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抗战失败的始作俑者汤玉麟：不战即撤守热河
国民党政府命令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
【千问解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
国民党政府命令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
1933年1月1日，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炮击临榆县城。
中国守军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1月3日，山海关沦陷。
2月21日，日本关东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4个师团主力，纠合伪军张海鹏部共10多万人，分3路进犯热河。
北路由通辽攻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
守凌源的万福麟部于兆麟师一度抵抗后，因腹背受敌，退守长城线上军事要塞喜峰口。
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师长汤玉麟为保持自己的军阀势力，反对辽、吉、黑省抗日义勇军退入热河境内，怕把日军引入热河地区，又阻止东北军4个旅开赴热河，后几经疏通方得开入。
3月初，汤玉麟置军事于不顾，从平津调集大批汽车，又将前方军用载重汽车240余辆扣留，向天津租界抢运私产，并自动弃守平泉以北、承德以东高地，严重影响了前方抗日官兵的士气。
3月3日下午7时，汤玉麟在既无命令，又无敌情的情况下，带4个旅擅自弃守国土，离开承德，西逃滦平，撤至察哈尔省沽源县一带。
3月4日上午11时许，日军仅有128名骑兵，兵不血刃占领了承德。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很快占领了热河全省。
这位不太光彩的逃跑将军汤玉麟，是阜新县(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
汤玉麟，1871年出生，字阁臣，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民镇人。
汤玉麟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给人放羊，青年时在义县赶车运输货物，往来于阜新、朝阳之间。
一次外出，途中遇土匪被劫挨打，他一气之下投身“绿林”。
汤玉麟打仗凶猛，被土匪委以“二当家的”。
以后，汤玉麟从土匪中拉出一伙人，进占锦西县境大红螺山，成了“山大王”。
一次张作霖被清兵包围，汤玉麟给解了围，从此他们成了结义弟兄。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腊月三十晚上，张作霖、汤玉麟的队伍被匪帮金奉山带领的沙皇俄国骑兵中队偷袭，张、汤队伍溃逃，仅剩下100余人。
此后，张、汤投奔八角台(今台安县台安镇)商务团练首领张景惠。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2月13日，汤玉麟随同把兄张作霖向清廷新民府投降，队伍改编为巡防营，汤玉麟任左哨哨宫。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密令新民府捕杀降而复叛的辽西巨匪杜立山。
汤玉麟等设计捕杀了杜立山，因而立功，汤被提升为奉天前路巡防营第二营帮带。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奉天总督赵尔巽调张作霖、汤玉麟至奉天(今沈阳)，镇压革命党人。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汤玉麟历任团长、旅长、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衔顾问，奉军陆军第11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
民国4年(1925年)11月，郭松龄(1883年—1925年，字茂宸，沈阳市人，同盟会员，爱国将领，曾任奉军副军长、副司令等职)在河北滦县率部队反戈，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
汤玉麟率部出义县大凌河两岸截击郭军立功，张作霖提升汤玉麟为热河都统。
1928年(民国17年)，东北易帜，张学良继父位，任命汤玉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兼陆军第36师师长。
汤玉麟统治热河期间昏庸残暴、横征暴敛，民众怨声载道，称他为“汤扒皮”。
他任人唯亲，省府厅局长、军队团旅长以上长官及县长，大都由其子、侄、甥、婿等担任。
二儿子汤佐辅为省财政厅长，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长，阜新县县长周铁铮是他女婿。
汤玉麟统治的热河省境，盗匪遍地，为害百姓，民不聊生。
汤玉麟与土匪同流合污，合伙贩卖、私运鸦片，抢劫、搜刮民财;汤军还以剿匪为名，向群众要粮要钱，榨取人民血汗。
1931年4月，汤玉麟派曾驻防阜新县的东北骑兵第十七旅李守信(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日军侵占热河时投降日军)团残酷镇压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嘎达梅林起义，割下嘎达梅林人头，献给达尔罕郡王。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汤玉麟为保住热河地盘和沈阳等地私产，与日伪关系十分暧昧。
1932年(民国21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时，汤玉麟派代表谢履西出席会议并签字。
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时，汤玉麟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参议府副参议长兼热河省主席。
汤玉麟虽未到职，表面上也表示反对，但私下又让谢履西代致谢意。
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要求严惩汤玉麟。
国民党政府在人民舆论压力下，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于3月8日下令，褫夺汤玉麟各职，汤玉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冯玉祥。
5月，参加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察东游击队司令，但未参战。
7月，汤玉麟暗中派人与日军接洽，准备投降，后因其部下极力反对而未成。
10月，因与刘桂堂争夺防地，发生混战，后经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调停，汤部被改编。
汤玉麟被委任为第29军总参议，从此被解除了军权。
1934年1月9日，国民党政府撤销对汤玉麟的通辑令。
5月2日，北平军分会任命汤玉麟为高等顾问。
半年后，汤玉麟辞职回天津，从此势力衰落。
1949年病故
第一次“西学东渐”失败的真正真相，一耽搁便是200年
但由于作为西学传播主体的天主教过分干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西学东渐”的衰落。
帝以钦天监计算的夏至时刻与实测日影不符，对“西法”的开始动摇 早年的康熙帝对西方科技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先后向南怀仁、白晋、徐日升等传教士学习过天文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如解剖学)等西方科学。
他以一国帝王之尊，大大促进了“西学”的传入，由此也积累了对传教士的好感。
因此当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福建代牧阎当再次挑起“礼仪之争”时，卷入其中的康熙帝一度表现出极大耐心，不愿意中西双方因此而决裂。
但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态度，两次发布“禁约”与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祀祖、祭孔、敬天等儒家礼仪。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在宫中读到传教士所译的教皇“禁约令”全文，极为愤慨，提笔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 其实早在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帝就以钦天监计算的夏至时刻与实测日影不符，指出“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对“西法”的深信不疑开始动摇。
此后康熙帝设立蒙养斋，试图实行历算编制“自立”。
他又倡导“西学中源论”，既有维护“天朝上国”尊严的用心，也有因“西法”所编历书多次出现误差的历史背景。
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康熙帝晚年在探索西方科技方面的热情。
故当与教皇的冲突明朗化之后，康熙帝指示，所有不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一概驱逐，留用的“会技艺”者亦只可“自行修道，不可传教”。
但终康熙一朝，也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
与热衷于西方科技的康熙帝相比，帝于西学可说“毫无兴趣” 雍正帝登基不久，便改变了康熙时期的政策。
这一方面由于雍正帝本人信佛，尤其亲近喇嘛教，因而对传教士的“辟佛”言行十分反感，对康熙年间宽容天主教的政策早有不满，声称“你们哄得了父皇，哄不了我”。
另一方面，也掺杂了“储位之争”所带来的政治因素。
康熙帝对于西方科技的兴趣和对传教士的好感，一度影响了多人。
皇太子及其舅父、也是“太子党”核心的，都与传教士关系密切。
到皇太子允礽被废黜之后，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又直接卷入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中。
经过激烈争夺方得上位的雍正帝继位不久，便制造了传教史上有名的“苏努事件”。
随后雍正帝在宣布允禩、允禟“罪状”的同时，又将传教士穆敬远逮捕严讯，并授意杀于谪所。
这当然是出于铲除政敌势力的政治需要。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论述“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时，就提及“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双方争斗，黑幕重重。
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
与热衷于西方科技的康熙帝相比，雍正帝于西学可说“毫无兴趣”，受其影响，“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
因此雍正一朝的科学进步，除钦天监监正、耶稣会士戴进贤编制的《历象考成》日躔、月离表，以及巴多明、雷孝思等传教士在康熙朝大规模测绘基础上绘制的《雍正十排皇舆全图》聊可称道外，其他方面均乏善可陈。
在康熙朝“西学东渐”高潮的映衬下，更显得“黯然失色”。
帝登基后，对雍正朝的严厉政策做了适当调整，试图“宽严相济”。
与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求学探究不同，乾隆帝允许传教士在内廷供奉，主要是为了满足“奇器淫巧”的个人赏玩。
乾隆帝迷恋西洋技艺的艺术魅力，信用郎世宁、王致诚等传教士，创作了大量西洋宫廷画。
他又令蒋友仁设计和监造大水法，将西洋宫廷建筑与园林艺术引入中国。
但乾隆帝的兴趣点主要在于新奇的欧洲艺术，并不屑于系统的西方科学知识。
乾隆帝登基后尊崇喇嘛教，将其父皇的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在《御制喇嘛说》中大力强调“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或基于信仰方面的因素，乾隆帝对天主教的“西洋”教义缺乏好感，对宫中作为“御用技师”的传教士也不真正尊重。
综观乾隆一朝，虽仍试图在科学上有所作为，编纂有《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等科技成果，《四库全书》中也收入了17名欧洲传教士所著的29部“西学”著作;在实测新疆、西藏等地基础上完成的《乾隆十三排图》，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亚洲大陆全图;但此时的整个学界的学风已悄然发生转移，考订、整理中国古籍的“乾嘉学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引入“西学”的广度和深度远不能与康熙时代相提并论。
可见，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其实已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衰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认为，雍正以后，“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
其间的因缘际会，颇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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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大战明军战败的罪魁祸首是洪承畴还是崇祯皇帝帝？
的后勤组织和兵力部署同样也是的。
在极度不利的国内外局势下，贸然发动这场决战，是战略上的严重失策，对满清竟会率领清军主力以倾国之力决战，更没有有效的战略备案。
如果说在崇祯十三年，崇祯帝让洪承畴督帅十三万大军出关，和清军对峙于锦州，还算是基于国内情况作出的合理判断。
那么在崇祯十四年，关内的农民义军、等人纷纷复起，关内各省局势已经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帝居然还打算用自己仅剩的战略机动兵团，和清军在辽西走廊大打出手，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当时，持续的天灾，苛刻的税赋，额外的加征，使得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加入到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军的阵营，使得他们的人力兵力不断壮大，先后攻克襄阳、洛阳两个战略重镇，杨嗣昌主持的“十面六隅”围剿义军的方略彻底破产，连他自己也兵败身死。
农民军活跃于河南和湖广两个天下要冲之地，南方各省想要筹措粮饷送至京师，已经极为困难。
而倘若明朝继续加大对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北方各省的的粮草搜刮，以这些地区的星火燎原之势，只会民心沦丧，迅速失守。
此前洪承畴督帅大军出关，原本有两个作战目标，其一是救出率领的被围关宁军，其二是要保住锦州这个辽西走廊的战略据点。
想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皇太极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包围锦州的情况下，确实是超过明军当时的组织和战斗能力的。
对峙两年时间里，明军的多次尝试早已证明，如果明军既想要保护锦州，还要成功击退清军解围，如果不将全部主力尽数压上，兵力是完全不够用的。
而按洪承畴原先的想法，在松山长期维持十多万大军，和满清政权拼持久消耗，在关内各省已经被农民军闹得一片狼藉的局势下，是绝不可行的。
至于在野战击垮清军主力，横越500里打回辽阳和沈阳，收复辽东疆土，更是“痴心妄想”。
但是，如果明军只想救出祖大寿和他所部关宁军，给辽东将门一个交代的话，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明军的两次解围行动其实都已经摸到了锦州城边，倘若此时，崇祯帝当机力断要求祖大寿放弃锦州和主力会合的话，那么完全有可能在皇太极率领的满清主力赶到前，全师而退，只留给满清一座空城。
在满清已经攻灭汗，控制蒙古草原的情况下，处于辽西走廊瓶口处的锦州，相对战略意义其实已经不大了。
这么一来，如果祖大寿部退守山海关，有洪承畴和他率领的十三万精锐调回关内战场，压制农民军，那么崇祯帝绝不至于短短三年之后，就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下。
可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因为关内战场的惨痛失败，崇祯帝更因他重用的杨嗣昌的兵败身死，而被赤裸裸打脸，让他急需在关外战场来一场空前大胜，以来提振自己的威望，挽回失去的颜面。
正好洪承畴在松锦战役前期的战果还算不错，于是就在后勤、组织和战略态势均不支持的情况下，崇祯帝定要赌一把大的，几乎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筹码，想靠一场对满清政权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才扭转战略上内外交困的死局。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结果，已多次被证明根本不能打硬战的明军，被逼着打了一场速决战，结果是除了曹变蛟等少数精锐浴血奋战，一度杀到皇太极中军主帐，其余大部分明军，一听说后路被断绝，就争先恐后地溃逃，在自相猜忌和一片混乱中自我崩溃，沦为任由满清宰割的猪羊。
输光了大部分筹码的崇祯帝只能徒唤奈何，还一度自欺欺人地给叛降的洪承畴设祭刻碑。
十多万精锐损失过半，物资损耗丢失不计其数，洪承畴这样能力出众的帅才投敌，种种桩桩，都标志着明朝确实气数已尽，濒临灭亡。
，皇太极的玄孙、满清帝，参观松山古战场，由衷感慨“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成”，将皇太极打败洪承畴的此战，和的，并列为满清取代明朝、百战开国最关键的两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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