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最幸运的开国帝王是隋文帝杨坚吗？

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这种日子恶疠病疫多泛滥，因此，这一天人们便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等，以驱邪辟邪、保健健身。

所以说“节”在之前就有了，我们现在过“端午节”并不完全是为了纪念屈原—— 提起端午节，人们最易想起的就是赛龙舟、吃粽子，怀念屈原。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研究认为，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端午节”概念。

袁学骏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历来就有数字重叠的概念，如正月正(阴历一月初一)春节，二月二日龙头节，三月三日相传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此外还有七月七日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这些节日都有其自身内涵，它们都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紧密相连。

五月五日被当作节日来过和上述这些节日形成早晚相当，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形成。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按照《易经》等典籍记载，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这种日子恶疠病疫多泛滥，因此，这一天人们便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等，以驱邪辟邪、保健健身。

”袁学骏说，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投江自尽，可能有意在端午节，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忠心。

袁学骏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端午节时吃粽子、赛龙舟，是两千多年前屈原跳江之后，后人在打捞屈原遗体时逐渐演变的纪念方式。

人们在江中撒米是为了让鱼吃饱后避免吃屈原遗体，打捞屈原要用船，船多了自然形成竞争，于是比赛逐渐展开，至于龙舟，则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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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是随土地制度或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含义很广泛，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其它苛捐杂税。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关于各朝各代的赋税制度的资料多得数不胜数，有关时期制度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也有很多。

在这些资料里，明人王士性的记载却是十分难得的，以下是其书《广志绎》中的原文，有几百字，但是，却无法删减省略，只能以之摘录： “天下赋税，有土地饶瘠不甚相远者，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殊。

想国初草草，未归一也。

其后，遂沿袭之。

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姑苏之辖一州七县，毋论所辖，即其地广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万七千石。

然犹江南江北异也。

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惫，一州七县，相去星渊，而河间止粮六万五千，登州乃粮二十三万六千。

然犹别省直异也。

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比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至四十八万。

然犹各道异也。

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二千，保宁止二万。

然犹两郡异也。

若在共邑，则同一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绠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绠矣。

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期，何其悬也?惟是太平之时，民少壮老死，祖孙易代，耳目相安以为固然，虽有贫富轻重不等，不自觉耳。

” 王士性是浙江人，他于五年被录取为，从此走上了仕途，曾先后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和南京等地方担任职务。

可以说，王士性踏遍了当时的两京十二省，是一位有着丰富的阅历、广阔的眼界和见识的学者型官员。

他将上述例子记录进书中，可见，这些例子的典型意义以及在明朝时期的代表性。

在书中，王士性一共列举出了五组例子，每组例有两个主体对象，它们的赋税制度和实际赋税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找不到可以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五组例子吧： 一、苏州府和真定府。

真定府的管辖范围有五个州二十七个县，其辖境约等于苏州府的五倍，但是，苏州府的赋税却是真定府的十七余倍。

如果，按照相同辖境计算的话，那么，苏州府的赋税则比真定府的高出八十七倍了。

不过，这两个地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在经济上确实有不可比性。

二、河间府和登州府。

河间府管辖两个州十六个县，登州府仅管理一个州七个县，比河间府一半的管辖范围还要少一点，但是，登州府的赋税却是近乎于河间府的三倍。

如果，折算成辖境的大小来算的话，那么，两者之间的倍数差竟高达五倍半了。

不过，这两个州府分别属于不同的省份，仍然具有不可比性。

三、汉中府和临洮府。

汉中府管辖两个州十四个县，临洮府仅管理两个州三个县，不到汉中府辖境的三分之一，但是，赋税却是汉中府的十六倍，如果，按照辖境来计算的话，那么，就至少高达五十一倍了。

不过，虽然这两个州府都是属于同一个省份，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样，所以，这一说服力并不充足。

四、同是蜀国川北道的顺庆府和保宁府。

虽然，这两个府的辖境相互毗邻，而且，范围都是两个州八个县，但是，顺庆府的赋税却是保宁府的三倍之余。

可能造成这一差异的唯一理由就是两者不属于同一个州府吧。

五、在四川南充的一个县里，距离城池十里的地方是用“步”来丈量的，赋税就按照丈量结果进行征收，距离二十里的地方则用绳子来测量。

王士性认为，按照我们的生活常理是很难解释以上这五个例子的悬殊差异的，如果，非要解释的话，那么，应该是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政府随意核定赋税制度却没有注意全国统一标准，而后，天下太平，百惯了各地的赋税差异，所以，就慢慢演变成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其实，王士性并没有把话说透彻，或者说，他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老百姓只能服从官府的赋税征收决定，他们不一定知道各地之间存在着赋税差异，就连地方官也不一定知道，除非是主要负责管理财政收支的中央户部官员。

因为，统治者深谙保密国家机密的重要性，而这些数据就属于机密，只能在官方修改和编撰史册时公布。

就算是在当地，也要等到修编志书的时候才能够编入，而这一时间的跨度一般长达六十年或者更久。

如果，中央政府每年或者定期公布全国各地的赋税制度的话，恐怕社会秩序将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人愿意缴纳比他人高出这么多倍的赋税。

其次，王士性在编写著述的时候，并没有把各地的全部收支作一个比对，比如说，除了正常的赋税制度外，还有什么其它的额外收支;各地是否按照朝廷规定的定额征收赋税，有没有一些折扣、补贴之类的特殊政策;赋税较高的地方有没有优惠政策，是否做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

因为，无论一个地方的百姓是贫穷还是富有，当赋税的负担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的话，那么，州府之间的表面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整个王朝就有可能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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