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董光荣（左一）、黄慰文（左二）等专家在萨拉乌苏地区补点考察期间进行学术交流。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掘的石器。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掘的动物化石。

千问网据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伟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可靠地层学、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它的发现，掀开了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古人类研究史的帷幕，也揭示了内蒙古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生活在旧石器时代萨拉乌苏河湖沿岸水草丰茂之地的“河套人”，是有着距今约7万—14万年历史的古人类，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萨拉乌苏的百年科考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从默默无闻到被世人熟知，源于100年前的科学考察活动。

1922-1923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在中国西北的科学考察中，发现并发掘了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约200件旧石器，发现了一件人类牙齿化石，并命名为“鄂尔多斯人牙”即我们现今称谓的“河套人”。

这是在中国第一次较多地发现旧石器，在东亚大陆第一次确认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1952年，贾兰坡著《河套人》，使我们更多地获得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生活的时代、气候环境和行为的认知。

1956年，当时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的汪宇平作为首位进入萨拉乌苏地区考察的中国学者，曾在范家沟湾发现了一处旧石器遗址，遗址内有76件人工打制的石器石片以及10余件被火烧焦的黑色骨片。

此后，汪宇平又发现了2件古人类化石。

1960—1970年，裴文中、刘东生、贾兰坡等中国学者陆续对萨拉乌苏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古人类生活遗迹以及地质与古生物，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1978年以来，更多学者，特别是董光荣、李保生、黄慰文、卫奇等人，对该地区地质、古生物、旧石器和古人类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综合性的研究，发现了17件古人类化石、近200件石器和几十件套古脊椎动物化石。

这批极为重要的考察和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组织撰写、并于2017年出版的《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专著中。

同时，内蒙古博物院收藏了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石器则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在内蒙古博物院3300平方米的《远古世界——内蒙古地区的远古生物及其生态环境》展厅里，陈列着10件“河套人”化石。

内蒙古博物院研究馆员、该陈列的主策展人李虹告诉笔者：“截止到《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出版时，萨拉乌苏地区发现并研究的‘河套人’化石共计25件，包括门齿、额骨、顶骨等。

我们院收藏了17件，其余8件分别保存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首先使用“河套文化”和“河套人”这两个名词。

“河套文化”由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和宁夏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共同构成，而“河套人”就以那颗牙齿为代表。

李保生等地质学家研究认为，河套人生活年代应为7万年至14万年前，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河套人”——山顶洞人，以及“北京人”文化——河套文化——山顶洞人文化，构成了猿人——古人——新人考古三部曲，长期占据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舞台。

“土专家”的萨拉乌苏情怀

初夏的鄂尔多斯高原，景色清幽，气候宜人。

远眺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向导范金山回忆起6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那是永远清晰又明亮的画面……

195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个蒙古族孩童在萨拉乌苏河范家沟湾放牧，汪宇平拿着一块旧石器问这个孩童，这个沟里有没有这样的石头？他回答说，有。

这个孩童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范金山。

“考古人员在第二天就开始拿着筛子筛旧石器，筛出好多古人烧制的烧骨片。

”范金山在接受采访时说。

从1956年开始，汪宇平带领文物工作队在7年时间里先后3次来到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调查复查，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动物化石和近百件河套人使用过的小石器。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范金山开始了他的考古向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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