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桃杀三士是什么故事?晏子兵不血刃干掉己方三员大将
【千问解读】
说到成语“二桃杀三士”可能有些小伙伴们不是很熟悉了。
二桃杀三士是中国古代一则历史故事，最早记载于《晏子春秋》，后演变成成语，表示用计谋杀人。
那么关于这个成语有着什么样子的典故与故事呢?现在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下吧。
典故出自于《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四》。
根据原文所述，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员大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他们战功彪炳，但也因此恃功而骄，晏子为避免造成未来可能的祸害，建议齐景公早日消除祸患。
晏子设了一个局：让齐景公把三位勇士请来，要赏赐他们三位两颗珍贵的桃子;而三个人无法平分两颗桃子，晏子便提出协调办法——三人比功劳，功劳大的就可以取一颗桃。
公孙接与田开疆都先报出他们自己的功绩，分别各拿了一个桃子。
这时，古冶子认为自己功劳更大，气得拔剑指责前二者;而公孙接与田开疆听到古冶子报出自己的功劳之后，也自觉不如，羞愧之余便将桃子让出并自尽。
尽管如此，古冶子却对先前羞辱别人吹捧自己以及让别人为自己牺牲的丑态感到羞耻，因此也拔剑自刎——就这样，只靠着两颗桃子，兵不血刃地去掉三个威胁。
后人以二桃杀三士一词表示“运用计谋杀人”的涵义;但在《晏子春秋》的原文之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古代权力分配与君王杀功臣的斧凿。
该故事在秦汉时期就已广为流传，汉代的画像材料中常能看到此故事场景。
汉代乐府诗《梁父吟》抒发了对三位勇士牺牲的感叹，对晏子的权谋也稍稍做了讽刺。
《喻世明言》也有一章讲述此故事。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
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之义晏子谏第二十四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
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
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
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
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
”
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
”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
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
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
”皆反其桃，挈领而死。
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
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其桃而宜。
”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使者复曰：“已死矣。
”公殓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
版本一：那是齐景公时期。
齐景公已经是晏子服务的第三个国君了。
此时的晏子经过多年的官场摸爬滚打，在齐国的地位是相当的巩固。
当时齐国有三位著名的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
他们人人武艺高强，勇气盖世，为国家立下了赫赫功劳，俨然是齐国武将里的明星。
这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彼此互壮声势。
由于自恃武艺高，功劳大，他们非常骄横，不把别的官员放在眼里，甚至对晏子也不够尊敬。
晏子是看在眼里，忧在心里。
这些莽夫如果势力越来越大可不是好事啊，他们可不讲究什么礼仪伦法，将来出什么祸患就不好了。
晏子拜见齐景公，把心里想法一说，齐景公虽然觉得除去三位勇将未免可惜，可是晏子的话也有道理，而且晏子那时太有权威了，齐景公也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得，您老就看着办吧!”
晏子准备停当后，由齐景公宣来三位猛将，说要赏赐他们。
三人听说国君有赏，当然兴冲冲地前来。
到了殿前，却看见案上有一个华丽的金盘，盘子里是两个娇艳欲滴的大桃子，一阵芬香扑鼻而来。
三个勇士顿时流下了口水。
晏子不慌不忙地对他们说：“三位都是国家栋梁、钢铁卫士。
这宫廷后院新引进了一棵优良桃树，国君要请您们品尝这一次结的桃子。
可是现在熟透的只有两个，就请将军们根据自己的功劳来分这两个桃子吧。
”晏子露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三将中，公孙接是个急性子，抢先发言了：“想当年我曾在密林捕杀野猪，也曾在山中搏杀猛虎，密林的树木和山间的风声都铭记着我的勇猛，我还得不到一个桃子吗?”
说完他上前大大方方取了一个桃子。
田开疆也不甘示弱，第二个表白：“真的勇士，能够击溃来犯的强敌。
我老田曾两次领兵作战，在纷飞的战火中击败敌军，捍卫齐国的尊严，守护齐国的人民，这样子还不配享受一个桃子吗?”他自信地上前取过第二个桃子。
古冶子因为不好意思太争先，客气了一下，不料一眨眼桃子就没了，怒火顿时燃烧他的脸庞，“你们杀过虎，杀过人，够勇猛了。
可是要知道俺当年守护国君渡黄河，途中河水里突然冒出一只大鳖，一口咬住国君的马车，拖入河水中，别人都吓蒙了，唯独俺为了让国君安心，跃入水中，与这个庞大的鳖怪缠斗。
为了追杀它，我游出九里之遥，一番激战要了它的鳖命。
最后我浮出水面，一手握着割下来的鳖头，一手拉着国君的坐骑，当时大船上的人都吓呆了，以为河神显圣，那其实是我。
没人以为我会活着回来。
像我这样，是勇敢不如你们，还是功劳不如你们呢?可是桃子却没了!”“哐啷”一声，他拔出自己的宝剑，剑锋闪着凛凛的寒光。
前两人听后，不由得满脸羞愧，“论勇猛，古冶子在水中搏杀半日之久，我们赶不上;论功劳，古冶子护卫国君的安全，我们也不如。
可是我们却把桃子先抢夺下来，让真正大功的人一无所有，这是品行的问题啊，暴露了我的贪婪、无耻。
”两个自恃甚高的人物，看重自己的荣誉，比生命还重要。
此时自觉做了无耻的事，便羞愧难当，于是立刻拔出宝剑自刎!两股鲜血，瞬间便染红了齐国的宫殿。
古冶子看到地上的两具尸体，大惊之余，也开始痛悔：“我们本是朋友，可是为了一个桃子，他们死了，我还活着，这就是无仁;我用话语来吹捧自己，羞辱朋友，这是无义;觉得自己做了错事，感到悔恨，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
我这样一个三无的人，还有脸面成为齐国的大将吗?”于是他也自刎而死。
景公的使者回复说：“他们三个人都死了。
”景公派人给他们穿好衣服，放进棺材，按照勇士的葬礼埋葬了他们。
区区两个桃子，顷刻间让三位猛将都倒在血泊之中，齐景公也有些伤怀。
他下令将他们葬在一起。
汉代画像的历史故事里，就刻画有“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画像。
常见的二桃杀三士内容是三士各手持一剑，其中一人面前放置豆，豆中放两只桃子，旁边站立晏子、齐景公和大臣等。
但也有简约型的“二桃杀三士”画像，画面中只刻三士自杀的场景，而把豆和桃子省略。
版本二：话说齐国有了晏婴(晏子)为相，齐景公也就有了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业的雄心，但是时间一长，这位好高骛远的国君就熬不住了。
他想通过豢养一批勇士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武功。
当时，齐景公豢养了三个勇士：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公孙捷，一个叫古冶子，号称“齐国三杰”。
这三个人个个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他们恃宠自傲，为所欲为。
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家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栾氏和高氏。
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
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三杰”为田氏效力，危害国家，便劝齐景公除掉这三个“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的勇士。
齐景公担心“搏之恐不得，制之恐不中”。
晏婴决定伺机智杀这三勇士。
一天，鲁昭公访问齐国，齐景公设宴款待。
鲁国由叔孙蜡执礼仪，齐国由晏婴执礼仪，君臣四人坐在堂上，“三杰”佩剑立于堂下，态度十分傲慢。
晏婴心生一计，决定乘机除掉他们。
当两位君主酒至半酣时，晏婴说：“园中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二位国君尝尝鲜吧?”齐景公大悦，传令派人去摘。
晏婴忙说：“金桃很难得，还是臣亲自去吧。
”不一会儿，晏婴领着园吏，端着玉盘献上六个桃子。
众人一见，只见盘子里放着的六个桃子，个个硕大新鲜，桃红似火，香气扑鼻，令人垂涎。
齐景公问：“就结这几个吗?”晏婴说：“还有几个没太熟，只摘了这六个。
”说完恭恭敬敬地献给鲁昭公。
齐景公一人一个金桃。
鲁昭公边吃边夸奖桃味甘美。
齐景公说：“这桃子实在难得，叔孙大夫天下闻名，当吃一个。
”叔孙诺谦让道：“我哪里赶得上晏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应该他吃。
”齐景公见二人争执不下，便说：“既然二位谦让，那就每人饮酒一杯，食桃一个吧!”两位大臣谢过齐景公，把桃吃了。
这时，盘中还剩有两个桃子。
晏婴说道：“请君王传令群臣，谁的功劳大，谁就吃桃，如何?”齐景公自然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传令下去。
三勇士而赐二桃，故意少其一。
不足则争，因使其计功而食桃，意味着功大者得食桃，功小者不得吃. 三勇士各言其功，都自认为功大无比。
果然，公孙捷率先走了过来，拍着胸膛说：“有一次我陪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蹿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虎打死，救了国君。
如此大功，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晏婴说：“冒死救主，功比泰山，可赐酒一杯，桃一个。
”公孙捷饮酒食桃，站在一旁，十分得意。
古冶子见状，厉声喝道：“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当年我送国君过黄河时，一只大鼋兴风作浪，咬住了国君的马腿，一下子把马拖到急流中去了。
是我跳进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大鼋，保住了国君的性命。
像这样的功劳，该不该吃个桃子?”齐景公说：“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斩鼋除怪，我的命早就没了。
这是盖世奇功，理应吃桃。
”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送给了古冶子。
一旁的田开疆眼看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舍生入死，斩其名将，俘虏徐兵五千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就连邻近的郯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
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婴忙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高出公孙捷和古冶子二位，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再请您尝了。
先喝酒吧。
”田开疆手按剑把，气呼呼地说：“打虎、杀鼋有什么了不起。
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说罢，竟挥剑自刎了。
公孙捷大惊，也拔出剑来，说道：“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倒吃不到。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说罢也自杀了;古冶子更沉不住气了，大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誓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鲁昭公目睹此景，无限惋惜，半天才站起身来说道：“我听说这三位将军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惜为了一个桃子都死了。
”齐景公长叹了一声，沉默不语。
这时，晏婴不慌不忙地说：“他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
智勇双全、足当将相之任的，我国就有数十人，这等武夫莽汉，那就更多了。
少几个这样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请继续饮酒吧!”
晏婴料到二桃赏赐三勇士，他们必然不会遵照齐景公之命，“计功而食桃”，而是“无长幼之礼”，炫耀己功而抢桃。
勇士相争，必以兵剑。
不出晏婴所料，田开疆和公孙捷都争先恐后“援桃而起”，都自以为武功盖世，“无与人同矣”;古治子也自以为其勇猛超过田开疆和公孙捷，但是桃已被他们抢占，于是拔剑而起，要求他们交出二桃。
看来纷争已起，解决问题的方式或以刀兵相见，杀个你死我活，或交桃受辱，而辱为勇士最大的忌讳，如此必然以死免辱。
以辱致人于死，则辱人者为不仁不义，不仁不义又甚于受辱，那么，辱人者又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可以说，不管用哪种方式解决，三勇士都难免一死。
三士之死，虽属悲壮，但是他们居功自恃，甚至被人作为阴谋篡位的工具加以利用。
四肢短小的晏婴伺机使巧，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终以二桃杀死三个力可拔山的勇士，消除政治隐患，其智慧也却非寻常，但是手段也太阴险毒辣了。
《二桃杀三士》这个典故是放在“铲除权臣”这一篇系来说的，主要是写了晏子如何运用计谋(心理学)而杀掉了三个居功自傲的谋逆之臣。
微不足道的桃子，被赋予了无尚荣誉象征。
二桃为三士所分，以最小的代价，造成了最大程度的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的不平等，使得二枚桃子由绕指柔化为百炼钢，五步之内，足以夺人性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则成语故事最打动人的，是三位勇士的“君子之风”。
晏子本想利用的三人恃才傲物的弱点，让彼此相互争功，离间人心，从而削弱他们的政治威胁，并没有想到他们会舍生取义，有如此君子风度。
他们开始时比较骄傲，都看重自己的事功。
是古冶子的一番话让另二人感到了羞耻，当他们觉得自己做错事情时，宁愿用生命去弥补耻辱，这是一种很高贵的精神。
古冶子后来的举动同样如此。
所以他们自刎之后，无论是晏子还是君王，都有悲切之意，为稳定朝野，反错杀了三位大义将才。
戚宦之争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戚宦之争起因是什么
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实戚宦之争自驾崩以后就开始了。
总的来说，戚宦之争的背景有主要的三点。
汉高祖刘邦雕像 第一，自汉高祖刘邦死后，一直到东汉末年，大多数的汉室只顾贪图享乐。
加之好几位汉室皇帝年幼时就继位称帝，一方面对朝政之事并不熟悉。
另一方面，过于安稳舒适的生活让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从而让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之臣有机会得到甚至掌握实权。
第二，随着皇帝的年龄逐渐长大，有些有作为的皇帝看到大权旁落，国家倾颓，有心想要重振朝纲。
不得不借助皇亲国戚的力量去对付宦官势力，亦或者是利用宦官权势来打击皇亲国戚的羽翼。
然而不管怎样，皇帝必须妥协一方，甚至被迫答应一些条件。
这些做法最后的结果是，要么增强了宦官势力，要么扩张了皇亲国戚的羽翼。
这又为戚宦之争增加了物质条件。
第三，由于国内朝纲的动摇，地方政府对百姓的压迫加深，又加之年岁不好，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各地纷纷掀起起义狂潮，例如东汉末年最大规模的。
宦官势力与皇亲国戚势力之间的平衡逐渐被打破，两股势力由原来的暗斗到后来的明争，到最后直接演变成血雨腥风的屠杀与战争。
戚宦之争说到底还是皇位的争夺，权利的争夺。
戚宦之争只有在皇帝无力统治这两股势力，皇帝的权威无法压制他们之后才会产生。
戚宦之争起因 戚宦之争就是皇帝的亲戚也就是皇亲国戚与皇帝身边的宦官大臣之间的争权夺位，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与皇帝十分亲近的，并且大多数人都是为皇帝建过功业的。
既然都是皇帝重视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了。
下面那就来了解一下戚宦之争的起因。
汉高祖刘邦画像 第一点，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君主专制的至高无上性。
皇亲国戚与宦官大臣几乎每天都在君主左右，这两种人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皇权。
特别是在，大汉帝国沿袭了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型态，而高祖刘邦又大量的把亲戚提拔重用，这就给后来的戚宦关系恶化埋下导火线。
他们每天看着皇帝专权，可以一人决天下生死，可以凭一己之私而夺天下为己用。
这种强烈的诱惑，是一个正常人难于承受的。
所以说这种皇权的专横性是戚宦之争的根源。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戚宦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也就是戚宦之间相互制衡的磁场力量被打破。
汉初，虽然皇室国戚较多，但是宦官大臣同样不少，还能勉强平衡，后来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再加之汉朝末年，战乱较多，国家混乱皇权渐衰，能够压制戚宦力量的皇帝也压制不住了。
最后这两股势力必然要碰撞在一起。
这些就是戚宦之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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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相辈出，无法富国强兵的真相是什么？
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
但在实际中我们会发现：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拿主意的人越多、越办不成事。
在涉及到治国理政这种对口业务方面，也许100个臭皮匠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这100个人如果安分守己倒也罢了，如果一个个对诸葛丞相，那估计啥正事都办不成，蜀汉政权撑不了多久。
而北廷，天生就带有这种“拆台”特征。
这个王朝，解决了横行一百多年的军阀，却也造就了一群“文阀”。
最终出现了这样一种怪象：名相确实很多，但制约、拆台的人更多。
作为终结了五代十国乱世的大一统王朝(接近这个概念)，北宋经历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基本上消除了的基因，让分裂许久的华夏大地再次凝结成一体。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宋朝的许多政策都利弊共存，尤其是堪称立国之本的重文轻武(或者说“抑武”)。
为了根除中唐以来节度使拥兵自立、尾大不掉的恶循环，的思路是腾笼换鸟——用文人取代“军阀”。
比如在地方层面，他把以往归于节度使的行政、财政权力，有步骤地转移到以文人充当的州县官员身上，以往、的职业武将，逐渐有虚名、无实权，身份尴尬;同时，军人待遇较差，地方厢兵的的粮饷压根不够养家，中央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文人近乎夸张的优待。
北宋的制度沿袭自，但在录取规模上却是唐朝的数倍，其出发点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选择抓起笔杆子(而不是武器)。
此外，当初唐朝的想要当官，还得经过吏部的定期考选，并且“吏部之选，十不及一”，率取率堪比如今的公务员考试;而宋朝的进士，一旦获得功名就能当官，运气好的能官至，差一点的也能当个知县。
并且，为了体现对文人的优待，宋朝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规矩，比如： 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举，把机会让给寻常人; 宋朝官员基本是文人，而那时的“官户”享有免役、免税等诸多特权，中高级官员的后代甚至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入仕，这就是“任子”。
一般来说，五六品的官员每三年就有一次安排“任子”的机会，每次的名额视级别在1-6人之间，可谓是典型的“一人得道”。
更有甚者，赵匡胤还在各地设立“公使库”，主要任务是以公款招待路过的;当然了，更为人的，当属他立下家法：“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
”据称，后来的每位登基之前，必须郑重地阅读并发誓遵守这一家规。
与这种身份优待相匹配，宋朝在立国之初，就没有像绝大多数大一统王朝那样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打击兼并;相反，他们对五代十国以来日益严峻的豪强兼并现象、听之任之，毕竟宋朝的建立是来自军事政变，而非通过推翻旧地主集团。
他们不仅与现有豪强结盟，而且在优待文人的过程中，不断培育出新的豪强，从而在军事、整治、经济等领域结成全面的利益共同体，打造出了空前稳固的封建政权。
这种系统性的优待(甚至是溺爱)，诚然造成了以从文为荣、以从军为耻的社会风气，消除了中唐以来军阀拥兵作乱的土壤，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但也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除了干脆利落地阉割掉汉唐以来的尚武之风外，还造就了足以与统治意志抗衡的“文阀”群体。
北宋的夸张重文政策，形成了大量的冗员、冗官，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同时，，这种通过系统科举渠道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僵化的圈子——他们是思想上的同类、政治上的同僚、经济上的同盟，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在朝廷内外党同伐异。
更为严重的是，宋朝帝王“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在一些文人那里却变成了武器：如果没有性命之忧，那就等同于“唱反调”没有多大成本。
因此，他们的行为出发点只有一个——为了自身小集团的利益，不惜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
同时，由于文人的话语权过高，甚至出现了一种近乎反常的风气：以反对当权者为荣、以配合政策为耻，有的人还存在为了反对而反对、以专门拆台为乐趣的心理。
因此，宋朝虽然名相辈出，但大多都无法如愿按照自己的规划办成大事。
举两个例子。
一是。
公元1004年，面对辽国20万大军入寇，朝廷的权贵大多惊惶恐惧，要么主张退到江南，要不就力主退到蜀地;只有寇准与宋坚决主张与敌人硬碰硬。
最终，通过寇准一番切中要害的分析，原本左右为难的决心亲征;随后在寇准的统一调度下，宋军在澶州城外扭转了局面，并且通过的达成，给宋辽两国带来了百年的和平。
但随着危机的消失，北宋朝廷就陷入了政治内讧的局面。
本来，寇准在危急时刻被赋予“承制专决”的权力，并且凭此统一思路、协调资源，最终在战场上赢得了主动;但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寇准的权力就成了宋真宗、其他同僚的眼中钉，加上他本人疾恶如仇、气量偏狭的缺点，这位挽救了北宋的名相被一贬再贬，最终悲凉地死于蛮荒之地。
其二是。
这是继之后，北宋文人群体中的另一个的另类，在被委以重任后，这位宰相决心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没错，北宋朝廷从来都不富，富的是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比如、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均是旨在解决财政问题的“富国”之策;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则是“强兵”之法;贡举法、三舍法、用下级官员等，则为了解决人才及冗官问题。
客观而言，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并非完美无瑕，但整体而言，它针砭时弊、立足于解决北宋迫切应对的难题，可谓“救时之策”。
出于内心的责任感，焦急的王安石甚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张，可谓极具魄力与勇气。
然而，改革意味着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削减大量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因此，当时反对改革的势力，远比改革派更为强大。
在宋神宗活着时，这些人要么阳奉阴违、要么消极怠工;而当宋神宗驾崩后，王安石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迅速退出了政治中心，他的变法也被后继者全盘推翻，甚至出现了“凡是王安石的成果，无论好坏、全部否定”的扭曲现象。
对比历史上其它成就一番事业的名相，诸如、、、，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特：拥有高度的决策权、执行权，甚至近乎“独裁”，能够压制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任何变法都不可能，但在任何时期，因循守旧、无所作为都是很容易的，敢于直面问题、并且提出能够执行的办法才难能可贵。
北宋之所以名相辈出、却成了一副烂摊子，问题就在于那时的体制无法做到集中力量干大事、干正确的事。
相比较之下，让人不由得佩服商鞅、张居正这些改革家的勇气，他们实际上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历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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