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弩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甚至只会用弩而不会用弓
【千问解读】
轮到殿帅林广时，林广说皇上别难为我，真射不了。
宋神宗不解，问为?林广说：我是弩手出身…… 在宋神宗，乃至现代人看来，弓、弩本是同类兵器，但在“本出弩手”的武人林广心中弓、弩天差地别。
这就很值得推敲一下了。
《武备志》记载“中国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汉唐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
唯弩之用为最”。
在宋以前，弓手弩手并不分野，不论是武举考核还是实际编制，弩手都不是专职射箭的单位，而是多功能战士。
弩手不但弓弩并习，而且随身携带双手握持的武器，“将刀棒自随”。
甚至，当敌人骑兵冲至二十步时，“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
古人说的“一步”是两只脚一前一后各走一步(两跨为一步)。
大约是1.5米一步。
也就是说，敌人进入三十米这个距离，这些弩手就要发起反冲锋。
这和后世线式战术时代，排枪过后战列步兵们发起反冲锋的距离差不多。
而宋代弩手则更偏向专职。
时，尹洙批评弩手“更不学枪刀，虽各带剑一口，即元不系教习”，一旦短兵相接，只能“束手就害”。
而且，如之前文章所说，宋代之前的弩兵虽然重视白刃战，甚至要参与冲锋，但在军队里的分量并不算太重要。
这在《大唐卫公兵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李靖的设想中，2万人的大军中取“战兵”1.4万人，弩手40 队，计2000人。
弩手在“战兵”中的比例仅占到百分之十四多一点。
具体到每一军，弩兵的比例甚至要更低一些，如中军4000人中弩手只有400人，加上400弓手也就800人，而中军的骑兵高达1000人。
再加500“跳荡手”和500奇兵，就构成中军四千人中的两千八百“战兵”。
而一直到盛唐，在整个关中地带，大唐的核心经济区内，李靖的构想都得到了贯彻。
在前的几次重要会战中，都是骑兵和步兵白刃战解决战斗。
比如征突骑施，就是利用骑兵获胜。
接战时，苏定方命令步卒在原野列枪阵，自己率领骑兵在北原列阵。
敌人冲击苏定方的步兵方阵，连续三次都冲不破。
这时苏定方亲率骑兵发起冲击，对手迅速溃败，被苏定方追逐了三十里地，杀伤数万人马。
在这场会战中，不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不会把胜利或者失败的原因归到己方弓弩够不够强力上。
然而在宋代则不然。
赢了，那是上天保佑皇上万岁，输了就是硬弩没有充分发挥威力。
事后的追责和改进方向都绕到如何让弩更强，发射阵地更稳固的思路上来。
比如公元986年的君子馆之役，宋军战后的胜负总结就是“会天大寒，我师不能毂弓弩”，所以失败。
而成功的经验则是征讨李继迁，军中“多设强弩，及遇贼布阵，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
矢才一发，贼皆散走。
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激战三天，大破金兵。
另外，在初年，金军进攻四川，刘子羽提醒金州(今陕西安康)守将王彦要在军中多备弩手。
但王彦喜用短兵决战，未能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很快就被金军击败。
总之，不论这些战斗或攻或守，或胜或败，决策者最后都将胜负关键归结于强弩的使用与否。
这和唐代步兵坚守、骑兵决胜的战术思想有根本区别。
但宋初军队中装备的黑漆、黄桦、跳蹬、木弩等大都沿袭前代旧制，其性能与唐弩并无很大差别。
大宋名片——神臂弓要到宋神宗时代才出现。
可见从装备本身是找不到这种远程武器依赖依赖症的线索的。
所以还是要把目光回到晚唐和五代。
假如李靖再世，在残唐五代的环境下，他还能靠骑兵和重步兵打遍天下吗?恐怕不一定。
比如想要复刻灭东的阴山之战，至少一万精锐的骑兵总得有。
退一步，像李世民打的战斗，不但要求己方有强力的骑兵，步兵也得非常坚韧，扛得住对手正面压上来的压力才行。
可安史之乱后到五代，中原政权的部队既缺乏强力的骑兵，步兵也不够坚韧。
说到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气候的因素。
中国两千年来温度变化有明显的三个温暖期和三个寒冷期。
唐末五代就是第二个寒冷期。
当时从气候条件来说，是整体农业是偏丰阶段中，出现了偏欠的时段。
这个寒冷期一直延续到到宋初，表现为北方降雨线南移，畜牧区扩大，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边界南移至39.24°N～32.3°N。
在地缘政治上，西北地区的优良产马地逐渐为吐蕃蚕食;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又将拱手送与契丹;之后，契丹曾短期内占领了中原，在北归时掠走了数万匹战马;宋初，党项又夺取了西北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等地。
也就是说，即使李靖再世，他面对的就是农耕区缩小，产马地丧失的状况。
这就导致己方没有足量骑兵，即使有坚强步兵也独木难支的现实。
那依赖远程武器，据城自守，或者寄希望于打对手一个埋伏就成了无奈的选择。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契丹大举南下进攻幽州，总兵力达三十余万。
后唐大将李存审对战局十分悲观。
他说，平原交战，在契丹人数万骑兵的冲击下，我没有任何把握守住阵地，怕是要呀。
这时大将阎宝说：我们可以用强弓硬弩打他个埋伏。
当时参会的所有的将领都同意这个做法。
于是后唐在幽州城下“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
这一次战斗和唐代的几次弩手作战的不同之处在于，证明了用弩阻拦大规模骑兵冲锋是有可能的。
还有我们熟悉的，在陈家谷战役前，曾请求主将潘美在谷口多设劲弩，待他败回时一定要“以步兵强弩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
这语气和李存审当年面对契丹骑兵时。
可见，这种把战斗胜负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弩手埋伏战的思路，是五代的战场环境所决定的。
到了两宋，骑兵不振，因此不得面对以步制骑的军事难题。
所以五代以弩取胜的“新近经验”被直接效仿，最后成为思维惯性，甚至产生路径依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随机文章杂技高空钢丝表演惊呆路人，18岁小伙掉下钢丝当场摔死土耳其现木乃伊引争议，到底是猫还是史前神秘生物小行星带最大的小行星灶神星，直径525公里曾被两次撞击揭秘越战老兵不敢说的秘密，越南女兵不穿内衣战场用美人计宙斯为何忌惮哈迪斯，聪明的宙斯维持长久统治的套路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去世的陈国公主，为什么戴着黄金面具与舅舅合葬？
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有一件堪称镇所之宝的重器：辽代的黄金面具。
这样一件为主人量身定制的黄金面具究竟具有怎样的功能，它的背后还藏有怎样的历史信息?解答这些谜题，还要从黄金面具被人发现的时刻说起。
陈国公主黄金面具 长20.5厘米、宽17.2厘米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该面具采用捶揲工艺制作而成，长20.5厘米、宽17.2厘米，和一位成年人的脸庞大小相当。
面具耳朵部位的纹路清晰可见，面部圆润，眼睛双睁，嘴唇微抿，刻画了一位契丹民族女性的容貌。
神秘的青砖 掀开千年辽代古墓的面纱 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刚刚担任奈曼旗王府博物馆馆长的敖秉权接到斯布格图村村民的报告，在当地一个蓄水坝的施工现场，推土机推出了几块年代久远的青砖。
后经考古人员的勘察，确定这是一座辽代的古墓。
这座墓葬的规格，也是王侯级别的。
根据出土的《故陈国公主墓志铭》，工作人员惊奇地发现，原来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座、从未被盗的辽代皇族墓。
墓主人是的孙女，陈国公主耶律氏，与她合葬的则是他的丈夫，同时也是他的舅舅，驸马都尉萧绍矩。
打开墓室，眼前的一幕震惊了考古工作者，两具带着金面具的尸体躺在官床上，墓室里堆满了宝物。
尸体用银丝包裹，头上顶着鎏金的银冠，脸上戴着黄金面具。
合葬墓中的两具古尸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发掘，合葬墓随葬品共3227件，有许多制品是用金、银、玉石以及玛瑙、琥珀、珍珠等贵重材料制作而成。
神秘的墓主人 与舅舅联姻的陈国公主 根据发现的墓志铭记载，墓主人是陈国公主，她是辽景宗和著名的萧的孙女。
而躺在公主身边的人，是她的驸马萧绍矩。
墓志碑 据文博专家介绍，根据墓中出土的《故陈国公主墓志铭》记载，这位年纪轻轻的公主竟数次荣获封号，初封为，又进封越国公主，后又追封为“陈国公主”。
在16岁的时候，她嫁给了年长自己十余岁的舅舅萧绍矩。
墓志中关于驸马的介绍非常少，但查阅《》得以发现，驸马都尉萧绍矩，乃辽仁德皇后之兄，为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萧绍矩不仅是辽代的贵族，竟还是陈国公主的舅舅。
据专家介绍，辽朝的皇族一般为耶律氏、后族为萧氏，两大家族为了将政治权力牢牢地握在手中，便盛行这种近亲联姻的方式。
这场盛大的契丹贵族联姻，于千年前在北方草原盛大举行。
但是，这场令人瞩目的婚姻只持续了两年。
1018年，36岁的驸马与刚满18岁的花季公主先后因病过世。
至于公主为何会突然病逝，究竟是身患何病去世，这些都还是谜团。
马背民族奇特的丧葬习俗 在这三千多件器物中，公主与驸马脸上覆盖的黄金面具最为神秘。
他们为什么要脸覆金面具，面具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解答这些疑问还要从契丹人早期的丧葬习俗说起。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打鱼狩猎。
他们的衣食住行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人们对自然产生敬畏，因此产生了契丹人独特的丧葬习俗——树葬。
树葬指的是人死后并不马上埋葬，而是将尸体放在树上，任自然风化，等尸体风干后把尸骨重新捡起来埋葬。
在殓葬后，人们要定期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对停放在外侧的尸体的美化和粉饰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发现的金属面具、银丝网络等，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把尸体笼络住，让尸体变得更威严，而不会因为停尸时间过长导致尸体腐烂，影响主人生前的形象。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黄金面具与银丝网络不仅是最完整的，也是等级最高的。
出土的錾花银靴 出土的金冠 不过，在陈国公主墓中，我们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场景。
墓室、尸床、黄金面具等奢华的陪葬品并不像史书中所记载的树葬的葬俗。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契丹建国之后，随着契丹的铁蹄踏进中原大地，中原文化受到契丹人的关注，他们开始将本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丧葬习俗也逐渐融合了中原的元素。
除了单纯的树葬之外，还产生了停尸，墓室尸床等丧葬程序。
也正因如此，今天的我们才得以一睹契丹公主的奢华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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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一个咫尺天涯却永远痛失的出海口——毛口崴
消息传回中国，一时之间使得正因上列强对华态度不公而失望愤慨的国人，感到十分雀跃，对苏俄好感顿时大增。
而当时新生的苏俄政权，仍未巩固好自己的势力，对内，与白军旧政府的内战仍方兴未艾;对外，则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与进逼的波兰军队作战，以阻止其夺回遭瓜分的故土;同时协约国军队也以支持白军、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为由，自1918年起派兵进入西伯利亚，大战落幕后仍未悉数撤离，形成在远东的威胁。
在此的形势下，苏俄急于打破国际的围堵，同时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因此向中国示好，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不过当时的中国仍属协约国阵营，与欧美各国俱不承认苏俄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苏俄的提议并未多加理睬。
等到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的大部分内容，但已改变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提法，改为谈判处理，对于其余领土亦非无条件归还。
此时的苏俄已逐渐站稳脚根，与波兰的战事大致结束，西伯利亚地区的白军亦逐个遭肃清，1920年4月苏俄还在此成立了远东共和国，并得到日本的承认。
欧美各国亦纷纷开始与苏俄接触，转变了苏俄的国际孤儿处境，因此苏俄对华态度也就不再那么慷慨。
有鉴于此，中国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与苏俄谈判建交的事宜。
等到1921年，中华早先收复的外蒙古又先后遭白军与苏俄占领后，北京政府便背负更沉重的压力，急着缓和中苏关系，尽可能地收回失陷领土与权利。
而在中苏准备进行谈判之际，中国各界以为从前被迫割让的领土有了回归的曙光，因此络绎呈请中央，希望与苏俄交涉相关事宜。
其中最被关注的地区，就是图们江流域的毛口崴，又称为摩阔崴，帝俄取得此处后则命名为波谢特，今日则叫哈桑斯基。
毛口崴邻近吉林省珲春，假如可取回的话，中国将在东北重新拥有完整出海口，在日本海建立商业甚至军事势力。
此处的重要性早被威逼清朝签订《瑷珲条约》的俄国总督穆拉维约夫所注意，他曾在1859年7月的家书内写道“人固不愿占领更多之地，但此为必须者：在波谢特湾，有一优越之海口。
与中国一有隙裂，英必占领无疑……自波谢特湾至帕伏洛尼海角之整个海岸线，约有二百俄里，其间有无数优良海峡及港口，深为海军国家所垂涎，然此区为中国所有，将尽为英国所占，况1855年之间，英国曾进窥此处，书之于册，甚至公布其地图。
”因此，为了扩张领土与防堵英国，俄国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将原先《瑷珲条约》内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又全数夺走，彻底封死中国在日本海的出海口，并在毛口崴附近的海参崴建立了新城市，也就是今日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义为“东方征服者”。
稍后在1868年签订《中俄珲春界约》时，清朝才争回有限的图们江口出入权。
由于海参崴是俄国在远东的重要军港，因此中国没敢奢望收回，故转而考虑收回毛口崴的可能性。
当时吉林省延吉、珲春、和龙等县的商会与教育会，都推派代表向地方与中央呈请此事，地方官员也提议“我国在吉江方面并无正当海口，毛口崴口岸应相机设法收回”。
1921年8月8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遂向总统府咨文： “窃查我国数十年来国土日蹙，海权尽失，动受人制，良可哀也，远且勿论，即在吉言吉……中俄续约俄人又取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以故海口全无，咽喉被扼，交通塞而商业即无由振兴。
欧战以还，俄乱突发未已，值此中俄商约尚未成立，设法争回，机不可失。
惟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俄国已设东海滨省，面积既广，又与各国有关，徒以口舌之争恐难奏效，况海参崴又为各国注目之点，尤难挽回。
兹先退一步想，拟将珲春迤东之毛口崴海口先行争回，以便商船出入，不致永久……查毛口崴系大彼得而湾(今湾)内之一小海湾，俄国盛时，曾驻海陆军于此，我如争回，商船军舰均可自由出入，直与朝鲜之清津口岸对峙争衡，而国防上尤增无数便利……趁此时机，按据历史地理争此弹丸之地，当可冀就我范围”。
不久之后吉林省长孙烈臣亦兹请中央类似的内容。
早前几天，张作霖甚至还另提议过：“查政府对赤宗旨，最要者在收回从前已失之权利及主权，故中东路拟收归国有，凡俄人因建筑所费之资本，自政府发行债券，以偿还之。
黑龙江左岸之六十四屯，及伯利(今哈巴罗夫斯克)对岸之三角洲等，为前俄政府所侵占者，亦拟乘机收回。
至中国人民因俄国政变所受间接直接之损失，亦要求相当之赔偿”，希冀连同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等失土一并争回，甚至向苏俄索讨其内战时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赔偿。
等到中苏开始谈判后，张作霖又再度于12月咨请中央争回毛口崴一事，“近查报载，满洲里中俄已开会议，伏请转达我代表于会订商约时，务将故土争回。
事关海防暨领土主权及商业上甚大，时机不再，万恳坚持，国家幸甚等情”。
此外，当时东北良港为日本控制旅顺、大连后所成立的关东州，其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东北的对外经济。
1922年3月总统府亦交付国务院商讨振兴东北与收回毛口崴的事项： “查满州大豆小麦两项，近年输往欧洲者各有三十万吨之多，为大连发展计，宜将货物如何麕集，如何散布，设备完善，研究疏通海运各节，欲吸收我东三省农产运输之利全归于大连，我似宜亟筹抵制之法。
查营口为通商大埠，直达沪广，似可为通欧洲输运航路之要点……营口航业如何振兴，能否分大连运输之利，归之营埠，更如何使输往欧洲较大连为便利。
总之，东人政策重在发达大连，我国政策必湏注重营口。
又吉林民人前有呈请索还俄摩阔崴等口之案，如能实行，则我东三省货农各品又多一出海之口。
” 只是，处于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苏俄尚且不肯无条件交还，更何况是已统治数十年之久的黑龙江以北与毛口崴等地?再加上名义上仍属我国的外蒙古，当时也正被苏俄占领，因此如何讨回外蒙古与中东铁路，才是北京政府得头痛的优先要事，其余失土失权只能暂且不表。
而且苏俄又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其他地方军阀接触，这也令北京政府感到莫大压力。
最后在中苏双方几度来回折冲之下，才于1924年5月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
苏联在协议中允许中国赎回中东铁路、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主权，并允诺在日后商议苏联退出外蒙古的办法。
但1924年11月外蒙古在苏联鼓动下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中苏关系因此又陷入低潮，其余利权更难争回。
尽管迟至1925年，仍有吉林珲春的教育会呈请“毛口崴一带为吉林东南之咽喉，军事商业上之要地，亟应乘中俄订立商约拟会，援据事理先为争回，以开海疆门户，而免运输受制外人，俾我大好山河回复版图”，但终究于事无补。
中国所拥有的，依然是不完整的图们江出海权。
然而当1938年爆发、苏联与日本短暂交战后，日本为了防堵苏联而封锁图们江，导致中国仅剩的出海权也遭剥夺。
对日胜利后，国民政府忙着打内战，也无暇恢复这权利。
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也因初时与苏联亲善、接着中苏交恶，导致长期双方于边境上互相对峙，更无法论及东北出海口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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