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一生打仗没输过,为什么不是四大名将之一?
【千问解读】
我国古代有非常多的名将，他们在不同时期做出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说起来都是十分令人敬佩，拥有很多战绩的大将。
不过在战国时期，人们常说有“战国四大名将”，分别是王翦、白起、廉颇、李牧四人，但是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吴起，他一生从来没有败绩，甚至曾经以五万人战胜五十万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却没有办法成为四大名将之一呢?
吴起(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姜姓，吴氏，名起，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
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
在楚国时，辅佐楚悼王主持变法。
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因变法得罪守旧贵族，惨遭杀害。
著作有《吴子兵法》，传于世，与兵圣孙武并称“孙吴”。
唐肃宗时，位列武成王庙内，成为武庙十哲之一。
宋徽宗时，追封广宗伯，成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2.吴起到底有多牛我们都知道战国七雄，那么谁才是战国第一霸，谁铸就了战国第一霸呢?答案就是吴起。
公元前412年，齐鲁爆发大战，鲁穆公任命吴起为将，率军大败齐军。
但因为鲁国内部不稳，吴起遭到猜忌，且他的主公季孙氏被杀，所以吴起就离开鲁国投奔了魏国，铸就了战国第一霸。
吴起来到魏国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连战连捷攻克秦国河西地区，最终占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陕西黄河沿岸地)，设立河西郡，缺少了这一块战略要地，秦国就永无出头之日，二是吴起改革魏国兵制，创立武卒制——战国第一支精锐，最终在公元前389年，吴起用新练之兵5万人，大败秦惠公的50万人，这就是著名的阴晋之战。
自此之后，魏国成为战国第一霸，起源在于魏国李悝变法，但关键起点在于吴起。
我们熟知的庞涓孙膑斗法，庞涓率领的就是魏武卒，曾攻破赵国都城邯郸，当时齐国、秦国、楚国都不敢轻易与魏国交战。
当然，魏武卒最终覆灭于马陵之战，10余万人死去，导致魏国一下子变成了二流国家。
不过，魏文侯去世之后，吴起遭到魏国内部猜忌，于是又来到楚国。
楚悼王任命吴起为宛城太守，一年后升任令尹。
所谓令尹，就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官，其执掌一国之国柄，身处上位，以率下民，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
一般是楚国贵族担任，吴起能担任令尹，显示了他的能力。
担任令尹之后，吴起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简单的说就是依法治国、精简贵族官员、禁止私人请托、纠正官场不良风气等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之后，楚国迅速强大，率军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率军向北能与不可一世的魏武卒扳手腕，甚至楚、赵两国联军还曾大败魏军。
但毫无疑问，吴起变法得罪了一大批贵族，最终楚悼王去世当天，吴起就被楚国贵族刺杀，同时宣告楚国变法失败。
从以上介绍中可见，吴起是战国时代的一个超级军神。
根据史料记载，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精通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成就惊人。
尤其军事上，著作有《吴子兵法》，与兵圣孙武并称“孙吴”，唐肃宗时位列武成王庙内，成为武庙十哲之一。
既然如此，为何吴起无缘战国四大名将?
3.吴起为什么不是四大名将之一
一，在个人私德上，吴起有二大缺陷。
吴起曾在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术，但他母亲去世之后，却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而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妻子是齐国人，齐鲁大战时，为了表示不会偏向齐国而杀妻，显示吴起为了功成名就不择手段。
白居易评价这一段时指出，“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
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
”
二，除了兵家之外，吴起最大的身份是法家，这一点非常关键。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使用的都是法家这一套，思想源于魏国李悝。
这就涉及到了道统之争，儒家对法家恨之入骨，自然不会给吴起好评价，所以可以看到后世对他恶评如潮，比如汉朝班固评价他“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等等。
2000年来，儒家一直掌握着舆论阵地，尽管军事上一生不败战绩辉煌，但私德有亏、法家身份的吴起，自然不如战国四大名将纯粹，也自然不会得到后世好评，不被儒家列入战国四大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法思想分歧很大，儒家厚古薄今，法家厚今薄古)
其实，以笔者观之，相比战国四大名将，吴起能力明显更胜一筹，不被列入反而是正确的，后世有人将他与兵圣孙武并列，这反而才体现出了吴起的真正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之际的改革派，基本都是法家，三位著名改革家李悝、吴起、商鞅，都是法家代表，且都实现了强国目的。
商鞅变法的思想成就，与此前的李悝、吴起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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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长已经集荣华于一生，为什么没有检举胡惟庸的谋反呢？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1390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奔赴刑场，他的妻女侄弟等全家七十余人一起陪葬。
这位曾经位极人臣，声名显赫的开国第一功臣的人生就此落幕。
一年之后，虞部郎中王国用上疏为他喊冤，认为于情于理李善长都没有参与谋反的理由。
朱元璋并虽然没有采纳但是也没有怪罪他。
很多人据此认为李善长没有参与谋反，是冤假错案，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李善长没有以实际行动参与谋反，并不代表他就没有罪，作为朝廷重臣，明明知道谋反，没有揭发检举，即是罪不可恕。
那么，已经集荣华富贵于一身的他，到底为什么要做此选择呢?我们先从他的性格说起。
性格忮刻 关于李善长的性格，《》有明确记载：“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
”这是说他，外表看似宽和，但是实际上，他睚眦必较。
他常常依靠乡土关系，拉帮结派，并对冒犯他的人极力排挤打压。
据《明史》记载： 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
这里是说当时的参议李饮冰和杨希圣，因为稍微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力，李善长就把他俩以罪罢免。
如果说饮和杨希圣官小没权威，那么时任中书右丞的就不能这么说了。
1367年“上适以事责丞相李善长”，杨宪便联合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攻击李善长“无宰相才”。
李善长心生嫉恨，后来抓住他犯错的机会，“奏宪排挤大臣，放肆为奸”。
导致杨宪遭到朱元璋的杀害。
还有人可能会说，杨宪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刘基。
同年不久，朱元璋就丞相一事征求刘基意见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 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 由此可见，李善长睚眦必较的性格以及之前对刘基的数次陷害，朱元璋早已心知肚明。
李善长一直就想要陷害刘基，尽管没有得逞，但是刘基对李善长也是心有顾忌，一次“李善长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訽”，“基不自安，请告归。
” 但是，即便如此，李善长及其心腹胡惟庸也没有就此罢休，神机妙算的最终还是被胡惟庸毒死。
综上来看，李善长是一个表面上很宽和，内心睚眦必较的人，又是一个心有怨恨就必然除之而后快的人。
那么，他对朱元璋是否也有积怨呢?且看下文。
积怨太深 1354年朱元璋在去攻打滁州的路上，李善长前来迎谒，两人相见恨晚，李善长拿的例子激励朱元璋，朱元璋甚喜。
自此之后他就跟着朱元璋征战南北，，多有劳功。
我们知道，之前(1367年)朱元璋曾因事责怪李善长，对李善长不满，并有换相的想法。
尽管后来朱元璋还是让他担任了丞相。
但是，尽管如此，毕竟之前有“换相”一说，李善长对朱元璋尽管心里稍有平衡，但是还是有所芥蒂。
等到杨宪、、胡惟庸获罪之后，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李善长因病致仕，朱元璋让他在濠州监督中都的建造，这一呆就是好几年。
虽然朱元璋赐给他了很多赏赐作为补偿，但是以李善长的性格，他肯定还是心有不满。
朱元璋可能也比较懂他，为了缓和这种尴尬的气氛，1374年，提升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他的儿子的官制。
1376年，朱元璋又把嫁给了李善长的长子。
可是，即使这样似乎也平复不了李善长的怨气。
因为就在临安公主大婚不久。
《明史》又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
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
” 朱元璋病了将近十日的时间，李善长连一句问候也没有，他的儿子李祺经六日不上朝，也没有告罪，这是对朱元璋的大不敬，也是对朱元璋不满的表现。
结果，朱元璋就消减了李善长1800石的年俸。
从以上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善长与朱元璋的关系其实已经大不如以前，他们之间的交往总是磕磕绊绊，不够融洽，朱元璋的几次不满和对他的“敲打”肯定让他心中积怨不少。
这从他的性格以及他对待其他大臣的态度就可以推测出来。
只不过，他面对的是朱元璋，因此，只能选择隐忍。
但是，一但遇到好的时机，他可能就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是否如此，还得且看下文。
自酿苦酒 1380年，爆发，坐党论死的人很多，虽然当时就有人揭发李善长与此案有关，朱元璋依然看在勋旧的面子上没有深究。
1385年，当时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参与胡惟庸案，但是朱元璋还是下诏免死。
但是“善长不谢，帝衔之。
”不管怎样，朱元璋尽管嗜杀成性也还是念旧情的。
1390年，李善长已经到了七十有七的年纪，仍然“耄不检下”，还从那儿接卫卒建营第。
同年，李善长的亲戚丁斌犯法，李善长又数次为他求情。
结果，朱元璋大怒，对丁斌严加审讯，得知他以前在胡惟庸家做事，并供出了李存义勾结胡惟庸的事实。
朱元璋又下令逮捕李存义，李存义又供出了当时替胡惟庸劝说李善长参加谋反的经过。
《明史》记载了胡惟庸总共对李善长劝说了四次： 1、使存义阴说善长。
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2、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
”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
3、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
4、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
吾死，汝等自为之!” 这些证据足以明证，李善长和胡惟庸案密切相关。
朱元璋忍无可忍，才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一段内容。
后来，王国用冒死呈上奏疏，为他鸣冤。
朱元璋“虽不能用，亦不罪也。
” 很多人据此认为，朱元璋承认了李善长没有参与胡惟庸案。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清楚：我们虽然承认李善长确实没有参与胡惟庸案，但是，作为一个朝廷重臣却没有对这种谋逆之事进行检举揭发，这早已是罪不可恕。
那么，话到此处，我们就可以明白李善长做此选择的原因了。
在四木看来，尽管之前李善长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但是随着朱元璋时不时地对他“敲打”，他早已心生积怨，对朱元璋早已不满，虽然他睚眦必较，但是苦于是没有办法。
胡惟庸谋反，他不加荐举告发，而是任由其发展，想要坐收渔翁之利，这是他对朱元璋积怨已深，早已不满的表达，也是他做的最冒险的一场人生赌注。
这样看来，心有积怨而又睚眦必较的性格才是他最终选择铤而走险，选择不去检举揭发胡惟庸的真正原因。
这也正验证了那句至理名言：“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从上面他和朱元璋的交往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他手下留情可不止一次，如果他没有积怨太深，又不是睚眦必较，而是去主动选择揭发检举胡惟庸的谋反阴谋，那么他的最终命运可能就得另说了。
所以，诚如陈梧桐所说：“李善长之被诛杀，固然是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但是也是李善长自酿的一杯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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