分都是火器，郑成功的火器程度反而不如当年萨尔浒的明军。
差距是全面的，各个方面明代都落后于清代，才导致军事上差距巨大。
盔甲是一个方面，明代盔甲到最后极端落后，成了一个什么都不防备的背心，看看朝鲜人的纪录，看看李如松的画像，盔甲太差了，我都基本断定明代盔甲不如和。
是制度的差距造成的。
清代盔甲非常先进，特别是棉甲，基本算身防护，弓箭是根本射不透的，所以穿着清甲冲击蒙古军，基本是无敌的状态。
以13付铠甲起兵，说明当时明军的铠甲已经大量流入东北。
以当时的冶炼和生产能力，根本供不起自己生产，基本靠缴获装备，双方装备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满族总体来说更符合使用，因为体力和体格，有史料记载后金军中巴牙喇有着三，四重甲者，所以是主流，清末期才从大军中淘汰。
布面甲发源于中亚，本来就是具有御寒性质的铠甲，又是铠甲又是大衣，多好。
从开始传入中国，迅速就淘汰了中国传统铠甲，连中国传统铠甲里最常见的披膊都被甲袖群取代了。
布面甲是把甲片挂在外层的棉甲上，棉甲可以提供少量额外防御，内层甲片受击打时可能会滑动卸去部分力量。
棉甲替代铁甲是多种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棉花的普及种植，棉甲造价比铁甲低廉，棉甲更加轻便而且维修保养更容易。
棉甲与铁甲相比防护效果相当，而且冬季御寒效果要远好于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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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陆上的丝绸之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千年干尸
这里令人震撼的便是那些数以百计的干尸，我们来看下为何丝绸之路上会有这么多的干尸呢? 阿斯塔纳古墓群频频遭到被盗取的运气，但它现有的出土文物依然带给世人震撼--非人因素作育的大量干尸、被誉为“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图等等。
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来欣赏这一片神秘的古墓群吧…… 在阿斯塔纳墓群中，考昔人员发现了许多干尸。
其中有一具干尸身高约168厘米，脸型瘦削，头发被缠成发髻，部疏散披。
他皮肉缩短，周身呈土黄色。
这具干尸名叫张雄(583年～633年)，字太欢，出生于高昌王国的一个贵族家庭。
张雄少袭父职，因早年平定叛乱有功，遂被封为威远将军，后任左卫大将军、司兵部等要职。
贞观初年，张雄主张归顺大唐，维护统一，但高昌王不听其言，执意与对抗。
根据记载，人们判断张雄因此抑郁成疾，死时年仅50岁。
如今，其尸体眉宇之间仍存坚毅之态。
据判断，张雄生前身高180cm左右，体重68～73千克。
然而，这位西域名将生前显赫威风，死后却不得“善终”。
他的墓葬不知何时就已被盗，其头颅更是被打断在地。
这会是某种复仇行为吗?还是盗墓者为了夺取他口中或颈项上的呢?目前，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张雄干尸出土的同时，考昔人员还发现了他的妻子、儿子张怀寂和其他身份、民族的干尸。
其数量之多，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在阿斯塔纳古墓群中，有高达80%的尸体都没有腐烂，形成了干尸，甚至有的连眼睫毛和眼缝中显露的黑白眼珠都能够看到。
这种保存完好的干尸，足可以与埃及木乃伊相媲美。
虽然有许多人经常把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干尸称为“木乃伊”，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称。
据国内外研究，古尸大致可分为干尸、湿尸、冻尸、腊尸和鞣尸等几种类型。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尸是一种未经人工处置惩罚而在特殊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属于干尸类型，与古埃及发现的经过人工防腐处置惩罚后形成的木乃伊有很大区别。
那么，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使尸体不腐呢? 首先，吐鲁番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
它位于海平面下156米处，是我国陆地最低的地方。
盆地光照强烈，四周群山围绕，热气都群集在盆地内，造成了长久高温的环境。
吐鲁番全年有100天高于35℃，有40天高于40℃，有记录的最高气温甚至到达了49.6℃。
其次，盆地降水量少，每年仅16毫米，但其蒸发量却多达3000毫米。
而墓室所处的位置大多地势高敞，高温干旱，周围是土质松散、透气性强的风蚀流沙底层。
这些都使得墓地成为一个天然“干燥箱”，尸体在这里能够快速脱水。
另外，墓室内天然的无菌环境也使干尸得以长久保存。
阿兹塔纳古墓群出土的干尸，既不同于埃及木乃伊，又有别于我国内地出土的被石灰或木炭包裹的干尸，而完全是大自然的杰作。
除了已经被掘客的墓葬和少数被盗的墓葬外，其余墓葬还未经考古发觉。
也就是说，在吐鲁番这片广袤的沙漠下面还埋藏着数量惊人的干尸，这千余具干尸还在沉睡着。
如果可以的话，这里都可以建造一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干尸博物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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