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明朝红丸奇案，三百余年来一直是个谜？
在公元1620年，及万历四十八年和泰昌元年，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更加明显。
其中著名的红丸案就发生在此时。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七、八、九三个月，是明朝建国以来气氛最阴沉的三个月。
七月中旬，当了48年皇帝的朱翊钧驾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即位刚一个月的新君朱常洛因服了两粒神秘的仙丹
【千问解读】
明代在神宗朝末年已经是风雨飘摇，宫墙内外都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公元1620年，及万历四十八年和泰昌元年，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更加明显。
其中著名的“红丸案”就发生在此时。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七、八、九三个月，是明朝建国以来气氛最阴沉的三个月。
七月中旬，当了48年皇帝的朱翊钧驾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即位刚一个月的新君朱常洛因服了两粒神秘的“仙丹”一命归西，顿时，朝野哗然。
为什么老成持重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会成为众矢之的?谋害朱常洛的凶手究竟是谁?请看本文。
病急乱投医，新皇帝欲服“仙丹” 万历帝宾天后，皇太子朱常洛已于八月初一即了皇位，史称明光宗。
但万历的丧事尚未操办完毕，新登基的皇帝却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势来得凶猛。
太医院几位医术高明的御医共同会诊后，连开了四服重药都没有扭转病情。
新君刚即位半月就不能理朝政了，这可急坏了内阁的几位阁臣，因为每天由六部及各省督、抚呈上的奏折不下数百件，其中有不少急待办理，皇帝病倒，只好压着不办。
明朝红丸奇案三百余年来一直是个谜？
内阁首辅方从哲开始时还沉得住气，但几天后也坐不住了。
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
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和群臣见面，但方从哲替万历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交结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今天方从哲刚一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
原来是新皇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
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方从哲心中紧张地等着太医的诊断结果。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
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
”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
”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
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
”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
引路太监轻轻撩起了低垂的竹帘，只听新皇帝朱常洛用微弱的声音传旨：“请方先生进来!”方从哲整了整衣冠，面色庄重地走进暖阁，双膝跪倒，恭敬地说：“臣方从哲见驾吾皇万岁!”“起来，赐坐!”
朱常洛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
”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朱常洛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说到这里他喘息了好一阵才接下去，“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
”这几句话无疑是交待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
”朱常洛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朱常洛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
”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坼的事?”朱常洛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
”“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
过了会，皇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
”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
”朱常洛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
”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
”朱常洛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朱常洛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
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
看到那生意盎然的桂树，想想今天就是八月三十日了，李可灼的第二粒仙丹将要送来，心里更是高兴。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
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
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二天又有几名给事中上疏，弹劾方从哲以首辅之尊，不能制止内侍乱用虎狼药，又滥引荒诞之人进宫献荒诞之药，弄得方从哲有口难辩，所以他准备再次斥退李可灼。
今天一早，皇帝就派人催仙药，方从哲是一压再压，企图拖延，但午时以后，皇帝催促更紧，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
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进得宫来，见皇帝居然稳坐在龙案前，气色确比前天好多了，方从哲总算略微踏实了一点。
今天这粒红丸比前次的略大一点，色泽也更加光艳。
朱常洛接过后仔细端详了好一阵，脸上露出了一种难言的喜悦。
宫女捧上淡人参汤，朱常洛很快地就着参汤把药服下了。
李可灼看皇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朱常洛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说罢，起身在地上踱了几步方步，又笑着对方从哲说：“方先生，你看朕明天是否可以临朝了?”方从哲委婉地劝道：“万岁且再将养几日，待龙体大康后再临朝不迟。
”朱常洛点头应允。
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猝然暴死?李可灼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一直是个谜。
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关于对明朝红丸奇案的设想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
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
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只不过他时运不佳而已。
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
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
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还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有悖常理。
李可灼明知自己不是御医，病人又是皇帝，治出了问题，脑袋都保不住，为什么还这样大胆进药?况且，朱常洛纵欲伤身，急需静养，怎么还用这虎狼之药?由此推断，李可灼必是受人指使，有意谋杀皇上。
另外，李可灼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来的，也要追查方从哲。
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慌忙上书请求退休。
可是退休之后，声讨他、要求严办他的书文还特别多。
方从哲一面竭力为自己辩护，一面自请削职为民，远离中原。
许多大臣为他开脱，也难了断。
最后，一位刚入阁的，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上书才平复了众议。
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
“红丸”案算了结了。
朱常洛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没当皇帝之时处处小心，当了皇帝没几天又抱憾而终;生前命运坎坷，死后陵寝也是采用当年景泰帝的废陵(景泰帝死后，英宗下令以亲王之礼安葬，所以景泰帝生前所修的帝陵被废弃)，命运对帝王竟也如此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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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于谦被杀，又为什么说他的死决定了明朝气数将尽
似乎中国历朝历代的腐朽之处都被他所继承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昏庸、、贪污腐化、严刑峻法······ 明朝中期发生了一件事，对于后人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了大明的气数将尽。
这件事就是被杀，于谦死了，一个一心为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忠臣死了。
他的死对于整个官场来说，实在是一场“大地震”，此后的明朝虽然维持了一百多年，但实在是苟延残喘。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于谦的死，又为什么说是他的死决定了大明气数将尽呢? 图1 于谦侧身像 我们把时间定格在明英宗时期，当时发生了一件令大明蒙羞的事件，即“”。
即位后，在司礼监大王振的怂恿下，由于指挥不当，致使五十万大军覆没殆尽。
于是，王振被群情激奋地军士打死，就连皇帝也成了俘虏。
这时候，国内是群龙无首，该怎么办呢?一些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慌失措、，一些则主张南迁。
真是“国危思良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站了出来，，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
于是，孙下了道懿旨，立英宗之弟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并立英宗之子为太子。
就这样，朱祁钰即位，也就是宗，代宗升于谦为，予以重任。
也就在这个时候，已经，于谦毫不慌张，指挥众人，经过一系列殊死的抵抗，终于挡住了也先的进攻。
在这次中，明军斩首万余，九万多瓦剌兵溃散逃亡，使得也先狼狈撤兵。
也先败退后，加之内部出现了矛盾，便决定议和，并愿归还英宗皇帝。
这可真是个难题，英宗回来了该如何妥善安置呢?尽管代宗皇帝内心一万个不情愿，但拗不过众臣，于是便与也先议和，将英宗迎了回来。
英宗迎回来后，代宗将其安置在南宫，派人严密监控，杜绝和外界的联系，与阶下囚的生活无异。
英宗也早已死了心，安于现状。
图2 朱见深(1447年—1487年)，即 过了几年，代宗废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可是，天不遂人愿，朱见济命浅福薄，不久便暴病而亡。
太子一死，立储风波又起，众臣皆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于谦也持此意见。
但代宗迟迟不表决心，众人也就不敢再提。
这时，出现了三个人，、、，他们在代宗朝并不受重用，于是决定铤而走险，让英宗复辟，自己也就有了拥立之功。
在他们的秘密谋划下，英宗皇帝被迎回了金銮殿。
当群臣看到太上皇变成了皇帝后，面面相觑，却无人敢反对。
这就是发生在明朝中期的一件重大政变，史称“”。
这个时候，代宗皇帝正好在病危中，英宗不顾其死活，执意将其迁往西山，几天后便驾崩了，享年二十九岁。
关于代宗的死，坊间有种种说法，或认为受刺激而死，或认为被英宗所谋杀。
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皇室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于谦做铺垫。
代宗一死，也意味着于谦的命运将不大妙，他当初可是力主拥立代宗皇帝的。
英宗即位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为王振立碑，并派人逮捕兵部尚书于谦。
拥立他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也终于如愿以偿，皆一一封官进爵。
面对这种现象，你也许会异常愤恨，可是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事情在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
图3 夺门之变 于谦被逮捕入狱后，众人都心知肚明他是被冤枉的，可又无可奈何。
英宗要想杀他也不容易，总得找个像样的理由。
于是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这三人的蛊惑下，以“意欲”谋逆之罪将于谦处以极刑，史称“二字狱”。
你也许会疑惑，这不是和一样吗?对，简直是如出一辙，岳飞也是“忠而被谤”，一心一意保大山，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死前直呼“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所谓的“意欲”即是指于谦伙同黄竑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
英宗也心知肚明，于谦保卫了大明江山，“于谦实有功”于朝廷，正在犹豫不决时，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不正”。
于是，于谦就这样惨死。
据《》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北风呼啸，天下冤之”。
老百知道于谦是被冤枉的，于是编了童谣传唱：“京都老米贵，哪里得饭广(范广)。
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
”我们需要记住这一年，景泰八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距离大明灭亡(1644)还有整整一百八十七年。
也许你会说，大明还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可见于谦的死和这没有太大关系吧? 图4 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不，绝对有关系。
我们分析一下于谦死后的大明局势就知道了。
于谦死后，英宗又当了几年皇帝，可是依然没有什么作为。
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后，设立，宠信，朝局好像更糟。
后来弘治皇帝即位，有过短暂的“中兴”，但也免不了的命运。
更不用说，玩世不恭，游戏人间，“望之不似人君”。
稍后即位的，整天修道，渴望长生。
其子隆庆帝更是只当过短暂的六年皇帝。
稍后的皇帝，早年还有过改革，但张居正一死，就开始放纵，沉溺于“酒色财气”。
之后即位的，不足一月而亡。
后来即位，但他沉溺于木匠，宠信，政局更为黑暗。
最后的亡国皇帝，一心想要扭转大明江河日落的局面，但气数已尽，非他一力能为。
只能在最后，不得不吊死在煤山，留下无限的感慨：“朕凉德藐躬，上天干咎，然皆诸臣误朕。
” 图5 (1357—1402年7月25日) 思想家李塨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在明代，整个知识分子的集体沦陷，没有了责任担当意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个局面是由开的，首先在于篡改《》，将之请出孔庙，其次兴起“”，使得文人噤若寒蝉。
后来，又杀方孝孺，并诛十族，对知识分子的内心造成极大恐慌。
到了明英宗时，杀了于谦，一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更加剧了的畏祸心理。
这就可以解释，到了崇祯时期，外有边患，内有起义，这些朝廷官员还在贪污，中饱私囊。
带头捐献，苦苦哀求，众臣还是紧紧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究其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没有了责任担当意识。
而这又是谁造成的呢?我们只能说“灭秦者秦也”，在于谦被杀的时候，就已经昭示了这一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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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殉夫为什么在晚明蔚然成风？明朝的烈女如何那么多
我们能够理解商人妇的精明，也可以欣赏闺秀的才华，但是很难弄懂节烈妇们普遍的执拗和迷信。
她们的言语匪夷所思，她们的行为更是骇人听闻。
这主要是因为：烈女节妇是被严重塑造的一个类型。
一是历史的塑造：作为旧秩序里的极品，烈女节妇是男权社会精心锻造出的妇德典型。
面对传统权威对女性群体的伦理构想，这些烈女节妇没有躬身自省，而是笃诚地践行贞节理想，甘为牺牲。
她们、一本正经。
二是文本的塑造。
很多节烈事迹本身就己经有捕风捉影之嫌，再经过尚激好奇者反复转述、渲染，更加使人不明就里。
《·列女传》中有一类“死而不瞑”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烈女节妇们是怎样在文本的塑造中变得的，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居然被收入正史，成为凿凿史料。
1、 人殉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什么怪事。
帝制之前的王朝时代，用活人去殉那些高贵的统治者，就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社会风气。
现在每当我们要控诉所谓奴隶制的罪行时，也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性动作：我们在文字周围附上某个出土墓室里的殉葬者图片，那些累累白骨帮助读者获得对过往野蛮政治最真切的体验。
但那时的人殉，若论起来起码也还是遭人唾弃和厌恶的，绝不会说有殉葬的人积极踊跃，而看客们激动兴奋的场面。
秦国人有黄鸟之哀，的也是憎恨始作俑者的。
然而，到了，人殉风气死灰复燃，这一次来势汹涌的殉葬风潮却以文明而看似和谐的面貌出现。
没有绳索，没有坑穴，也没有野蛮驱赶。
殉葬者不是低贱未开化的奴仆，而恰恰是一群地位不低并且深沐教化的女性。
这群女性把死节殉夫看作义之当然，看作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
她们怀揣着对经典烈女事迹的由衷叹慕和对女性贞节的无限信仰，凛然殉夫，蹈死而不顾——这正是烈女之最可怕的殉夫动机：从教育或伦理熏陶中发展而来的对贞节的自觉追求和宗教情绪。
杨升容是一位出嫁不到一年就以死殉夫的烈女。
她的父亲杨叔安为布政史。
王九思说杨升容在早年就从父兄那里听得古烈女事，这培养了她对贞节的信仰：“其父及诸兄为讲古烈女，至闻死节事，未尝不叹慕焉，而曰：何古今人不相及也。
”果然，在她的丈夫康生病死之后，她马上想到了从古人遗则，尽管她的父母公婆都表示反对，但她还是地殉了夫。
烈妇出身于两浙望族。
据说她的母亲就是一位品行出众的至孝之人，许氏曾经割股肉为母亲也就是查氏的外婆治病。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查氏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妇德教育，她十三岁“诵孝经列女传，曲节从教，言动有法。
”后来在她的丈夫冯让伯病死之后，那些托言古人的贞节素材激励了她。
她一心求死。
墓志说就连房屋起了火查氏也毫无逃命的意思，她反而企求这大火能把自己赶快烧尽：“火至寝所，挥手谢救者：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今得死所矣。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播。
靡灭岂不痛，根董幸相连。
我思古人，适获我心。
”在查氏看来，自己为丈夫而死是真的死得其所。
所以当她的儿子把她从火中背出来的时候，她非常不高兴。
后来，等到安排完让伯的丧事，她到底绝食而死。
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些出身于诗礼之家的女性，由于长期受到贞节观念的熏染，往往容易产生出对殉夫的崇高感和认同倾向，从而成为礼教之下自觉自愿的牺牲。
除了这种对贞节抽象的献身动机，烈女殉夫实际上还包含很多其他方面的促成原因：比如说逼婚、丧子、报夫恩等等。
宣节妇察觉到父母要把自己改嫁出去，登楼自尽。
周镒妻王烈妇，夫死不久，两个儿子又相继得麻疹夭折，烈妇于是自缢。
王汝贤妻不食殉夫，当初亲人出来制止她，她说：“往吾病疡几殆，夫子抚我曰：‘若死，我必不再娶。
’今者忍夫子独身地下乎?”任氏殉夫主要是出于情感基础上的报恩心理，而不只因为纯粹的贞节动机。
还有一类童养媳或初嫁妇殉夫的情况：幼年丧父母，依婆家以为生，十七岁时未婚而夫先病死，于是自经殉夫。
祁门程赛玉十六嫁汪良鹏，嫁一年而良鹏死，赛玉无子，于是绝食二十余日而殉夫。
李烈妇，四岁孤，七岁而母再嫁，寄食外舅氏家。
十七岁嫁李从规，嫁六十日而从规卒，韩氏于是在当晚自杀殉夫。
尽管墓志不可能再给出更多提示，但显然这些女性之所以殉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奈的客观现实，而非简单的贞节动机。
丈夫的早逝常使新妇陷入一种无依靠无未来的境地，面对巨大的生存和伦理压力她们只好选择用死来解决问题。
而所谓贞烈大义，那不过是执迷的世人加在烈女身后的道德光环。
2、 除了殉夫的烈女，更多的人活下来，熬成了节妇。
关于节妇的寡居生活状况，墓碑文的描述很多，主旨无外乎“苦节”二字。
“苦节”的重点自然在“节”，所以墓碑文不乏大量的道德铺陈。
有的篇章为了凸显节妇的坚贞，甚至不惜把她们写成是不以为苦反而似乎还的。
事实上，丧夫的痛楚、逼婚的威胁、经济的困窘、立孤的艰难，是大多数节妇普遍要面临的人生难题。
比如，来自于母家或婆家的逼婚威胁很大。
为了表示守志不二的决心，节妇们常常断发剺面、毁容自残。
有的据说是把丈夫的棺柩放到寝室内晨夕供奉，而有的干脆在墓旁结庐而居。
这些在如今看来略显夸张的行为方式，却确实反映了节妇们那时的弱势。
节妇，作为正统观念里的道德模范，却并不意味者她们就会在浮世人情中获得同等尊重与保护。
而她们能拿来抵抗再嫁命运的武器不过自我栽害和毁灭而己。
拒嫁之外，节妇还要保儿抚孤，这将是一个更加漫长和艰辛的过程。
这也往往就是节妇的人生主题，她们活着的全部寄托无非在于延续那一丝微弱的香火。
《明旌表节妇从祖母徐氏墓志铭》，节妇徐氏十九岁嫁钱顺理，嫁不足一年而顺理卒。
顺理无子，徐氏于是矢志守节，欲为亡夫立嗣。
十四年后，其夫兄生中子世显，过继给徐氏。
十几年后，世显又夭，“复抱其子谦贞”。
谦贞终得成立。
徐氏守节五十年而卒，五十年间为夫立嗣，子而复孙，辛苦遭逢。
大部分的节妇正如徐氏一般，她们用一生的悲苦换来了弱孤长成，宗祀永延。
再者，一般所称“苦节”主要指向的含义是绝欲少欢，即节妇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弃绝人世的一切欲念和欢乐，严守礼仪，笃意贞节。
这被看成是节妇最理想的孀居状态，受到热烈称颂。
“毁容孀居，趾不踰序，声不彻帷，终其身不茹荤，不服玑翠，而萧然如比丘尼”;王节妇夫死而“净洗铅华，长斋佛前”;吴节妇“非冬夏更衣则不解带，凡五十余年”。
除了这种以生为死的，还有视死如归的。
据墓志的描述，很多节妇即使生了病也不治疗，在她们看来，能够尽快死去见到久违的丈夫，那将是最大的幸事。
宋节妇病重，“家人延诸医诊脉、进药，皆不受”;张节妇病危，“二子忧惧，请延医视之，孺人曰：‘吾恨不及为汝父荐棺，视若曹以至于今，亡亦晚矣。
岂其手尚可使人脉乎?’二子又请命工像之，孺人曰：‘吾幽居五十年，虽至亲不面，奈何面画工，且遗其像面后人乎?” 至于朝廷的旌表行为，对于节妇本身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丝毫的欢愉，反而重新唤起满腹心酸。
正所谓：荣耀归族，心酸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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