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死因：短命帝王唐顺宗是被人杀死的吗？
此后不久，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了。
死的前一天，宪宗对外宣布顺宗病重，一天后就驾崩了，这使人觉得顺宗的死像演戏一样。
有人提出透
【千问解读】
此后不久，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了。
死的前一天，宪宗对外宣布顺宗病重，一天后就驾崩了，这使人觉得顺宗的死像演戏一样。
有人提出透过一些笔记和诗文看本质，顺宗是被宪宗和宦官们害死的。
也有人不同意，认为顺宗是正常病死的，顺宗和宪宗关系融洽，根本没有被宪宗杀害的可能。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唐顺宗去世。
这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八个月，为宦官俱文珍所迫退位，传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死时仅46岁。
唐顺宗的死因，根据《》、《》等书的记载是病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怀疑。
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经过对正史和笔记小说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突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顺宗是被杀而死的。
卞孝萱先生在其《年谱》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顺宗被杀的观点。
他认为顺宗死得太突然，是一个历史上的疑案。
此后他在《刘禹锡年谱》、《刘禹锡评传》等书中重申了他的观点。
卞孝萱先生认为唐顺宗是的长子，在被立为太子后，德宗还曾想要废掉他，其原因是德宗身边的宦官们想立舒王李谊。
贞元二十一年(785年)，德宗病，想与李诵见一面而不可能。
这时的德宗还没有病重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却受到了宦官和在身旁侍医药的舒王的阻挠。
德宗升天后，宦官们认为“东宫疾恙方甚”，“内中商量，所立未定”。
大臣卫次公马上发表自己看法:“皇太子虽有病，但他是嫡长子，内外系心。
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立皇太孙广陵王。
”其他大臣跟着呼应，宦官们的阴谋就只能作罢。
顺宗即位后，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使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遂决定废顺宗、另。
由于前两次废立未成，舒王李谊不是德宗的亲生儿子，名分不正，遭到反对，这次宦官们选定了。
他们在永贞元年(805年)三月立李淳为太子，改名纯，七月让他主理军国政事，八月李纯即位为皇帝，顺宗为太上皇。
表面上看，立李纯是顺宗的旨意，实际上是宦官逼迫顺宗这样做的。
当时起了最大作用的几个宦官是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西门大夫等。
顺宗让位不久，就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
有个叫罗令则的山人，“妄构异说，凡数百言，皆废立之事”。
被有关官员鞫得奸状后，宪宗将罗令则一伙全部杖死。
罗令则等人想拥立的皇帝从史书记载来看，是舒王李谊。
宪宗上台后，李谊实际上成了宪宗和宦官们政治上的赘疣。
现今有人拿李谊作号召，兴风作浪，正好被宪宗借机拔掉。
这时的太上皇也同样是政治上的赘疣，舒王不明不白死后，太上皇就不能平安无事了。
元和元年(806年)春正月癸未，“诏以太上皇旧恙愆和，亲侍药膳”。
但至甲申，太上皇就崩于，“迁殡于太极殿，发丧”。
宪宗向全国公布太上皇的病情，这在历史上罕见的。
癸未才公布太上皇病情，甲申就宣告太上皇死了，简直是在演戏一般。
推测太上皇不是死于甲申，而是死于癸未。
宪宗与宦官们秘丧一日，故意先公布太上皇病情，以此来掩盖太上皇被害的真相。
抢先公布太上皇病情的做法是欲盖弥彰，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们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十分可疑。
李谅(复言)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成员，顺宗时为度支巡官、左拾遗，宪宗时被贬为澄城县令，后为彭城令。
他有部小说叫《续幽怪录》，内中有一篇为《辛公平上仙》，里面的人名皆系假托，如辛公平为心公平，皆有寓意。
在这部小说中，李复言用“传奇”表达了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
他得知了顺宗被宦官杀害的真相，作为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他地记载了顺宗被害的隐事。
这个新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大为赞赏，说:“顺宗绝对出于幽崩。
宪宗当时受制于群奄，己欲不为商臣，亦不可得。
此事公文书内，绝无遗迹可查。
李复言之《续幽怪录》成为绝可信赖之孤证。
”他认为不管杀顺宗的是谁，其主谋其实就是宪宗，因此他认为顺宗被杀是“永贞逆案”。
吴汝煜不但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认为宪宗和顺宗早就不和，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父子之间本来就不融洽的关系，决定了宪宗杀顺宗是有可能的。
此外，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的小序中，引用了《义陵记》的“杀义帝于郴”和“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等。
不过是借端托寓，影射顺宗被杀。
刘禹锡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在诗的结尾透露了消息:“南合无灞岸，旦夕上高原。
”上句从王粲的《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化出，暗示“望长安”之意，下句用《汉书·传》的一个典故:“苏武听说死了，南向号哭，呕血，一连数月都是如此。
”这里暗指刘禹锡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哭临汉武帝相同。
可以这样说，《武陵书怀》是一篇比《续幽怪录》中《辛公平上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顺宗被杀事件的重要史料。
刘禹锡是这一宫廷内幕的最早揭露者。
上述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张铁夫认为《辛公平上仙》不是王叔文集团的李谅(复言)所撰。
他认为《续幽怪录》一书中，编者一会儿自称李生，一会儿又自称是复言。
按照古人名卑字尊的传统，称人用字，以示尊崇;称己用名，以示谦卑。
自称李生、复言，都是表示谦卑的意思。
可见复言是李生的名，而不是他的字。
《续幽怪录》的编者李复言，与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是名、字不同的两个人。
从编者的本意来看，《辛公平上仙》不是影射顺宗被杀。
在《续幽怪录》中，记述的都是一些关于神仙道术、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的奇事异闻，其来源都是、捕风捉影的，根本不值一谈，编者主要用来宣传善恶报应、安分知命的思想，从而又具有一种惩恶劝善、警戒世人、辅佐教化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
《辛公平上仙》的本意，也是用来箴劝、警戒的，而非比喻和影射。
《武陵书怀》的结尾二韵是:“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
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
”意为:心向君王却离京师遥远，对风兴感逐臣的奏书言烦。
欲望长安却无灞陵岸可登，早晚只好踏上这平原的高处了。
这二韵是一个整体，结合起来看，它表达的是元和大赦之后，刘禹锡对宪宗皇帝的殷切期望，能移京郊为官的迫切心情。
根据这首诗得出顺宗被杀的结论，一个明显和重要的失误是忽略了该诗以二韵为一个小节，表达一个完整意思这个基本事实，而将二韵割裂开来，遂望文生义，别出心裁。
诗的小序中提到“项籍杀义帝于郴”，义帝影射的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
因为义帝之出身、立用、被逐乃至被杀害，与王叔文事类同。
更重要的一点是义帝属无罪被杀，王叔文也是无罪被杀。
王叔文于刘禹锡有知遇提拔之恩，对他的无罪被杀，刘禹锡自然是极其沉痛和悲愤的。
这种心情，表现在诗篇中，便是为王叔文和自己鸣冤叫屈。
从“继明悬日月”等来看，顺宗当时还活着，由于刘禹锡在武陵，听到顺宗死的消息应该更晚。
既然顺宗当时还活着，将《书怀》作为顺宗被杀的证据，是讲不通的。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当时宫廷斗争的结局，不是宪宗杀害了顺宗，而是宪宗和顺宗联合驱逐和杀害了王叔文。
改革中，由于王叔文集团竭力阻挠宦官俱文珍立太子的做法，让原本站在王叔文背后的顺宗站到了皇太子这一边。
这时的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
而二王由于反对立太子，顺宗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改革的败端也就出现了。
改革的过程中，王叔文张扬威福，独断专行，树植党羽，，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也导致了顺宗的厌恶和不满，终于命令宪宗“伸远不仁之害”，将其逐出朝廷，置于死地。
顺宗是坚定、明确地站在皇太子一边的，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
说顺宗被宪宗逼宫，最后被害死，既无客观上的可能，更无主观上的必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顺宗被杀说者将王叔文集团和皇太子集团的斗争误认为是顺宗与宪宗的斗争，是混淆了两件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事实。
和刘禹锡都有诗文批评顺宗和宪宗，这也从反面说和顺宗是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没有隔阂的。
顺宗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死得这样突然?如果根据史书上说他是病死的，这多少是会让人产生怀疑的。
但如果说他是被杀死的，也有一些事实解释不通。
看来顺宗的死因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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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桐城派戴名世死因新说
这是当时一起震动朝野的大案，亲自过问。
历时一年多，牵连三百余人.最后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
一、死因二说 缘何被杀?历来说法不一。
但可归结为二说:一为“反清”说，一为“枉死”说。
持“反清”说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有罪”一种立场认为“有功”。
戴氏的罪状即“悖逆”或“大逆”。
《·戴名世传》云:“都御史奏劝《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
”“逆”者，反也，叛也。
从清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戴氏作为清王朝的官员(翰林编修)，又反叛清王朝，当然罪该万死。
虽然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但有‘悖逆”或“大逆”语，应属政治思想犯。
持“有功”立场者为今人。
如许永璋先生说:“戴氏受时代与家庭的影响.自幼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如其《画网巾先生传i鸟说》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原人民肆意戮杀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对清廷种族征服政策的强烈反抗，并表现了自己对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讴歌……”〔门，认为这是一起民族思想斗争的大案，戴氏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一曲民族“正气歌”. 持“枉死”说者，咸丰庚申(1860年)萧穆在《戴优庵先生事略》中已露端倪:“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事，实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然至是已二十余年已.”阁故萧穆此说的言外之意即戴氏当时年少气盛，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而已，决无反叛事，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
此说己隐含“枉死”之惫。
戴氏被杀，实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为“枉死”。
今人王树民先生认为“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
”“世人只从结局方面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列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C3]外，正因为“反清”说和“枉死”说的不同，在考证《古史诗械》的真伪问题上存在分歧。
持“反清”说者认其为真，如许永璋先生，见前引。
持“枉死”说者.认其为假，如王树民先生，认为是后之有反清思想的人假戴氏之名以传其诗而已.CU“反清”说确实证据不足，今人又有拔高化倾向.有失历史的态度。
然“枉死”说只强调偶然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必然性的一面。
本文拟就必然性方面作些新的探讨。
二、戴氏死于“狂士”个性 戴氏不仅死于康熙皇帝的张冠李戴的偶然之中，同时也死于必然。
首先，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民族刚刚开始对中原的统治.曾道到汉民族的反抗，康熙时，虽政局稳定，但心有余悸，小规模的反清斗争时有发生，故清政府对有关反清的思想言论尤为关注，并严加禁止，凡涉禁例，宁愿错杀一千，也绝不放掉一个。
《南山集》一案正碰到康熙皇帝的这根敏感神经。
赵申乔的参劫，虽无“大逆”悖逆”字样，但已导向这根敏感神经，或许这正是赵的用心处未可知，(s]后来，九卿奏议已是有意识地、明确无误地要拨动康熙皇帝的这根敏感神经。
那么戴氏之死已成必然。
其次，更深层的必然性则在于戴氏的“狂士”个性。
戴氏自己在《徐治孙遗稿序》中曾回忆当丙寅、丁卯间在太学时“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治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笔者注)为狂士。
”赵申乔参幼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
“狂”正是戴氏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其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深中肯萦。
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幼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
“大逆”之罪显然是诸公责人罗织锻炼之语，那么诸公贵人为什么要罗织锻炼呢?答案只能是“忌嫉”。
康熙皇帝一开始，也并不十分肯定“方学士”即方学诗，也曾质疑于廷臣“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然“廷臣不能晓”一语颇耐人寻味，这是《南山集》书案的一大关键处。
廷臣并非全是满人，“方学士”“方学诗”不分。
再说，方光深等人的叛逆是当时一件大事，“廷臣不能晓”也说不过去。
那么，“不能晓”也只能用嫉恨的阴暗心理来解释。
戴氏之死的必然性还表现在他的矛盾性格。
他既有归隐山林，著书立说的愿望，又有关心现实，积极用世的理想;既有不同流俗，高风抗节的一面，又有对高官厚禄不无渴望的一面。
他对制度以及下选拔人才的抨击不遗余力，但他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
赵申乔参幼奏文云“身膺异数，叼列巍科”正谓此。
《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赵方上奏章弹幼，正与戴氏高中“巍科”有关。
今日之戴名世已非昨日之戴名世，昨日之戴名世的影响已经非同小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名满天下，成为文坛上受重视的人物，甚至能左右清议。
那么高中“巍科”后，知名度、影响力都会更大，如果“狂士”个性依旧(恐怕改亦难)，不能不对“诸公贵人”构成严重威胁。
’‘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实在情理之中。
戴氏本人对自己的“困折”结局的必然性也不是没有认识。
他在《倪生诗序》中说:“苟有毫发之不同世俗，则必受毫发之困折.以至不同于世俗者愈甚，则困折亦愈多。
”据《戴文系年》，此诗序系戴氏五十四岁时所写，当是一生的经验总结。
戴氏多次提到自己的“愤时疾俗”的个性，《送萧端木序》回忆年轻时在家乡做诸生“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
”后贡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毋道戴生名。
"(与刘大山书》云:“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镜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时疾俗之作，不敢示人，恐以言语获罪……”精通《周易》的戴氏不为不知几，然终，岂偶然哉! 上列戴氏死于必然种种，归根结底还是“狂士”个性。
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帝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贵人加畏其口”而感到威胁。
赵申乔也就不会在《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还上书弹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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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司马皇族为什么都短命？都爱服食所谓的“金丹”
可是，如果相信服食丹药能长生，并长年痴迷其中，真正离祸事就不远了。
，东晋成帝之长子，晋穆帝之堂兄，初封琅邪王。
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五月，晋穆帝病死，无子嗣，皇主张立司马丕为帝，司马丕因此成为东晋第六任皇帝。
司马丕登基时，已二十一岁，属成年人，加之他又是以“中兴正统，明德懋亲”(见《》)的身份入继大统的，理应当国掌权，但帝国实权却被大将所操控，司马丕身为皇帝，形同傀儡。
权臣掣肘，皇权旁落，政治失意，意志消沉，原本就“雅好黄老”(见《晋书》)的司马丕，渐渐迷上了佛法和道教学说。
在佛学方面，“哀帝好重佛法，频遣两使殷勤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游善焉”(见《高僧传》);在道教方面，司马丕则听信方士之言，服用丹药，希望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就像吸食鸦片一样，司马丕渐渐上了瘾，对丹药有了依赖。
司马丕之所以迷恋和服食丹药，除个人原因外，应该也受其家族人员早逝的影响。
司马丕的祖父晋明帝活了二十八岁，父亲晋成帝活了二十二岁，叔叔晋康帝活了二十三岁，堂兄晋穆帝活了十九岁，均属青年早逝，给司马丕心理上造成很大阴影。
司马丕是个傀儡，政治上难有大的作为，便希望能活得时间长一点。
再者，司马丕比权臣桓温小二十九岁，只要能熬得过桓温，不愁将来无出头之日。
东晋是金丹炼制的疯狂时期，金丹道教始祖葛洪就生活在此时。
所谓丹药，不过是由石钟乳、白石英、石硫磺等矿物质外加雄黄、雌黄等炼制而成，有很大的毒性，一旦吃过量，很容易中毒而丧命。
受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中“其转数少，其药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迟也。
其转数多，药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等言论的鼓惑，司马丕根本不听近臣的肺腑劝谏，一意孤行。
为了长生不老，司马丕仍坚持服用丹药，甚至一度“断谷，饵药以求长生”(见《》)，不吃饭，只服用丹药，在幻觉中期待升仙。
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司马丕一次性服食了过量丹药，身体出现中毒反应，“服食过多，遂中毒”(见《晋书》)。
由于药物毒性发作，司马丕身体机能严重受损，不能临殿听政，褚太后只好出面临朝摄政，“帝以药发，不能亲万机，褚太后复临朝摄政”(见《资治通鉴》)。
为帝这几年，司马丕虽是个傀儡，手无实权，但毕竟是王朝最高首脑的象征，尚能像模像样地坐在龙椅上接受朝拜;如今病倒，连这点可怜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服食丹药中毒，身体每况愈下，不过司马丕并未因此而警醒自爱，悬崖勒马，相反，他依然我行我素，甚至鼓动皇后和他一起服用丹药，结果，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正月，皇后崩。
一个月后，司马丕也撒手人寰，走完了短暂人生之路。
司马丕死后，没有留下子嗣，褚太后下诏，另立司马丕同母之弟承大统。
其实，司马丕原本是有皇子的，“兴宁元年……九月……癸亥，以皇子生，大赦”(见《晋书》)，可惜，这个皇子没能活下来，应该是为司马丕累年服药所致。
司马丕死后，葬安平陵，无庙号，谥号哀帝。
司马丕，字千龄，意味千年、千岁，足见其祈寿之心，可惜他竟，吞食丹药，自戕身体，短命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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