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五十六是被谁击毙的
【千问解读】
在南太平洋的“伊号作战”之后,山本五十六决定去视察巴拉尔、布因、肖特兰等前线基地,以此来鼓舞士气。
但是让日均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封机密电报被美军截获,并且还成功破译,使得美军完全掌握了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去向。
尼米兹认为这是干掉山本五十六的绝佳时机,因为珍珠港事件,尼米兹恨透了山本五十六。
但是干掉山本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还牵扯到诸多政治因素,因此一向谨慎的尼米兹不敢轻意定夺,上请了罗斯福总统。
总统亦感事关重大,因战争期间暗杀对方指挥官是会招来同样的报复。
二次爆发以来,阴谋杀害敌方军政首脑的事件屡有发生,罗斯福、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都遭受过敌人暗杀的威胁,当时美国人信奉和尊崇骑士风度,认为暗杀是不人道和懦弱的行为。
于是,总统召集了陆海军有关将领,在餐桌上经过一番争论,总统终于拿定主意:“那么就击落山本座机,干掉我们这位老朋友。
”并要求此次行动要让日本人相信是一次偶然遭遇,任务代号定为“复仇者行动”。
尼米兹接到指令后立即把任务交给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哈尔西中将,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执行“复仇者行动。
”最后命令下达到米歇尔少校指挥的P—38型闪电战斗机中队。
1943年4月18日早6时,一贯守时的山本准时来赴这次死亡之约。
他率领舰队参谋长宇恒中将等幕僚分乘两架贝蒂轰炸机由拉包尔起飞,在6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穿越浩翰无垠的南太平洋上空,这是一个碧空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机群向布干维尔岛的布因基地飞去。
7时35分,当山本座机正要在巴拉尔岛中途着陆时,美国航空队的14架P—38闪电战斗机在米歇尔少校的指挥下突然从6000米的高空直扑下来,用机关枪向日机猛烈扫射,日军的6架零式战机被引开。
这时兰菲尔中尉率4架战机向日军2架轰炸机扑去,兰菲尔咬住山本座机不放,一直到非常近的距离才进行扫射,山本座机的发动机和右冀被击中着火,接着机体拖着浓烟向下坠落,一头栽进了布干维尔岛的热带丛林中。
此时,穆尔中尉也击中了另一架宇恒乘坐的轰炸机。
作为击毙山本的功臣兰菲尔中尉晋升为上尉,并获得最高荣誉国会勋章,但为了不暴露破译日军密码的秘密,兰菲尔被立即送回国,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公开他的战功。
其它人员也要求保守秘密,否则受军法审判。
山本座机被击落的两天后,日军搜索小队发现了他,他坐在机坐垫子上,手握军刀,姿态威严,胸口佩带着勋章。
山本在飞机坠毁前就中弹身亡了,保持这样的姿态是这架飞机坠落后唯一的幸存者高田军医摆放的,高田最终因伤势严重又无人救护而亡。
5月21日山本骨灰用“武藏”号超级战列舰运回日本。
那天,日本东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低沉、悲痛的语调宣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今年4月在前线执行战略指挥任务时,与敌军遭遇,在飞机上壮烈牺牲。
”
战后,击落山本座机的行动随着1960年开始美军相关机密陆续获准解密,击落山本座机的话题被再次提起。
认定由兰菲尔击落的理由是他在战斗结束后上报的战斗报告,这份报告出于保密一直沒有公开,他的战友们对此一无所知。
此事经美国国防部公开后,究竟谁击落山本座机出现疑团。
除了兰菲尔回忆之外,更多证据显示出兰菲尔的僚机飞行员瑞克斯•巴伯中尉才是真正击落山本座机的英雄。
山本的尸检报告显示,从后方射来的子弹使其致命,与兰菲尔从右攻击的说法有较大出入。
柳谷谦治是为山本护航的零式战机飞行员唯一在世者,也指出了兰菲尔报告的诸多疑点。
其中最有力的说法是,在低空的两架P—38在双方机群遭遇后,兰菲尔的飞机向左,迎战零式战机,巴伯的飞机是在右后紧逼山本座机猛烈开火的那一架。
如果兰菲尔击落了零式机之后再掉头攻击山本座机时间根本来不及。
日本东京航空博物馆在1975年的实地考察也显示了山本座机的两个机翼沒有被击中的痕迹,与兰菲尔的报告不符,符合巴伯从后攻击的说法。
以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为首的众多民间人士和组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在很多专家的认同下,于1997年3月认定巴伯一人击落了山本座机。
自1991年美国战绩评审委员会正式要求美国海军最后判定到底是谁击毙了山本,至今美国官方没有眀确答复(只是判定功劳二人各50%)。
在谈起击落山本一事,巴伯平静的说“沒有兰菲尔左转攻击前来救援的零式,也不可能击落山本,而第339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精心策划了并指挥这次战斗,他才是最大的功臣。
”
巴伯在中国参战空战跳伞被救
1944年巴伯加入了陈纳德组建的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几乎每天都升空作战,在豫湘桂战役中的一次空战,他为解救战友,机身被击中燃烧,被迫跳伞降落到湖南省岳阳市境内身负重伤,被两个中国小男孩所救,荣志洲(12岁)、邵晃生(15岁)。
当时日军一小队鬼子到降落地捜捕巴伯,但被他俩巧妙的藏好,又找来我军便衣队用担架将巴伯抬走,后巴伯的伤经中医治疗后好转,经桂林回国。
巴伯回国后一直念念不忘救命恩人,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找到恩人。
1997年巴伯对美国媒体发布了寻亲公告。
先后在纽约的《桥报》及《世界晚报》,中国的《参考消息》《湖南日报》《岳阳睌报》发布了寻亲公告,标题是《救命恩人你在哪里》,并委托美藉华人叶晨晖在中国寻找他的恩人。
在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到了岳阳市荣家湾的农民荣志洲(邵晃生已故)。
巴伯得知救命恩人还健在时当即热泪盈眶,并给荣志洲去信打电话诉说感谢之情。
巴伯因年事已高又患病不能前去中国,所以计划在1999年4月邀请荣志洲访美,派其儿子克那斯马来中国接荣志洲。
然而,在巴伯与他一家人期盼着与荣志州会面时,从中国传来噩耗,1999年3月28日荣志洲在一次车祸中造成脑血管破裂身亡。
巴伯闻此噩耗万分悲痛、老泪纵横,他委托叶晨晖向荣志洲的家属转达他的深切悼念,两年后巴伯也离开了人世,终年91岁。
击毙“满洲开拓团之父”:东宫铁男大佐死亡之谜
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铁血军,抗日联军,如野火烧不尽一般此起彼伏,而且因为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军要想彻底消灭他们极为困难。
例如1932年夏季关东军进行的八伐马占山之战,尽管使用了两个师团又两个旅团的兵力,并出动大部分航空兵配合,却始终无法捕捉到情报准确,如鱼入水的马占山。
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都因为义勇军的越打越多而被迫去职。
为了稳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伪满吉林军训练顾问的东宫铁男大尉提出《垦拓意见书》,建议大规模向东北移民。
这一提案得到日本国会支持,决定以在乡军人为主,在中国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广泛建立由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和移民点。
依靠这些武装移民团形成对抗抗日武装的据点。
同时,由于开拓团成员通过掠夺获得东北农民的大量土地(最早的移民一家可无偿获地一千五百亩),大批当地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农,为防止他们支持抗日武装方面加强了控制。
1932年10月,在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在伪满的第一个开拓团。
此后,感到成年人顾虑太多,东宫又建议吸收移民对象转入“纯洁”的年轻人,并积极做出动员。
这些因东宫的动员而到达东北的狂热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了所谓的“日本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
而东宫又进一步推动殖民开拓,于1933年亲自作词,完成了后来在日本传唱颇多的歌曲 -- 《新日本女性要嫁到大陆去》,鼓励日本女子参加开拓团,平衡其性别比例。
事实证明,大规模移民东北,使大批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补偿地失去土地,受到极深的痛苦,在日本战败时也直接造成八万名移民的死亡,其后代的归国问题至今困扰日本政府。
但在当时看来,这对日本建立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十分有利。
首先,它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比例,增加了日系人口数量,有利于日方所谓的“五族共和”,其次,开拓团数量不断增加,并占据大量土地,增加了日本殖民东北的重要人力资源,再其次,这些开拓团都具备一定军事性质,对限制抗日武装活动,协助日军控制东北起到巨大作用,最后,开拓团不断扩大,减轻了日本国内的就业压力,促使日本国民更加支持军部的侵略政策。
1936年,东宫铁男提议的大规模移民东北,被列为日本的国策,而身体力行的东宫铁男则被尊为“开拓团之父”。
在日本战败前,共向我国东北移民十万户,约33万人,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对外移民。
东宫铁男也因此被提升为陆军少佐,担任第二联队副官。
其实,东宫铁男在日本侵华史上还曾经参与另一个重要事件 –1928年关东军部分激进分子在皇姑屯制造爆炸案,炸死了奉系领袖张作霖。
在现场具体指挥爆破的,就是时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东宫铁男。
战败后,日军曾急令其家属销毁有关文件,但残存的日记等文档仍能证明当时发生的事情。
1937年,年已四十五岁的东宫铁男被调回国内,本来,这意味着他可以享受“开拓团之父”的荣誉,过一个荣耀的后半辈子。
但是,七七事变后,因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国内征召预备役师团去华参战。
由于急需有经验的军官,东宫铁男被征入114师团水户联队(日本陆军步兵第102联队)担任中佐大队长,开赴华东战场。
在战斗中,东宫铁男被中国军队击毙,结束了其独特的一生。
东宫铁男的阵亡,对日军可算一个影响重大的打击。
尽管追晋一级为陆军大佐,但东宫仍然只能算中级军官。
但是,在他葬礼上送花圈的却尽是名流。
其中包括了东京国际法庭头号战犯,731部队的司令官石井四郎,战后的日本首相岸介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
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职衔,而是缘于他在开拓团建立过程中的“功勋”。
直到今天,在日本研究者仍把东宫铁男视为其殖民主义时代的一面旗帜。
然而,东宫铁男到底是怎样阵亡的,死于哪支部队,至今仍是一个迷团。
根据维基对“东宫铁男“的日文词条说明,东宫死于上海之役,在登陆时阵亡。
但是,114师团并未进入上海参战,且其死亡时间与登陆时间相差了九天,此说当有不确。
根据《东宫铁男传》,他是在11月5日随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的,随后该联队开始包抄淞沪中国军队的后路。
11月14日,东宫铁男在日军进攻杭州的路上阵亡于平湖。
日方并记载他阵亡时”部下の先頭に起って前進中、浙江省平湖県の草原でクリークから上がる際に左胸に被弾。
部下に鉛筆とノートを出させ「うれしさや秋晴れの野に部下と共」と辞世の句をしたためて絶命した。
(身先士卒向前挺进中,在浙江省平湖县的草原横渡一个池塘时左胸中弹,他只是利用部下提供的铅笔和留言本,作辞世歌道“原野,与部下共之,甚快”,而后即死去。
)“ 还有记录他和普通士兵一起在一线持枪向前冲锋,被击中毙命,这些不知道是真实的情况还是日军习惯性的宣传手法。
在我方的记载中,平湖县城就是这一天陷落的,可是11月14日时该地留守的县政府正在撤离中,只有遭到日军空袭的说法,当天平湖周围似无激烈战斗。
并没有击毙东宫铁男的记录。
而东宫铁男率部登陆的金山卫全公亭一带,也名平湖,第62师一部曾在此对日军进行了阻击。
若是日方记录其死亡时间不确,东宫铁男也可能死于此役。
那么,东宫铁男到底是死于何处,死于何人之手,就只有期待我方更多史料和对这段历史熟悉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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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皇帝乾隆反腐恐怖手段:五十六名朝廷官员人头落地!
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 多人,其中56 名被砍掉了脑袋。
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
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
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 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
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
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
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
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
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
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囊。
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
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也就很快允准了。
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
而暗地里,王亶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
这样一来,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
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 王亶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
各州县见王亶望如此,也无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 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 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
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18000 余两,“ 馈送” 蒋全迪6000 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 余两。
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000 两银。
麦当时手中无钱,应允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奉送。
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
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
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且,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 两,除办公费4 两外,再加2 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 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
若以每名55 两计, 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 万两以上。
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夏,大学士、尚书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
联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 万两( 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 倍) 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
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 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 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
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 的律文, 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 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 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 万两以上、2 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 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
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 人分批解往北京。
后这74 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 人, 免死发遣者46 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 人,这在清朝建立140 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
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盘点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给力的皇帝是哪四位? 当今社会,要问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是什么?的回答应该是:官场腐败!无论在哪一个朝代,还是在哪一个国家,一提到官场腐败问题,那必遭老百姓痛心疾首。
然而,官场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自从文明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的社会难题。
倡导为政清廉,惩治贪污腐败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在整肃吏治方面肯定是颇有建树的,而一个反腐倡廉卓有成效的国家也绝对会是个强大和谐的国家。
历史本身就是一本裨益后世的教科书,今天乐奀就想和大家聊聊那些在反腐倡廉方面颇有动作和建树的古代中国皇帝爷们。
一、反腐倡廉最成功的皇帝:赵恒 宋真宗赵恒(968-1022),第三位皇帝,是个有作为的明君。
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画家张择端用的《清明上河图》来描绘了北宋时期的清明盛世;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而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它的缔造者就是宋真宗。
宋真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史上称之为“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
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
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
”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
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
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
凡犯贪污等罪者都记录在案。
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播撒皇恩,增进君臣关系。
宋朝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比如说宋真宗就“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并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如“私忌假”、“饯行假”等。
当然,我们知道宋朝官吏的俸禄是历朝最高的,即“高薪养廉”。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
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
宋朝对行使监察职责的御史台官(御史)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
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
而对监察官(御史)的选拔,更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不准宰执奏举御史。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名传后世的“包青天”就是产生在宋真宗统治的时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真宗廉政建设的成效。
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岁入却是唐朝的七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二、反腐倡廉最狠毒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1328 -1398),开国皇帝。
要选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狠毒的皇帝,非他莫属。
朱元璋出身贫苦,打小饱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
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果不食言,重典治吏,制定颁布了堪称史上最严酷的《大明律》,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肃贪”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
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
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
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
朱元璋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户部侍郎郭桓,户部尚书赵勉伙,刑部尚书开济,工部侍郎韩铎、李桢,兵部侍郎王志、礼部侍郎章祥等高官,连同一大批政府和地方官员,因为贪污案事发而纷纷成为朱元璋的刀下鬼。
甚至是监督各级官吏行为的都察院御史仁,也是因为吃了原告吃被告而被朱元璋处死。
而现在记账用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等大写数字,就是因为当时的“郭桓案”而由朱元璋发布法令起始使用。
第三,朱元璋认为对贪官处以斩首,甚至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都太便宜他们了,为此还发明“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
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也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
曾对派出下基层查勘水灾而接受宴请、收受钱财的国子监进士和监生共141人,痛下狠心一并斩杀。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花费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
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人在政举”,严惩贪官污吏决心之大,世人感叹。
“杀尽贪官”的运动贯穿于他31年的帝皇生涯,但可悲的是:贪官现象终未根除,大宋那种清明、富强的景象终未在明朝再现。
曰:“,奈何以死惧之?”朱元璋如此严刑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腐后继,同样值得当今的人们深思。
试着比较一下宋真宗的做法,今人当有借鉴之处! 三、反复倡廉最果决的皇帝:爱新觉罗·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即皇帝,清朝第5任皇帝。
史实记载,即位之初,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
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
史上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并有学者言道:“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 首先,雍正帝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勤于政事,积极制定切实有效的治理和预防腐败的大政方针,不断推进反腐倡廉事业,极大地消除了康熙一朝的诸多弊政,为乾隆一朝在经济上、社会发展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他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能者上庸者下。
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
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你想啊,在雍正手下,一个平庸无为的人都难以混下去,何况是贪官呢?! 第三,他知人善任,发挥人的才干,避免了不谋其政而某拉关系、行贿受贿走歪道。
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
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
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
第四,他积极推进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既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
试想朱元璋老前辈的做法:俸禄不能提高,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呢?所以,雍正就给官员们发数目可观、远高于平日工资的“养廉银”,同时还额外再给京官发津贴、给不同级别官员规定不同数额的办公费用、取缔“馈赠礼金”和“索取归礼”等陋规。
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归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治罪。
” 第五,成立类似现今“廉政公署、审计署”的反腐机构。
雍正派中央工作组即钦差大臣查办地方官的贪污案件。
这些钦差直接归皇帝领导,由中央的一些官员或直属中央的官员组成,尽是些清正能干的人,与地方没有瓜葛。
同时雍正还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与钦差一起查办贪官污吏。
这样既不会与被查的贪污犯有利益上的关系,也不会对地方官进行包庇纵容。
对查出的贪官就地免职,从调查组里选派同级官员接任。
这样一来,接任的官员就不会为前任官员打圆场,填补亏空,遏制了“前腐后继”的歪风。
雍正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负责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一旦查出贪污或是挪用,雍正就可以了。
第六,打击贪污犯的手段可谓彻底、坚决,换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决不搞“假问责、(躲避风头的)异地为官”。
发现贪官污吏,雍正帝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
赃官的罪一旦核实,就把他的家抄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女的家也不放过!而且是:查处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皇上至亲也不例外),都决不宽贷。
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
不过,在雍正之后的乾隆朝中却出了中国史上第一大贪官—和珅。
“和珅跌倒,吃饱”,还好肥水终归没有流入外人田。
四、反腐倡廉最自律的皇帝: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朝第二位皇帝,创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贞观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
有学者认为: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现在:①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
②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
③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④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而且李世民高瞻远瞩,给予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李世民有强烈责任心,他登基后比之前更加勤于政事,埋头公务。
李世民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
李世民对臣僚敞开胸怀,即位之初即整治吏治,臣僚们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
李世民胸怀宽阔,爱才如命,的容人之量。
李世民制定了谏官制度。
从制度上赋予了官员批评皇帝、骂皇帝的这样一种制度权利,史上最有名的“骂官”当属。
爱听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李世民具有高度超强的自制力 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而且当今国人甚至将它和毛泽东时代并论。
而实际上,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官污吏,主要是以身示范、戒奢崇俭,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腐的发生。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李世民及上面提到的后来者宋真宗、雍正皇帝他们之所以成功,重要一点是:防范贪污腐败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像朱元璋那样光靠一味的事后打击,就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观社会更替、明盛衰之理,乃有资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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