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将王德用有多厉害？未亲临战阵却名闻四夷

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并要返回成都经营后方。

汉中军事、经济地位十分显要，自然要挑选重要将领在此镇守。

大家都认为，镇守汉中的职任必无疑，张飞也是这样看的。

出乎众人之所料，刘备却任命魏延担任汉中太守，并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以至任命一发，全军尽惊。

因此说，他虽然是义阳籍贯，却是不折不扣的涿郡籍帮派骨干。

刘备、、张飞等去世之后，魏延是当之无愧的涿郡籍头面人物。

刘备死后，西蜀进入时代，从魏延排挤打击的经历，可以看到诸葛亮帮派主义的官吏路线。

此时的魏延进入了人生的尴尬时期，一方面，职务爵位在大步升迁，诸葛亮封侯时候，魏延被封为“都亭侯”。

公元227年即第二次“北伐”，诸葛亮令魏延为副帅，还兼任相府司马，凉州刺史。

公元230年，魏延与曹魏名将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并获得全胜。

军事胜利给魏延带来更多的荣誉，升职征西大将军，假节(即持有符节，代皇帝出巡)，封南郑侯。

南郑侯属于县侯，高出诸葛亮武乡侯一个等级。

关羽是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虽负白帝城托孤之重，也仅是都乡侯，虽立有诸多功勋，爵位仅是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

截至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军诸多将领中，授“征西大将军”军衔的，惟魏延一人；获得“假节”这一殊荣的，只有张飞、诸葛亮、李严、魏延四人；惟关羽远在荆州，相对独立，因之“假节钺”(即拥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斩后奏的权力)。

魏延较之前四个，获得的荣誉为最高；同关羽相比，互有高低。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遭受打压排挤。

后刘备时期，政令军令皆决于诸葛亮一人，不过一印章皇帝。

魏延一再升迁，与其说是诸葛亮对魏延功劳、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奖，莫如说是对他以安抚手段达到排挤疏远的目的。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重用荆州籍，打压涿郡籍代表人物魏延比较明显。

第一次出兵“北伐”，众将领一致推荐由涿郡籍魏延、或者益州籍宿将吴壹做副帅（督前部），诸葛亮坚决不肯，而是提拨毫无军旅经验，资历甚浅，威望不够的担任副统帅。

这中间既有提拔亲近马谡掌控军队的内容，也有打压排挤魏延的意图。

打压排挤归打压排挤，魏延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要取得“北伐”胜利，还得利用魏延深得士卒爱戴，而且勇猛过人的才具。

与此同时，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为参军后迁长史的绥军将军。

杨仪是小人得志，攀上诸葛亮这棵大树后，根本把魏延不放在眼里，关系紧张到开会期间，魏延拔刀要杀杨仪的程度。

闹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够激烈了，诸葛亮却对此却不置一词，仅只是恨恨连声。

充好人，经常调解劝说，分别利害，以至召开会议时，要坐在两人中间，以防变故出于突然，实际在保护杨仪。

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杂牌的绥军将军杨仪，与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凉州刺史的魏延地位相去殊远，魏延没理由同一个下级将领过不去，杨仪没理由蔑视魏延，更没胆量同魏延怒目相向。

正常情况下，杨仪即令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委婉提出，或私下讲给诸葛亮，何止争论得魏延要拔刀杀人！作为三军主帅的诸葛亮，面临如此局面只是恨恨连声却不置一词，就值得仔细思考。

别说是最高级别军事会议，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门，两个副职不顾大局闹矛盾，常常使会议炸场子，主持会议的主官绝不能漠然置之，他必须私下谈话，评论是非，不容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如不能解决，会断然采取组织措施，太丢自己的脸面了！杨仪的目无长官，诸葛亮恨恨连声而不予解决，只能理解成诸葛亮是杨仪的幕后主使，有意纵容杨仪牵制魏延。

没有诸葛亮背后支持，杨仪不敢肆无忌惮；魏延杀杨仪，也是杀给诸葛亮看的。

诸葛亮死后，魏、杨内讧迅速爆发，魏延是内讧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

内讧在极不适当的时机爆发，诸葛亮临终安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仪没有指挥军队的经验和威望，军职不过是杂牌将军，且同无以匹敌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标准，应该说杨仪脑后生有反骨。

此公曾经是曹魏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叛傅群投降关羽；而且有致命缺点，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狭窄，难以与人和衷共济。

曾因同主官闹矛盾，被刘备虚悬起来。

杨仪追随诸葛亮之后，与同为丞相参军、长史，自以为资格老，才能也超过蒋琬，对不被推当做接班人心怀愤懑，竟后悔统率大军从五丈原撤回时，没能举众投降曹魏，由此可见杨仪德行。

诸葛亮临死之前，在军中召开善后会议，让绥军将军杨仪统率主力撤退，由征西大将军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听从安排，大军依然按计划撤退，不理会魏延。

此时诸葛亮似乎有一些饥不择食，顾不得杨仪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于匆忙中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

其实不然，他的临终安排经过了深思熟虑。

因为籍别的不同，诸葛亮没有忘记自己以及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自知一死，除过刘禅, 魏延已经没有制约。

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近则会不顾客观现实继续“北伐”，远则会危及荆州籍前途命运，这同自己身后名誉地位密切联系。

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征西大将军、副统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等作身后撤退安排。

让杨仪率领全军秘密撤退令魏延断后。

从而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饮者。

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撤退的消息，气势汹汹地说道：“丞相虽死，我还在这儿，相府亲属和文官运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理当率领诸路大军继续北伐。

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能让杨仪吆五喝六，给他断后！”同时扣押了传达军令的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

费祎见大事骤变，借口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

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

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怒气，没有因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泻，更因安排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计。

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

西蜀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

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背后，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军变的特征。

军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做得让对方毫无觉察。

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变的命令，就不能放费祎归去，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人物。

应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

魏延通过公开诚的手段实现军事阴谋，已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

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动而了。

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变事实上已经流产。

其三，缺乏应变的策略。

在军变尚未发动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褒斜栈道。

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杨仪之间争夺军事指挥权，恶化成两支西蜀大军的对立；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更把自己摆在全体将士的对立面，士兵们归心似箭，同魏延继续“北伐”的意图尖锐对立。

三对矛盾中，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

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魏延率领的部队，知道错误在魏延，所以不肯为他卖命，刚一接触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几个。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缓解协调的是西蜀朝廷。

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相互指责对方“叛逆”。

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听从朝臣的议论。

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

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

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骄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远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

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

依陈寿眼光，这是西蜀朝堂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的地步，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又领兵在外。

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再处理不迟，没必要，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

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的这些人物的心胸，比诸葛亮还要狭隘。

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障住了他们的视野，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乘此机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

魏延被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没必要拦截主力归路，而是顺理成章的率军北投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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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网络配图 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

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因此，北宋从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

如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

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

”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

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

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

“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

《续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

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网络配图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

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

’”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

《宋史·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

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

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

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

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佑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佑，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之虞。

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志在必贪。

最显着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

网络配图 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以《宋史》而论，如果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败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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