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打仗古人是如何提供粮食的 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5-02-26 点击数:

【千问解读】

对古代打仗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古代大军出征,是如何供给军粮呢?真的要浩浩荡荡带上的粮草吗? 军粮供应是作战的生命线。

古人针对解决军粮供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但是长线运输、开垦军屯、随军携带、设置军仓、以战养战、就近筹粮等成为主要方式。

第一,为保障大规模作战需要,不得不进行远距离运送军粮 古代大军出征,多是赴边作战,而边境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只有从中原地带运送粮草才能满足大规模大军的需要。

对匈奴作战,粮食就成了大问题,于是就征集民夫来运粮,工具自备,大的家庭用牛车,小的家庭甚至用人来背粮,运粮的队伍浩浩荡荡、不绝于道,远的地方三千里,近一点的也有一千多里地。

的时候,招募囚徒、甲卒、丁男等30余万人,把粮食、兵器等从江淮一带运送到北边。

这种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运粮,不仅增加了徭役,关键是损耗比较严重。

《汉书·食货志》载“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

” 西汉时,运粮300石就要折损60石。

第二,为保障长期作战需要,度成为军粮供应的上上之策 时期,军阀混战、,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准备打仗,粮食问题很突出。

河北的,官兵靠吃桑葚果腹;江淮一带的,拿蛤蚌做军粮;有的部队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象。

公元196年,打败了颍川汝南的,缴获了很多农具、耕牛。

羽林监枣祗请求曹操建立屯田制度,解决粮食问题。

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任命河南中牟人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共同负责屯田事宜。

枣祗和任峻,招募老百姓在的周围开垦屯田,收获粮食100万斛。

这种做法被推广到各州郡,各地仓库里很快装满了粮食。

屯田制使曹操出兵四方时,不用长途跋涉运输粮食,对他打败各地军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为保障短期战斗需要,随身携带少量军粮而后以战养战成为必要的方式 虽说“”,但是粮草的运送速度很多时候却赶不上作战的需要,特别是像、那样进行长距离快速机动作战时,携带过多的粮食给养,会影响到大军的行动速度及行动能力。

因此,随身携带一定的军粮,而后歼灭敌人以战养战成为必要的方法。

第四,建立储备军粮的仓储,成为军粮供应相对成熟的方式 看《传》“风雪山神庙”那一段,当时林冲就是被派去看守草料场的,那也是储备军粮的形式之一。

宋朝储积军粮的仓廪主要分为太仓、都仓、省仓和大军仓等。

太仓是京师的各个官仓的统称,都仓和省仓是置于各州县的官仓,要说太仓、都仓和省仓是军民混用的综合性粮仓,那么大军仓就是专供大军使用的粮仓了。

宋朝还设置了专管仓场事务的机构和官吏,有一套完成的粮食收纳、保存、管理、供应制度。

人要吃粮,马要吃草,草料场也是相当重要的,北宋陕西沿边诸州军镇寨几乎都设有草料场。

第五,为节省运粮开支和应急所需,鼓励商贾供粮或由部队自买军粮 买粮食其实是不简单的,作战地区居民的粮食自己都不够吃,哪能卖给你呢,除非你去抢,抢了就有人造反,毕竟不是最好的办法,在这个方面下了些功夫。

公元1370年,为解决北方边境作战军粮的筹运问题,明代推行了开中法和易粟法。

开中法,是招募商人输送粮米等到北方边镇,朝廷赋予食盐的专卖凭证“盐引”,商人再凭“盐引”在产盐区领取食盐,然后到指定地方转售。

易粟法,是允许部队用棉布、茶等物资在民间换取粮食。

公元1371年8月,考虑到北平、陕西等地筹运军粮太困难,命令用30万两白金、10万匹绵布,在附近郡县换取粮米,以给将士。

公元1374年正月,又用白金、绵布等物资换取米、麦近8万石,保障平凉、巩昌、临洮的军饷,用近7万两白金换取160余万石粮米,保障广州的军饷。

总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古代打仗,军粮的供应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受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作战特点等诸多因素影响,但大体上包括远距离运粮、屯垦、沿线官仓定点保障、随身携带、就近筹粮等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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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端午节竟然不是用来纪念屈原的,最早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这种日子恶疠病疫多泛滥,因此,这一天人们便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等,以驱邪辟邪、保健健身。

所以说“节”在之前就有了,我们现在过“端午节”并不完全是为了纪念屈原—— 提起端午节,人们最易想起的就是赛龙舟、吃粽子,怀念屈原。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研究认为,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端午节”概念。

袁学骏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历来就有数字重叠的概念,如正月正(阴历一月初一)春节,二月二日龙头节,三月三日相传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此外还有七月七日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这些节日都有其自身内涵,它们都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紧密相连。

五月五日被当作节日来过和上述这些节日形成早晚相当,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形成。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按照《易经》等典籍记载,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这种日子恶疠病疫多泛滥,因此,这一天人们便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等,以驱邪辟邪、保健健身。

”袁学骏说,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投江自尽,可能有意在端午节,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忠心。

袁学骏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端午节时吃粽子、赛龙舟,是两千多年前屈原跳江之后,后人在打捞屈原遗体时逐渐演变的纪念方式。

人们在江中撒米是为了让鱼吃饱后避免吃屈原遗体,打捞屈原要用船,船多了自然形成竞争,于是比赛逐渐展开,至于龙舟,则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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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老百姓多数是因为赋税太重才造反的吗?

可以说,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是随土地制度或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含义很广泛,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其它苛捐杂税。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关于各朝各代的赋税制度的资料多得数不胜数,有关时期制度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也有很多。

在这些资料里,明人王士性的记载却是十分难得的,以下是其书《广志绎》中的原文,有几百字,但是,却无法删减省略,只能以之摘录: “天下赋税,有土地饶瘠不甚相远者,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殊。

想国初草草,未归一也。

其后,遂沿袭之。

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姑苏之辖一州七县,毋论所辖,即其地广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万七千石。

然犹江南江北异也。

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惫,一州七县,相去星渊,而河间止粮六万五千,登州乃粮二十三万六千。

然犹别省直异也。

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比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至四十八万。

然犹各道异也。

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二千,保宁止二万。

然犹两郡异也。

若在共邑,则同一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绠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绠矣。

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期,何其悬也?惟是太平之时,民少壮老死,祖孙易代,耳目相安以为固然,虽有贫富轻重不等,不自觉耳。

” 王士性是浙江人,他于五年被录取为,从此走上了仕途,曾先后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和南京等地方担任职务。

可以说,王士性踏遍了当时的两京十二省,是一位有着丰富的阅历、广阔的眼界和见识的学者型官员。

他将上述例子记录进书中,可见,这些例子的典型意义以及在明朝时期的代表性。

在书中,王士性一共列举出了五组例子,每组例有两个主体对象,它们的赋税制度和实际赋税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找不到可以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五组例子吧: 一、苏州府和真定府。

真定府的管辖范围有五个州二十七个县,其辖境约等于苏州府的五倍,但是,苏州府的赋税却是真定府的十七余倍。

如果,按照相同辖境计算的话,那么,苏州府的赋税则比真定府的高出八十七倍了。

不过,这两个地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在经济上确实有不可比性。

二、河间府和登州府。

河间府管辖两个州十六个县,登州府仅管理一个州七个县,比河间府一半的管辖范围还要少一点,但是,登州府的赋税却是近乎于河间府的三倍。

如果,折算成辖境的大小来算的话,那么,两者之间的倍数差竟高达五倍半了。

不过,这两个州府分别属于不同的省份,仍然具有不可比性。

三、汉中府和临洮府。

汉中府管辖两个州十四个县,临洮府仅管理两个州三个县,不到汉中府辖境的三分之一,但是,赋税却是汉中府的十六倍,如果,按照辖境来计算的话,那么,就至少高达五十一倍了。

不过,虽然这两个州府都是属于同一个省份,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样,所以,这一说服力并不充足。

四、同是蜀国川北道的顺庆府和保宁府。

虽然,这两个府的辖境相互毗邻,而且,范围都是两个州八个县,但是,顺庆府的赋税却是保宁府的三倍之余。

可能造成这一差异的唯一理由就是两者不属于同一个州府吧。

五、在四川南充的一个县里,距离城池十里的地方是用“步”来丈量的,赋税就按照丈量结果进行征收,距离二十里的地方则用绳子来测量。

王士性认为,按照我们的生活常理是很难解释以上这五个例子的悬殊差异的,如果,非要解释的话,那么,应该是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政府随意核定赋税制度却没有注意全国统一标准,而后,天下太平,百惯了各地的赋税差异,所以,就慢慢演变成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其实,王士性并没有把话说透彻,或者说,他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老百姓只能服从官府的赋税征收决定,他们不一定知道各地之间存在着赋税差异,就连地方官也不一定知道,除非是主要负责管理财政收支的中央户部官员。

因为,统治者深谙保密国家机密的重要性,而这些数据就属于机密,只能在官方修改和编撰史册时公布。

就算是在当地,也要等到修编志书的时候才能够编入,而这一时间的跨度一般长达六十年或者更久。

如果,中央政府每年或者定期公布全国各地的赋税制度的话,恐怕社会秩序将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人愿意缴纳比他人高出这么多倍的赋税。

其次,王士性在编写著述的时候,并没有把各地的全部收支作一个比对,比如说,除了正常的赋税制度外,还有什么其它的额外收支;各地是否按照朝廷规定的定额征收赋税,有没有一些折扣、补贴之类的特殊政策;赋税较高的地方有没有优惠政策,是否做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

因为,无论一个地方的百姓是贫穷还是富有,当赋税的负担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的话,那么,州府之间的表面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整个王朝就有可能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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