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新政如果成功的话 历史又会是什么样的

刘禅当初如果没有开门投降的话，蜀汉能打多久?蜀汉能不能打败邓艾?蜀汉又能坚持多久? 蜀汉不是的最强国，却犹如鼎立三分中的主角，独得人们的厚爱。

自从罗贯中站在失败者的视角，写作《》起，蜀汉和其建造者们，对于人们的意义已不再是一个政权，而更像是一支球队。

一个国家如果已经失去了为自己浴血奋战的勇气，走向灭亡是迟早的事情。

以这一点讲，蜀汉的灭亡并不意外。

但是因为被寄予了特殊的期望，这种结局才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未经过竭尽全力的战斗，早早的投降落幕。

不过历史毕竟发生了，留给人们的只能是无尽遐想。

然而遐想也好，抛开历史更内在的动因，让我们仅从物质条件上看看，如果不是因为缺乏战斗意志而投降，蜀汉是否具有和曹魏政权抗衡的力量? 一、灭蜀之战 星落五丈原后，蜀国进入衰落期。

有的史家甚至称，蜀国在此之后是因曹魏内乱才得到几十年苟延残喘的机会。

哪怕连年北伐，蜀汉政权看上去依然像狂风中的枯叶，岌岌可危。

结果统合了内部的权力，于景元四年(263年)，向天下征兵十八万，发动军队伐蜀。

对于蜀汉，真正的考验也终于来了。

起先，姜维见钟会治兵关中，上表请后主刘禅遣大将，分别守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范于未然。

但刘禅听信之言，认为魏国不会出兵，将姜维的提醒搁置在了一边，完全不作备战。

后果显而易见，魏国三路军队。

钟会率东路军袭取汉中，邓艾率西路军、率中路军阻挠姜维救援。

灭蜀之战爆发。

战争开始阶段，一如魏国的计划进行，钟会十万军队攻城掠寨，包围汉城和乐城，攻陷关城。

就在这时，姜维以声东击西的计谋，地摆脱了魏国西路军、中路军的追击和堵截，退守剑阁。

剑阁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姜维退守成功，让魏军进不能克，粮食运输又艰难，进退维谷，直接打破了其原有计划，以至于军中将领开始商议退军之事。

邓艾见状，上书提出从旁侧的阴平小路偷渡至涪城，直接以奇兵冲击蜀国腹心的战略。

最终，魏军奇袭得手，在江油逼降马邈，在绵竹战胜率军队前来阻击的。

消息传至，蜀国上下震动。

因为听信主降派的劝说，国主刘禅决定不再抵抗，向魏国投降。

这就是魏国灭蜀的过程。

但话说蜀国真的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了吗?王夫之抨击当时的投降派大臣：“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在后主请降时还远未落入绝境，姜维、霍戈、阎宇所率领的三支蜀军主力，也仍基本完好。

如果当时奋力抵抗又将会如何呢? 二、蜀汉的潜力 作为一个立国数十年的政权，蜀汉在其国中有着深厚的统治根基。

诸葛亮为丞相期间，征服南中、治军、发展生产，国力得以强盛。

哪怕日后衰落，至降魏时仍有带甲之士10万2千众。

如上文所说，维、霍戈、阎宇所率领的三支蜀军主力，仍基本完好的情况下，完全还能一战。

其时攻入腹地的邓艾部，原有兵力三万左右，经过和诸葛瞻的苦战受到了一定的创损。

而蜀都兵力据刘禅之子刘谌所说，也有数万众;阎宇军队正赶向成都。

如果坚守高城，鼓动城中士气，誓死抵抗邓艾军，那存续或还有可能。

而对于魏军来说，由于粮草无法运入，援兵大部队正在赶来，后方还有姜维随时会派出的奇袭部队，种种因素都极为不利，所以必然无法作长久的攻城战。

因其仓促作战，蜀都可以守住的几率很高。

如果蜀国不愿冒险守都城，还可以退入南中七郡，以其山水险峻，步卒难涉，作持久战，等待全国勤王部队。

如孙盛评价：“徵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援军)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於必亡邪?”其时，面对日益聚集的敌军，和无以为续的后勤，魏军恐怕只能选择退兵。

仅以此两种最普遍的拒敌之法，我们已可以推理，以当时的情势和蜀国国力，有很大的机会抵挡住邓艾的部队。

而一旦邓艾的部队撤出，过不了剑阁的魏国大部队也会搬师回国。

不过，就算蜀国仍有力量渡过这场危机，天下形势已在发生着另一种微妙的变化，在更大范围里的对抗里，已经难以再维持过去三国间的平衡。

三、更长时间范围里的对抗 人们在讨论蜀汉政权的存亡时，并不止于议论263年的战争蜀汉是否还有余力，通常议论的范围还涵盖“两国整体实力的对比”。

我们不妨考虑上这一点，看看蜀国的存亡除了这场战争，还能抗击魏国多长时间。

末年天下十三州，曹魏占其9，人口66万户，450万人;蜀汉占其1，人口28万户，94万人;东吴占其3，人口52万户，230万人。

这样的势力差异，让蜀汉在生产力和兵源上都远不如对手魏国，而其中最重要的人才储备差异，更会因人口基数的差异而凸显。

对此王夫之曾说道：“要成王业，必须得到土地。

但得到土地不是为了得到险要的地势和财物，而是为了得人，得人又不是为了得到普通的士兵，而是为了得到人才。

蜀国国小民寡，人才也少，、死后便无人可用了。

”人才对于以得人立国的蜀汉政权尤为重要，王夫之的话道出了蜀国的真正困境。

魏国在结束了国内的政治内讧后，开始重新整中力量，日益强盛。

而蜀汉自诸葛亮、蒋琬、费祎相继过世后，在缺乏政治才干的君臣领导下，则日益困顿。

在蜀汉第一次北伐时，光是出动的士兵就有10万，曹魏为5万众。

蜀汉亡国时政衰民困，光是士兵举国也只10万，而曹魏则能向天下征兵18万用于伐蜀。

可以说，两国开始恢复其本有的力量差距。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蜀汉是否具有和曹魏政权抗衡的力量?”经前文的分析，可以了解在263年时候，蜀国还能勉强抵挡住魏国的入侵，仅从坚守的角度看尚有一丝余力。

而其后两国的持续对抗，如中间没有出现意外变故，胜利的天平会越往后越朝魏国的方向倾斜，便会连这一丝余力也失去。

且以吴国在蜀汉亡17年后灭国看，实力弱得多的蜀国不会坚持得更久。

“天下大势，。

”即便刘禅不投降，蜀国能撑过这一次灭蜀之战，想必其国祚也不会超过这吴国继续坚挺着的17年。

参考资料：1、《卷四十二》2、《三国时期始末及蜀汉亡国原因再探》作者：宋冰3、《读通鉴论卷十》作者：王夫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真正的是“以吏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以吏治求法治，法律、法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经常造成吏治中的有法不依，因人废法，最终必然加重整个吏治的腐败。

帝享国日短，也是其反腐见效的历史之幸。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并没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气下了11道诏书，申明官僚职掌及为官之道，历数官场积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严重罪行，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惩治官员犯罪，追补亏空，清查钱粮。

继位不过40天的雍正帝如此心急火燎，决意下猛药整肃官场，当然事出有因。

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在位61年(1661~1722年)，号称盛世，但官员贪腐之风，已愈演愈烈，上下欺蒙，互为掩饰，积年累月，越亏越多，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日益虚溃，国家收支严重失衡。

到康熙末年，仅户部的亏空就达250万两白银，地方亏空更为严重，康熙帝驾崩时，大的户部银库(相当于国库存银)只有区区800万两。

雍正帝继位前，当了40多年皇子，他自己承认事事不如乃父，唯对官场知之甚详，对官吏贪污纳贿风气认识甚深，认为其危害远非杀人、强盗之类罪案可比。

一旦大权在握，可以乾纲独断，他自然要迅速推行内心笃信的政治理想了。

会考府发力 雍正开出的第一道“猛药”，是在中央成立特别机构会考府，负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钱粮奏销事宜，审查重要支出项目，清算出入之数。

康熙朝不是没有惩治腐败，但康熙帝为人较宽仁，吏治也是先严后宽，通常不愿重办贪官。

雍正则不同，他继位后即明确宣布：凡康熙宽宥者，他都决不宽恕。

在登极大典前，内阁拟了一道《登极恩诏》，依前朝惯例，开列各部官员亏空，要求新君恩免。

雍正帝认为，此种亏空，不是受上级勒索便是个人贪污，“既亏国幣，复累民生……此朕断断不能姑容”。

他在《登极恩诏》上干脆明言，对此类官员要严予清查，按数退赔，绝不能助长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雍正帝谕令成立会考府，由其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祥、舅舅隆科多及大学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轼会同办理，成为清查退赔、察核钱粮、纠参贪腐的权威机构。

他还对首席大臣允祥放出狠话：“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

”显然是要一竿子插到底，决不。

没想到谕令下达了一个月，中央各部仍拖拉观望，企图逃避清查，一些官员也对设立会考府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要慎重立法以防流弊、多了一道衙门反而多一道手续等。

雍正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五日再下谕令，严厉督促。

皇帝动了真格，会考府不能不认真地开始察核工作了。

他们首先以主管钱粮的户部为清查重点，结果很快查出户部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

主持会考府的怡亲王允祥恰好也总理户部事务，他深以追补为难，请求以户部所有杂费逐年代扣，约计10年可以赔付清偿。

雍正帝不同意，勒令历任主管官员及属吏赔偿150万两，另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三年内还清。

重点清查户部的同时，会考府还严格察核工部奏销事项中有关黄河水利、浙江海塘等重大工程的钱粮数目。

比如，四月十九日，会考府驳回工部送来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各处工程奏销钱米之请，因为在察核中发现，赵世显任河道总督时，桃源(今江苏北部泗阳县)、宿迁等三地河工每年耗银约15万两，比前任河督的同类开支多出整整一倍。

同一工程，历年水势并无异涨，而奏销钱粮为何多寡不均，且有增无减?经过追查，果然发现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吞钱粮，于是立即重刑治罪。

会考府成立后近三年里，任事大臣严格稽查，经办各部院奏销钱粮事共550件，有96件被驳回核改，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可见还是有成效的。

被驳回的申请中，工部有多达58件，时廉亲王允禩任工部尚书，自然难辞其咎。

雍正很清楚，止贪之法，不可专责之下吏，若是贪官，其位愈尊，其害愈大，而旁人愈不敢言。

因此，即使是王公贵族、高级官员，他也决不放过。

康熙第十二子允裪曾管过内务府事务，亏空钱粮，积欠甚多，事发后被责令将家中器物铺列大街上变卖以赔补，真的是倾家荡产。

康熙第十子允誐因赔不起亏欠亦被抄家。

至于贵族、内务府总管等，只要犯事，更难逃重罚。

会考府在追补亏空、清查侵贪方面的业绩有目共睹，雍正对之也十分倚重，但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他却地下令裁撤会考府。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后世学者认为，不完善的制度设计以及雍正初年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是造成会考府突然无疾而终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总理会考府王大臣允祥，本身兼管户部事务，他深得雍正信任，而管理工部的允禩，与雍正则素来积怨甚深。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户部需要奏销的事务数量远多于工部，但送会考府察核的却远少于工部，被驳回的申请也以工部为最多。

雍正继位之初，朝野上下对其接班的正统性、合法性争议不断，他急需改革财政弊端、集中财权，以巩固皇权，故以少数亲信执掌会考府，是唯一的选择。

三年已过，六部尚书几乎都换成了雍正信得过的人，会考府这种由皇帝的私人“专任”的机构已不合时宜。

同时，会考府自身因权力过大，逐渐走向异化，从反对贪污腐败的，变成被贪官腐蚀的重点对象，以至于“会考府公费银”很快就成了地方官必须交纳的“部费”。

雍正由此看到了侵贪之难治，腐败之难除，而不能不采取更为严猛的办法和手段来澄清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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