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中,为什么东晋只有八万人参战?
【千问解读】
说到淝水之战其实这场战役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了，在历史上也是有着决定性的一场战役，但是如果有仔细阅读过这场战役的小伙伴是知道的，这场战役东晋作为主角方，竟然只出了八万的兵力参加战斗，小编想问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下面就着这个问题一起来揭秘看看吧!
首先，东晋不是以一国之力迎战前秦，顶多只是半国之力。
要说清这个问题，非得对东晋政治格局有一番了解不可。
自东晋开国后，内部长期动荡不安，形成两个军政中心，一个是长江上游的荆州(西部)，一个是下游的扬州(东部)，东晋帝国广阔的西部实际上一直处于军阀的控制之下，朝廷能控制的，只不过是东部几个州而已。
在东晋历史上，一而再地出现地方军阀威逼中央朝廷的现象。
自三国以来，由于荆州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作为帝国在西部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谁主政荆州，谁就手握重兵。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权力最弱的朝代，这种政治惯性之下，对地方军阀没有很强的控制力。
在淝水之战前，曾爆发过王敦之乱，苏峻、祖约之乱，后来又出现桓温，要不是他死得早，东晋可能就被他篡权了。
桓温死后，他的弟弟桓冲不似哥哥那般飞扬跋扈，无意染指朝政，积极改善与朝廷重臣谢安的关系。
由于桓冲谦冲，谢安持重，东晋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当时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
表面上看，谢安挂了五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看起来似乎实力不弱，实则不然。
除了扬州之外，他都督的豫、徐、兖、青四州，多半被前秦占领，有名而无实。
当苻坚以百万之众大举南侵，谢安派出八万人马迎战。
这八万人，不是整个晋国的兵力，而只是朝廷所能动用的东部诸州的兵力，不包括桓冲控制下的西部诸州。
因此，我说晋国不是以举国之力迎战前秦，甚至连半国之力都没有，只是以东部几个州迎战。
那么西部的桓冲有多少兵力呢?比朝廷要雄厚得多!在淝水之战前夕，桓冲曾以十万之众进攻前秦控制的襄阳，可见他的兵力之多，要远远超过朝廷。
桓冲控制下的部队，朝廷根本是无法染指的。
苻坚大举南侵，目标是东晋首都建康，这是属于朝廷的势力范围。
当时桓冲提出要派三千人入援建康，谢安婉言拒绝了。
说实话，三千人真是杯水车薪，能顶个屁用。
桓冲首先考虑的保卫荆州，面对前秦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他也不敢派出更多的军队交给朝廷。
对此，谢安回复桓冲说：“朝廷已有应急方案，士兵武器都不缺，这支部队应留在西部以防备敌人入侵。
”三千人意义不大，干脆不要了。
因此，最终迎战苻坚的，只有八万人。
其次，兵贵精不贵多，与其拼凑几十万乌合之众，不如用好“北府军”这把尖刀。
如果谢安非要临时征兵几十万迎战，当然不是不可能。
但临时征兵有几个问题：第一，军队毫无战斗力，有时还能添乱;第二，引发社会动荡。
后来东晋权臣司马元显为扩充自己的力量而大举征兵，诱发了孙恩起义，这便是一例。
东晋的这八万人马，是以“北府军”为核心。
谢安是比较有危机意识的，在八年前，他就十分担心前秦入侵，于是大力加强国防，打造一支强大的武装，这就是以谢玄为首的北府军。
北府军组建后，多次参加对前秦的战争，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屡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东晋抵御外来侵略之重器。
我们复盘淝水之战，会发现前秦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人太多!乌合之众太多!淝水之战是个奇迹，因为前秦军队并不是被东晋击败的，而是自己乱掉的。
有人一喊“秦军败矣”，整个前秦阵营大乱，最后无法控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被招募入伍的乌合之众添乱。
为了一战平定江南，苻坚采取每十丁征一兵的原则，其中良家子弟凡二十岁以下且有材勇者，皆授羽林郎。
当时良家子弟前来报名参军的有三万余人，还都自带马匹，组成一支青年羽林军。
苻坚的弟弟苻融告诫说：“少年羽林军那些个良家子弟都是富二代，不习兵事，只会拍马屁罢了。
陛下要是轻信这些人，恐怕后患无穷，到时追悔莫及。
”
在淝水之战前，前秦军队横扫天下，军纪严明，令行禁止，怎么可能发生骚动与混乱呢?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引发骚动与混乱的，必定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
在此之前，前秦的常备军大约在30万左右，突然扩充到百万，也就是三个兵里，有两个是新兵。
大家想想，一旦新兵出现混乱，如何制止得住呢?
因此，我认为谢安宁可坚持以八万精兵迎战，而不刻意地拼凑更多的乌合之众，是完全正确的。
其三，前秦军虽号称百万，在淝水战场实际上是三十万，有经验的老兵更少。
在淝水之战前一年，苻坚的计划是动员九十七万兵力。
后来南侵时，具体的数量是步兵六十几万，骑兵二十七万，所有兵力大约九十万，称百万雄师也不算过分。
但这些军队并不是同时投入战场的，前锋兵团三十万人抵达前线时，较偏远的地区的凉州兵团、幽州兵团、冀州兵团、蜀汉兵团等尚在昼夜兼程赶路。
从人数对比看，东晋八万人马，比起前秦三十万人马，也是很悬殊的。
但是正如我前面分析的，前秦军队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毫无战斗力的新兵蛋子，以此推算，秦军前锋的三十万人，大约只有十万人比较有战斗力，这样一比，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比如淝水之战的开幕战洛涧之战，当时刘牢之率五千北府军，大破五万秦军，秦军死一万五千人。
按理说，秦军实力不应该如此不济，要知道前秦曾以六万之众，击破三十万燕军，灭掉前燕，实力不是吹出来的。
后来前秦又消灭仇池、前凉、代，完全统一北方，武力之盛可见一斑。
五万秦军打不过五千北府军，只有一个解释，这支秦军主要是新兵。
了解以上事实后，就可以知道，所谓以八万对百万实际上是不存在，双方悬殊虽然很大，但并非很多人想象的一比十二的差距。
淝水之战，东晋没有必胜之局，我想谢安能想到的最好结果，可能就是阻止住敌人进攻罢了。
此战之所以改写历史，不能不说有些运气的成分。
人品能力俱佳的旧大臣为什么救不了旧中国？
他们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都几乎属于完美之人。
就拿林则徐来说，品行为海内外钦敬。
当时跟他打交道的一个外国对手都承认，林则徐与同时代的官吏很不一样，“他似乎完全没有徇私舞弊的积习”。
网络配图 然而，这样一个完美的士大夫，为何没有挽救国家命运？ 关于林则徐，史学家蒋廷黻有句着名评价：“他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论，林则徐无可挑剔。
他一不贪财，二不好色，对国家对君主赤胆忠心。
但是，他归根结底属于“旧大臣”。
中英战败失败后重新被朝廷用的林则徐，充当的是一个灭火队员作用，在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他干的事主要是，扶贫救灾和平息群体事件。
终其任期，他既没有公开承认中西差距，也未曾倡导改革。
什么是旧大臣？什么是新士大夫？我们可以展开林则徐的身后事继续诠释。
林则徐死在镇压的路上。
但是，在他之后，自有后来人。
、左宗棠这些以平息太平之乱起家的人，都可以视为林则徐的衣钵传人。
尤其是左宗棠，早在其籍籍无名时，就得到林则徐的器重。
林则徐临终前，还不忘向朝廷写举荐信，大力推荐这位得意后生。
所以，左宗棠至少在精神层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林则徐接班人。
那么这位接班人，是怎样挽救国家命运的呢？与号称“大清中兴之臣”的曾国藩一样，左宗棠对于奄奄一息的满清政权而言，也实可谓“大救星”。
及太平天国的出现，本来将要缩短满清政权的寿命，而曾国藩左宗棠们的出现，至少又让这个政权苟延了半个世纪。
尤其是左宗棠，不仅在平息太平天国方面屡立奇功，而且还在新疆保卫战时，破天荒地取得了对沙俄代理人的完胜，可以说，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中国新疆。
从这点上说，左宗棠没有让先师林则徐失望，没有让俄国将中国的西北疆全部吞噬。
然而，“中兴之臣”还是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毕竟清廷“大势已去”。
而左宗棠终究没有彻底做到“挽狂澜于既倒”。
鸦片战争之后有甲午战争，洪秀全之后有孙中山，大清的“中兴”，其实质是“勉强支撑”，终究难免一死。
网络配图 为什么林则徐及其接班人，只能延缓清政府的死亡、而无法真正振兴大清？ 不妨从左宗棠的眼力上寻找答案。
在晚清行将就木时刻，左宗棠与并行的“湘帅”曾国藩给出的“救国之道”同出一辙——认为治理天下的办法，在于如何运用孔孟的“王道”（指儒家的）和法家的“霸道”（指法家的刑狱杀罚一套暴力镇压工具）。
提出盛世用“王道”，乱世用“霸道”，平时互为参用。
可见，所谓“救国之道”还是没有脱离荀子思想——“将儒法二家的统治思想加以结合”范畴。
左宗棠在镇压起义时，与曾国藩一样，喜欢大开杀戒，甚至达到滥杀地步。
就是出于信奉“乱世用重典”。
在对外关系上，他们主张凡事以“”应对，显然，这也是老调重弹，无外乎儒家“怀柔远人”春秋大梦。
正如林则徐的禁烟不能阻止大清王朝颓废一样，左宗棠曾国藩的“救国之道”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灭亡。
一切跳不出中国旧文化旧制度的理论，都不可能让中国出现质变。
19世纪末叶，中外有识之士早已经看出，中国旧制度旧文化已到穷途末路。
也许是旁观者清，日本在这方面夫看得更准更时刻，日本学者在《世界国尽》一书中，对林则徐左宗棠迷信的“孔孟之道”不能“再造辉煌”的内因进行了犀利剖析。
“清国的历史自陶虞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4000年，过去以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远播。
可是因不肯引进现代文明，风俗渐衰，德智渐颓，他们还犹如井底之蛙，以为自己样样比他国行。
真是可悲。
” 就在左宗棠们为中国旧文化旧制度披上新大衣时，日本那边同样面临西方冲击。
1840年的中英战争爆发虽与日本无关，但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震动很大，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面对西方侵略东方，当时普遍存在焦虑心态。
武士教师吉田松阴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对中英战争的结果，他作出了自己总结：“满清为夷所侵，，无足论者也，卒之山金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
盖由纲纪废驰，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尔”的结论。
网络配图 他认为，清国之所以败于英国，是因为内部政治腐败、民族一盘散沙，不在洋务而在内务。
他认为国家兴亡之道关键是内政不是外交，是治民不是治夷。
“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
只有内修国政，才是不虑外敌的根本之策。
吉田断言，如果日本不吸取中国教训，也必然会被西方肢解。
1853年1月，培理率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海湾，要求与日本通商。
与左宗棠不同，在日本临近被西方征服的危机时刻，吉田松阴摒弃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旧瓶装新酒，促使日本文明实质转型。
他创办“松下村塾”，招揽了大批武士后生精英。
他们不排斥西方文化，主张尊王而不攘夷。
以洋为师，推动日本主动学习西洋政治与学术原理。
这些人无疑属于东方世界的新士大夫，中国的旧大臣与之相比，恍如隔世。
1859年，为了推动日本改革内政、对外开放，吉田策划刺杀幕府重臣、保守派头子间部诠胜，结果事情泄露，被幕府处极刑，死时年仅29岁。
吉田松阴牺牲后，他的学生、井上馨等人继承遗志、继续倒幕运动，直至开启日本历史翻天覆地的一页——。
历史后来的发展，也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判断，而“湘帅”们的理论却被历史无情的淘汰。
吉田松阴能救日本，林则徐左宗棠却救不了中国，皆因“内质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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