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之妻柳倩娘:才貌双全遁空门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5-02-24 点击数:

【千问解读】

据民间传说和有关资料,的妻子柳倩娘是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县北),而且是西汉名将的外孙女,父亲柳振庭是一位诗书画都极好的读书人。

柳倩娘貌若天仙颇有才学 据民间传说,柳倩娘在父亲的影响下,五岁时随父亲学画,爱在墙上画小动物,十岁时就画山水人物、花卉鸟木,在乡里被夸为小画家。

十五岁通读《六经》,翻读《庄子》、《》等名著。

十五岁时随母亲赴长安看望外祖父李广,看到司马迁文章便想拜师学艺,并在表兄的帮助下偷偷目睹司马迁真容,便暗许芳心。

谁料,貌若天仙、体如轻燕的柳倩娘却被李广利看上,意纳为自己的小妾。

柳倩娘宁死不从,后为躲避李广利逼婚,暂躲在太史府司马迁处,从此与饱学多才的司马迁相知相识,结下好姻缘,但是李广利却与李陵、司马迁结下冤仇。

陪司马迁跋山涉水写《》 柳倩娘还自告奋勇,随同司马迁,走访和历史名胜,先后到江淮、庐山、九凝山、长沙等地,边走访边收集史料,还为史料制图而,帮助司马迁为撰写《史记》积累了详实而有价值的史料。

司马迁与柳倩娘结婚后,在司马迁整理父亲和壮游长江南北,出使西南及扈驾遍游全国所得的史料时,柳倩娘不仅操持家中一切事务,更帮其落实考证资料。

在司马迁被宫刑后,更是无怨无悔地鼓励司马迁要完成其父亲的遗志。

在司马迁再次入狱时,柳倩娘深明大义,带着《史记》正本,藏匿于尼姑庵中,隐明埋姓且受尽苦难,直至《史记》有出头之日时。

纯粹、正派、高尚,是司马迁的本质形象,这形象镶刻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之中,镶刻在人们的心里。

因而在为司马迁建立祠堂,并在祠堂中树立司马迁塑像的时候,他理应黑须垂洒,怡然飘胸。

早在公元310年建立的司马祠,是没有司马迁塑像的。

公元1125年,韩城县令尹阳,应当地乡贤和司马族人的请求,主持修建了太史司马迁祠。

祠中需悬挂司马迁画像,尹县令翻遍宋版典籍中所有司马迁的画像,都是处宫刑后无胡须的“妇人像”。

司马族人不同意留这样的画像,并提出了找到真相的线索。

司马迁入狱后,柳倩娘为保藏《太史公书》,忍痛别夫,改名换姓,返回司马迁的故乡韩城,遁入空门。

司马迁遇难后,她与儿子司马临、司马观,通过女婿杨敞、外孙杨恽,将司马迁的骨骸运回安葬,并植柏为记,朝夕相守。

柳倩娘从司马迁20岁开始至55岁,每年给司马迁画一张年谱像,共画了35幅。

司马迁48岁之前的画像,都是黑须垂洒,怡然飘胸的。

但这些画像在司马家族惨遭劫难中散失了。

尹县令认为,司马迁的故乡说不定就有人收藏。

于是派人四处打探,终于在芝川乡间,觅得司马迁壮年的留须画像一幅。

画像线条细腻流畅,容貌逼真传神。

尹县令拿来叫司马族人辨认,一见画像,司马族人纷纷拜倒在地,失声痛哭。

根据这一画像,尹县令举荐曾为塑像的大师为司马迁塑像。

民间是这样传说的: 司马迁的有须无须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争论呢?其中流传着一段辛酸的故事:司马迁受宫刑后,随着生理的变化,他的声音和行动也随之变化如妇女,胡须渐渐脱落无遗。

司马迁的夫人柳倩娘是一个画家,对丈夫一生的各个时期的容貌,都画有影像。

有一年,他的儿子司马江,突然来到芝秀庵,言及他反汉,上了太行山。

独身潜行京都长安,探知父亲的遗体,将遗骨搬回家乡,通过乡老,葬于新迁的村庄老牛坡。

特到庵中,请母亲脱离险境,同到太行山,以便行孝养老。

临别之时,柳倩娘由箱中取出久藏的丈夫影像说:“儿呀!这是你父遗容三十幅,你当视作传家宝,代代相传,他年有机会为你父塑像的时候,千万牢记,不要塑他宫刑后的无须相,要塑他宫刑前的长须相”。

司马江问道:“塑像应以后期为准,为何要改后者为前者呢?”柳倩娘痛哭道:“儿呀!昏君陷害忠良之士,将你父判了宫刑,用意险恶。

他们侮辱你父虽系男子汉大丈夫,实则与妇女一般无用,这是咱们家门的奇耻大辱!你们做子孙的,在给他塑像时,一定要塑出他的大丈夫的真容貌。

若塑了无须的‘妇女脸’,岂不是承认自己沦为无用之辈吗?” 因此,现在人们看到的司马迁塑像是留着长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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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汉、清朝相比,唐代的和亲有何特殊性?

和亲作为历朝民族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态,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发展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和亲是历史上各民族和平交往影响最大、实效性最强的一种形式。

西汉是和亲政策的形成时期,和亲主要在中原与匈奴、乌孙等间展开。

至,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统治者的民族观更为开放包容,和亲政策实施的广度和深度超越历史上各代。

借鉴唐代和亲的有效经验,将满蒙联姻上升为基本国策,利用姻亲关系稳定清廷统辖。

将唐代和亲与西汉、清朝作比较,便于了解和亲政策的大体发展脉络,从而进一步把握唐代和亲的特殊性和承上下的重要研究价值。

一、唐代和亲与之比较 对比汉唐和亲政策,二者在和亲目的、和亲成效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在和亲对象与地域范围、和亲公主身份和和亲方式上则存在明显的差异。

1. 汉唐和亲政策之相同点 首先,汉唐和亲的政治目的具有统一性,都是为安边定国,巩固中央统治,这是二者的本质共性。

西汉初,,无力抵御匈奴南侵,统治者遂通过和亲缓和汉匈关系,减少战争,稳定新生政权。

其后与乌孙的和亲也是出于联合抗衡匈奴之目的。

从唐王朝视角分析,和亲同样服务于羁縻、安边、结援之政治需要。

诸如,唐与之和亲是为息战保一方清净;与吐谷浑和亲是为拉拢安抚;与契丹、奚和亲是为怀柔两蕃,使其臣属;与回纥和亲是为借兵平叛。

因此,以姻亲关系稳定中央政治统治,增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为汉唐和亲之根本。

其次,汉唐和亲对民族往来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伴随公主出嫁,一方面,中原文化与先进的生产工艺传入少数民族。

诸如西汉出嫁乌孙时,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建筑技艺;唐代入藏时,带去了佛像、、诗文、医药、农事技术等,对和亲民族的发展进步和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之同时,少数民族绚烂的艺术文化也流入中原,充实了汉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通关互市加强了中原与和亲民族间的贸易往来,双方通过资源交易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促进了民族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

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强化了民族认同,消除了民族隔阂与歧视,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

2. 汉唐和亲政策之差异性 从和亲对象与地域范围上看,西汉主要与西北地区的匈奴、乌孙两个民族进行了和亲。

与之相较,唐王朝和亲视野更为开阔,289年间与、吐谷浑、吐蕃、薛延陀、突骑施、奚、契丹、回纥、契苾部、宁远、于阗、等12个民族进行了和亲,范围涵盖北方、西北、东北、西南广大地区,为前代不能比拟。

从和亲公主身份上看,唐较西汉更具有多样性。

西汉和亲公主包含宗室女()、获罪亲王女(细君公主)、宫女(、),而唐代和亲公主除宗室女(文成公主、)、亲王女(金城公主、小)外,还有皇室女(宁国公主、、)、宗室甥女(永乐公主、固安公主、燕郡公主、静乐公主)以及“女妓”等。

从和亲方式上看,西汉与匈奴、乌孙之和亲完全为单向婚,即只存在公主出嫁异族首领一种情况。

唐与少数民族的和亲仍以单向婚为主,同时也包含唐室男娶异族首领之女的典例。

如圣历年间,以其侄延秀为默啜之婿,前往突厥迎亲;“”期间,肃宗为借兵,使敦煌王李承寀娶葛勒可汗之女毗伽公主为妻。

比较言之,唐代和亲是对西汉和亲制度的进一步拓展深化。

相对于保守被动的西汉和亲,唐代和亲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更为主动开放,对后世的借鉴性价值也更大。

二、唐代和亲与清朝满蒙联姻之比较 清朝自始奉行满蒙联姻之国策。

据皇族族谱《玉牒》所记,清朝近三百年(1612-1912)间,与蒙古联姻共计595次,其中出嫁皇室公主、格格432人,娶蒙古女163人,主要联姻对象为漠南科尔沁部。

双方姻亲关系的建立对维护满清大一统局面、有效治理和稳定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比较而言,满清联姻与唐代的和亲在时间及频次、血缘亲属关系的建立和利用上具有同一性。

与之同时,满蒙联姻又表现出对象单一、层次广泛、方式多样、持续稳定等特殊性。

1.唐代和亲与满蒙联姻之相同点 首先,在和亲时间及频次上,唐代289年间与少数民族和亲38次,其中初唐时期有9次;盛唐时期有22次,晚唐时期有7次。

清朝自建立后金起与蒙古联姻达595次,其中,入关前至中有150次;康熙中至末有273次,为最盛时期;乾隆末至清末有172次。

唐代和亲与满蒙联姻均贯穿王朝始终,且主要集中于统治中期。

其次,唐代与清朝都注重通过和亲与少数民族建立姻亲血缘关系,使其臣属,为中央政治统治作后盾。

有唐一代,统治者依托和亲形成的宗法血缘纽带,与突厥、吐蕃、回纥等强盛民族建立了翁婿、兄弟、舅甥关系,使它们进一步强化对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认同,共同维护中央政权稳定。

清朝建立之初,作为一个关外势力无力单独与长时间作战。

为寻找盟友,遂与蒙古进行和亲,与之建立密切血缘关系,将其势力纳入清统治当中,以备调用蒙古军队随时为作战服务。

2.唐代和亲与满蒙联姻之差异性 从和亲对象及范围上看,唐代与北方、西北、东北、西南地区12个民族政权进行了和亲,规模较大。

清王朝只与蒙古一族建立了和亲关系,但范围遍及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几十个旗,渗透至整个满蒙贵族阶层。

清廷自至大臣,公主到乡君,与蒙古贵族女,亲王、郡王、台吉、塔布囊都曾结为联姻。

这种多层次的大规模和亲为历史之最胜。

从和亲方式上看,相对于唐代和亲的保守局限性,清朝满蒙联姻则表现出明显的交叉开放性。

清廷不仅以公主及皇室女子嫁给蒙古王公贵族;还从蒙古王室中挑选女子入京,填补后宫。

如孝端文皇后、文皇后均为博尔济吉特氏女子,其各生三女又回嫁蒙古。

从和亲持续性与稳定性上看,唐蕃和亲是时战时和的间歇性和亲,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唐统治者依据国家利害关系及与少数民族势力对比情况来决定和亲或战争。

于和亲民族而言,当其势力兴起、对唐无利所图时,也会打破姻亲关系,以兵戈相向。

而清朝自努尔哈赤始,依托友好联盟,满蒙联姻持续了近二百年,且常累世进行。

诸如敖汉部班第家族五代与清联姻,巴林部色布腾家族四代与清廷通婚。

这种制度化的联姻受清廷政治、经济形势干扰极小,“北不断亲”国策奉行不替。

通过对比,清朝和亲限于满蒙,不具备唐王朝和亲的多民族特征,也未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和实效性,但其在和亲方式、和亲层次上更完善,稳定性更强。

结语 唐代上承西汉和亲制度化经验,下启清朝满蒙联姻之盛况,是将和亲从制度发展到完善阶段的过渡。

且从民族关系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演变上来说,唐代和亲更具典型性和研究价值。

和亲是中原与少数民族政权以婚姻为媒介进行的和平交往活动,旨在缓和民族矛盾、整合民族利益、巩固中央统治地位、建立政治认同。

根据唐王朝国力变化情况及其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唐代和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唐建国之初,实力有限,统治者在群雄割据、战争不断的背景下结成的和亲具有对等结盟性质。

盛唐时期,唐政治、经济实力达到鼎盛,两蕃、吐谷浑等部族纳入中央行政管制,和亲视唐统治者利益需要而定。

晚唐时期,唐内有,外有强敌扰边,和亲总体以借兵靖边为目的,表现出相对被动性。

不论在哪个阶段,和亲主要从政治利益出发,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和亲较战争对古代民族关系建构更具有积极意义。

唐代大范围、持续性的和亲使游离的边疆民族政权在封建宗法等级的约束下有力吸附于唐王朝周围,打破相互对峙局面,以血缘关系构建起认同心理,深化双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唐代是和亲从制度化发展到完善阶段的过渡时期。

与西汉和亲、清朝满蒙联姻相比既存在同一性,也呈现出其对民族关系建构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影响上的特殊性。

唐代和亲相较于西汉,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更为主动开放;较之于,目的性和实效性更强。

因此,从和亲频次、和亲范围、和亲效果来看,唐代和亲政策更具有典型性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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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列传序》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酷吏列传序》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在我们平凡无奇的学生时代,大家对文言文一定不陌生吧?其实,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而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

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酷吏列传序》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作品简介  《酷吏列传序》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

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

  作品原文  酷吏列传序  孔子曰①:“导之以政②,齐之以刑③,民免而无耻④。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⑤。

”老氏称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⑦;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⑧。

”“法令滋章⑨,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⑩!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11)。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11)然奸伪萌起(13),其极也(14),上下相遁(15),至于不振(16)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17),非武健严酷(18),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19)!言道德者,溺其职矣(20)。

故曰“听讼,吾犹人也(21),必也使无讼乎。

”“下士闻道大笑之(22)”。

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23),斫雕而为朴(24),网漏于吞舟之鱼(25),而吏治(26),不至于奸,黎民艾安(27)。

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28)。

  作品注释  以下所引的几句话出自《论语·为政》篇。

  ②导:引导。

《论语》作“道”,通“导”。

政:政令。

  ③齐:整齐。

此为约束之意。

  ④免:免于死罪。

  ⑤格:革。

此言百姓革除坏毛病而走上正路。

按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语曰:“格、革,音义并同,当训为革。

”  ⑥老氏:指老子李耳。

以下引文前四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后二句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

  ⑦上德: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不德: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

按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

”是以:因此。

有德:实际上是有德的。

  ⑧下德:道德低下的人。

不失德:竟谓执守形式上的德。

无德:没有实际的德。

  ⑨滋章:越发严酷。

章,通“彰”,此为森严酷烈的意思。

  ⑩信哉:可信啊。

是言:这些话。

  (11)具:工具。

制治:管理政治。

清:政治清明。

浊:政治污浊。

  (12)昔:从前。

此指秦朝。

网:法网。

  (13)奸伪:奸邪欺诈。

萌起:不断产生。

  (14)极:极点,指情况最严重之时。

  (15)遁:欺瞒。

  (16)振:振作。

  (17)救火扬沸:意谓无济于事。

按“救火”是负薪救火。

“扬沸”。

是扬汤(热水)止沸(热水)。

  (18)武健:强健有力。

严酷:指严厉的法令。

  (19)恶:何。

  (20)溺其职:丧失其职。

  (21)听讼:判案。

按此三句出自《论语·颜渊》篇。

吾:孔丘自称。

犹人:与别人相等。

  (22)下士:愚蠢浅陋的人。

按此句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

  (23)觚(gū,姑):古代有梭角的酒器。

圜(yuán,元):通“圆”。

按这句喻汉代的法制较秦代有重大变化。

  (24)斫(zhuó,浊):砍削。

雕:指雕刻的花纹。

朴(pǔ,仆):本。

此指本来的状态。

此句说汉代法律重视本质,不重形式。

  (25)吞舟之鱼:指大鱼。

此句言汉法宽疏。

  (26)吏治:官吏的治绩。

:纯厚盛美。

  (27)艾(yì,义)安:太平无事。

艾,通“乂”。

  (28)彼:指宽厚。

此:指酷刑。

  原文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

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下士闻道大笑之”。

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

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作品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

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

”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

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

”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

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

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

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

”这不是假话。

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

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作品赏析  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

本文是《酷吏列传》的序,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实行德政的主张。

这篇序言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用孔子、老子的话,阐明了道义的重要作用。

第二层从“太史公曰”到“非虚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

第三层从“汉兴”到结尾,用汉初刑法宽简、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德治的重要性。

这篇序文的结构很严谨,尤其是前后呼应,善于运用对比手法。

文章一开头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提出论点,然后用暴秦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论点。

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最后以汉初的事例正面论证自已的观点,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结论。

汉初的事例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暗中又与武帝时的弊政形成对比,还与篇首孔子、老子的观点相呼应。

全文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

太史公是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的,于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

太史公认为,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出处简介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他编撰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

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

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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