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有过哪些改革？具体指哪些内容
而从近年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大乘教法在时代就
【千问解读】
而从近年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大乘教法在时代就已有所流行并与小乘教法开始分化。
近代出土的阿育王石刻文等中，也处处显示出大乘信仰与理念。
如强调慈悲与平等，提倡不食肉主义，戒杀放生，慈悲为本，强调慈航普度的菩萨行行愿，强调不分出身、贵贱、种族、国家的众生性智平等，乃至众生均可往生极乐国土。
阿育王本人，其归依佛教后的后半生，信仰与行动都显示出一个坚定大乘菩萨道行者的风范。
释尊 在古尼泊尔传播教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众生平等性智，诸菩萨众慈悲的概念，以此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隔离的等级制度。
不过，可能限于当时社会环境等原因，的婆罗门教等级思想环境的影响下，显得超前高尚及精深的大乘佛法当时不如小乘佛法易被接受与推行是显然的。
太虚大师个人认为此阶段属大隐小显时期。
释尊 入—大—涅—槃后百年，大天五事导致教团出现分裂，称为根本分裂。
根本分裂形成了大众部和上座部。
经过根本分裂的佛教在300多年间一再分立，并在五天竺境内外流传开来。
被誉为印度古代最伟大君王的阿育王(前3世纪中)时代，佛教迅速发展。
各派法师被派往印度周围各地弘法，推动佛法传播的同时，也导致了各个部派的进一步形成。
阿育王后，上座部分出说一切有部，它以西北印度为根据地主要活动于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上座部的另一支经南印度而渡海进入锡兰(古斯里兰卡国，又称铜碟洲，故斯里兰卡的部派又称铜碟部)，后来经过分化形成了信仰大乘佛教的无畏山寺上座部和信仰小乘教法的大寺上座部，无畏山一派一度是斯里兰卡佛教中心。
但大寺一派指责对手非佛说，并最终借助政府力量判定对方非佛说而将其彻底消灭。
大寺一派传往东南亚形成今天的南传佛教。
还有一支在西印度形成法藏部并流入中亚，法藏部传为目犍连子帝须之大弟子昙无得所领导，昙无得为阿育王派往印度西北地区弘法的高僧。
该部以注重大乘菩萨藏与咒藏而闻名。
另一支饮光部(传为迦叶尊者所传)也有部分与一切有部及法藏部类似的思想。
大约同时代，拥有大乘信仰的大众部在南印度形成了制多山部及西山住等部，即以后的案达罗派，它们都传承了很多大乘教法。
说一切有部分出的犊子部则在中西部印度发展，分立出法上、贤胄、密林山和正量四部。
以后正量部则成为犊子部的正宗代表。
公元之初才出现的经量部前身是说一切有部中的譬喻师。
它的活动范围似乎未超出西北印度。
很多学者认为大乘佛教就是根本分裂二部的大众部传承的，大众部是大小兼修的部派。
不过，实际上一些部派的经典记载表明，部派佛教时期的很多部派是修行大乘佛法或大小兼修的，不仅大众部，上座部的很多部派，上座部及其分类的很多部派，也有信仰与修行大乘教法的。
如上述法藏部等。
又如，根本上座部的“雪山部”，据罗什翻译的18部论记载，也有大乘教法传承，如提到“净佛国土”(净土法门或唯心净土)“菩萨”等概念。
另外，玄奘法师当年考察印度时，在印度佛教的核心区域--摩揭陀国--也是佛在世时弘法的核心区域，该国四个最大的上坐部派都是修行大乘佛教的，玄奘法师称其为大乘上座部。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大小乘的分化与部派的分裂完完全全是两件事。
部派分裂的根本原因是阿育王派高僧前往各地传播，不同地区的社会人文传统及人的根性的不同导致。
其次，开始时对戒律的认识上的细小差别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印度很多的部派都是大小乘兼修的，尤其那些大乘部派，他们并不一定对自己派别大小乘教法进行限制，其下属可以修行大、小乘任何一种教法的，但他们必须遵守本部派的戒律。
但大乘佛教与说一切有部、经量部及分别说部也有着很深的关系。
大乘三藏经典可谓博大精深，传统上分成五类，分别为华严门、方等门、般若门、法华门、涅槃门，称五大部。
《般若经》与《华严经》，《法华经》、《大般涅槃经》、《无量寿经》等都是重要经典之一。
随着公元前后印度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书面经典的大量出现，客观上为大乘教法的推广与普及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
此时，马鸣,龙树等大乘菩萨纷纷出世，大乘佛法超过小乘成为了印度佛教的主流。
佛灭400多年，马鸣菩萨出世，写了很多大乘论著，力倡大乘。
印度僧人龙树出世后，大乘佛教更盛行， 龙树菩萨着《中观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娑论》等，建立了般若中观派|中观学派。
大乘佛教中期 其后又有印度僧人无着、世亲创立“唯识论”，盛极一时。
中观论和唯识论被认为是大乘佛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唐义净法师《南海寄归传》说：“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
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
”在印度南方，则是如来藏思想更为盛行，与唯识学派合流。
大乘佛教晚期 公元七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在吸收婆罗门教咒语、宗教仪规和瑜伽术身体训练方法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极富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实践方式，就是“无上瑜伽密教”的完成。
在《佛说秘密相经》中，甚至提到莲华与金刚杵相合，“如是，当知彼金刚部大菩萨入莲华部中，要如来部而作敬爱”，“由此生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
”这是男女性器官的暗示用词。
称为秘密大乘佛教，或称“金刚乘”或者“密乘”。
此时的印度佛教已经被外道法的取代，意味着此时的印度的佛教真实义已经不存在了。
相对于密乘，人们把大乘佛教的理论部分称之为“显乘”。
由于密教和婆罗门改良后的印度教界限的混同，便注定了佛教在印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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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安的成就与贡献
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
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
制定规范 在当时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书中有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
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
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
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
的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箔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
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
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遣攻占襄阳，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
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
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翻译事业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
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
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
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
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
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代表著作 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
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
例如: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
吉藏《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科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
"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
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
……《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
……《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
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
《首楞严经》事事多于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于文句极有所益。
《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
……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
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
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砥柱中流的作用。
元康《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
是谓命宗也。
"又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便而不即。
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
"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创立学说 道安关于定学或禅学，道安的前期思想主要重禅学，受佛图澄影响较深，后期则转向般若学。
道安讲，定有三义，即禅义、等义、空义，以此对治贪嗔痴三毒。
禅定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认识本无，"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安般注序》)。
可以看出其禅学也是和本无论相联系的。
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
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
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
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
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
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
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
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
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
《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
"这就说得非常明白。
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
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
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
《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尘劳门。
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
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
那么，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
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着他。
道安对中华佛教还有一项突出贡献，那就是道先开始制定"僧尼轨范"。
当时各地的教团纷纷遵从。
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
第二方面为常日六时饮食之法。
第三方面为布萨悔过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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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佛教叛乱之法庆事件
时期的北魏盛行，而僧人内部政治、经济地位相差悬殊。
即位后，佛教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社会阶级的斗争。
最高统治者有时支持某些僧侣讲道说法，又严禁另一些僧侣聚徒传教。
部分僧侣颂扬明君有道的同时，另一些僧侣却公然毁寺烧经，举兵造反。
延兴三年(473年)沙门慧隐反。
太和五年(481年)沙门法秀于京都平城举事，参加者有官僚大族，更多的是平民和奴隶。
十四年(490年)，沙门司马惠御自称圣王，起兵攻克平原郡。
延昌三年(514年)，沙门刘僧绍起兵于幽州，自称净居国明法王。
这些叛逆往往也是宗教上的异端，遭北魏政府的残酷镇压。
在刘僧绍起兵失败后一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大乘教民变。
延昌四年(515年)六月，冀州(今河北冀县)沙门法庆、惠晖在渤海李归伯的支持下，率乡人起兵于武邑阜城。
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自命为“新佛”，创“大乘教”。
所谓的“新佛”就是引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之说，“取代佛下凡救世”等思想。
法庆生性残暴，一反佛教五戒戒杀的原则，力倡“杀人作乱”，曰“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对佛教僧侣亦极为残酷，传言“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烧寺院，焚经像，杀僧尼。
“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大乘军攻克阜城，杀，于煮枣城(今河北枣强)大败州军，斩乐陵太守崔伯驎。
又回师北上，围渤海(今河北南皮北)，克郡城。
冀州刺史遣兼长史崔伯驎讨之，大乘军在煮枣城(今河北枣强)击败州军，斩乐陵太守崔伯驎。
此时州军人无斗志，屡被挫败。
大乘军发展迅速，众至五万余。
七月，北魏以元遥为征北大都督，率军十万，东下冀州。
冀州刺史萧宝夤用当地豪强渤海李壁、封隆之等，会同长乐太守李虔，率州军配合元遥大军镇压叛乱。
同时，北魏还派遣冀州大族清河张始均为行台，与渤海封津、高绰等在阵前招降。
九月十四日，大乘军兵败，法庆、惠晖及头领百余人被捕杀，叛民被屠杀者以万数。
北魏又派酷吏谷楷至冀州搜杀大乘军余众，李归伯约在此时被俘被杀，百姓受害者甚多。
大乘余部被迫渡漳水入瀛州。
熙平二年(517年)正月，叛众突入州治赵都 (今河北河间)，焚烧州衙，但终于被镇压。
大乘教起义延续了近两年，兵锋及于冀、瀛二州的武邑、勃海、长乐、武垣四郡，叛众最盛时达五万余，是北魏时期以宗教为旗帜的规模最大的民变。
此后，假弥勒降世为旗号的事件此起彼落，形成跨越数百年的弥勒教造反运动。
《魏书》、《》谓法庆自号大乘，未有提及建立年号。
《玉海》以大乘为法庆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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