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小国来犯,明朝抓住它一顿胖揍,揍完把领土借给它300年

不过,葡萄牙的中国之行似乎不是那么顺利。
正德十六年(1521年),水师在广
【千问解读】
不过,葡萄牙的中国之行似乎不是那么顺利。
正德十六年(1521年),水师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的指挥下,几乎全歼盘踞在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仅余少量人逃回马六甲。
次年,葡萄牙国王派遣训练有素的远征军三百余人,分乘五艘巨舰前来报复。
他们在新会西草湾遭遇明军,明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仍然。
葡萄牙见在广东打不开局面,转而北上进犯福建、浙江,但同样没有任何收获。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经过精心准备,,大规模进犯福建漳州,不过,结果仍然很悲催,竟然再次被明朝小小的海道副使击溃。
但是,在战局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明政府竟于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门租借给了葡萄牙。
明政府为何要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因为葡萄牙贿赂了地方官,或是明政府看重了中西商业利益,抑或是葡萄牙后来的谦恭感动了一向标榜“怀柔”的天朝上国? 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实际上,这是明政府在新形势下主动做出的战略调整。
通过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明政府希望葡萄牙成为其维护南部海疆稳定的重要依靠力量。
明朝后期,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猖獗,令地府很无奈。
不过,受利益和自身实力的影响,地方政府不愿冒过大的风险,也不想付太大的代价,所以一直没有给海盗以有力的打击。
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打击海盗的决心,但无奈路途遥远,鞭长莫及。
而葡萄牙人本身所具有的勇敢、执著精神,以及刻意表现出的恭顺、谦卑态度,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和思考。
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秘密的合作计划—共同打击海盗。
对此,葡萄牙自然是求之不得,乐意效劳,以通过建立“功勋”来获取利益。
嘉靖二十七年,中葡联军进攻海盗林剪的老巢—双屿,彻底剿灭了这个令明政府伤透脑筋的海盗集团。
葡萄牙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获得了好处,明政府于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门租给葡萄牙。
这种实惠令葡萄牙倍受鼓舞。
嘉靖四十三年,粤东柘林兵变,叛兵包围了广州。
总兵官立即派人通知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军队,葡萄牙迅速出兵,联合明军很快就将叛军镇压了下去。
事后,两广总督还向葡萄牙人颁发了奖状。
此后,中葡之间的国际化合作保持了下去,一直到年间,两广总督还曾联络过葡萄牙夹击海盗。
这当然有利于海疆的稳定。
另外,把澳门租于葡萄牙,不但可以将澳门建成保卫广州的外围防线,还能以澳门为基地对外进行“防守反击”,联合出海打击其他敌对势力。
明朝后期,除本土海盗外,在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大批的日本浪人,这些浪人与北边的蒙古构成了令明朝头痛不已的“南倭北虏”问题。
后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国有组织的殖民扩张更是中国未曾遇到的新现象。
明政府担心东西、新旧两股外来势力会合起来,会给国防造成巨大的压力。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因为当时的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已有了不少的勾结,特别是在葡萄牙人中竟然兴起了蓄养倭寇的风气,他们竞相招募大批来自日本的亡命之徒。
这对中国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威胁。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冈上疏朝廷建议租借澳门给葡萄牙,也正是以“葡倭勾结”的可怕后果说服朝廷的,正如他所说的,“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
明廷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驱倭留夷(葡萄牙)”,将澳门租于葡萄牙。
如此一来,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海盗的勾结就走到了尽头。
这不,就在当年,张鸣冈即命令葡萄牙全面驱逐日本人,还派海道副使俞安性负责监督执行。
为了将驱倭事业进行到底,中葡还刻碑立誓,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禁蓄养倭奴”。
与此同时,针对西方殖民势力,明政府采取了“以夷(葡萄牙)制夷(其他殖家)”的策略。
为了防止西方殖民者联合起来侵扰中国,更为了加深西方各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明政府除了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外,还对西洋商船征收两种不同标准的关税(葡萄牙只有其他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
西方各殖民国本来就有矛盾,经明政府这么一“挑拨”,矛盾就更深了,竞争也更激烈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制约关系,有利于东南海疆的稳定。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明政府与葡萄牙形成了一种公开的“条约关系”。
明政府为此也尽到了一定的义务。
比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为争夺澳门权益发生战争,葡萄牙马上向明政府求援,广东地方政府立即派遣水师增援。
虽然最终并没有真正参战,但确实展现了两国间另类的同盟关系。
此外,明政府对荷兰侵占台湾、澎湖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天年间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将荷兰人击溃于厦门,后又逐出澎湖。
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明政府对葡萄牙的态度。
明政府的海疆维稳政策,以较小的代价,既打击了国内海盗的嚣张气焰,又避免了西方各国的联合侵犯,还保持了东南海疆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真可谓一箭三雕!这种借力式的国际化维稳,体现了明政府的维稳新思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但无论如何,国力强大才能真正保证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维稳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发展实力才是硬道理。
那些租借出去的领土,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终究会一个一个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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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是如何崛起的呢?为什么最后却成了小国呢?
然而郑国却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从诸侯小霸主的地位迅速滑落,最终沦为了末流小国。
西周末期,,天子式微,各封地君主势力逐渐强大,造成诸侯割据,大一统几千年的天下开始分离,强大的王侯挟天子以令诸侯,增强自己的势力。
郑国在春秋时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并非之一,到在历史评价中,郑国应该是早于春秋五霸主之前的最大一个霸主。
在“五霸”出现之前,周朝天子东迁,郑国几仁国君不断,到郑庄公时期,郑国已经成为春秋最大的霸主。
郑庄公之后,郑国君主几经波澜,几次差点易主,之后郑国日渐衰败,开始退出春秋霸主的地位。
在这之前,郑国初期一直是春秋时期最大的霸主,即便是周朝天子对其也颇为忌惮,郑国初期经历了诸子夺位,所以式微,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郑庄公时期是郑国巅峰,自郑庄公之后郑国开始衰落。
据史料记载,郑庄公非常宠爱其子,所以导致他的其他儿子并没有畏惧郑庄公的权威,在郑庄公死后上演了诸子夺位的历史大戏。
继任郑国国君后,本该顺应分封制继任为卿大夫的儿子突不满郑昭公的政权,在权臣祭仲的帮助下,公子突推翻郑昭公的政权,在郑昭公逃亡到之后,突继任郑国国君,名号郑历公。
不过这其中存在很多问题,导致突并没有继任很久的郑国国君。
权臣祭仲,本是顺应郑庄公份遗诏,立郑昭公为新任国君,但是在公子突的岳父雍纠的逼迫下,祭仲不得已帮助突将郑昭公赶下君主之位。
祭仲本就去权臣,在郑国势力非常之大,再加上郑历公又是在祭仲的扶持下上的位,所以当时郑国的政权大部分都被祭仲掌握在手中。
而相反的是,突既然有意成为郑国国君,那么必然不是平庸之辈,怎会甘愿屈于祭仲之下,所以一直在谋划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于是伙同其岳父雍纠密谋杀死祭仲,然而祭仲权势滔天,整个郑国都是其势力,所以事情败露。
突是明面上的郑国国君,祭仲自然不敢杀他,于是杀死雍纠,这样一来,郑历公与祭仲之间更是水火不容,祭仲迫于公子突的国君身份无法杀死郑历公,郑历公也迫于祭仲的权势无法杀死祭仲,但是二人又皆盼对方身死。
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想下,为了防止日后郑历公势力盖过自己,祭仲决定将郑昭公迎回取代郑历公。
郑昭公重新夺得郑国君主之位后,对于将自己拉下有捧上郑国国君之位的祭仲,自然不会有什么感激之情,即便最后祭仲帮助郑昭公取回君主之位,也早以心生芥蒂。
祭仲能成为郑国最大的权臣,自然也不会蠢到郑昭公会善待自己,所以早就防备着郑昭公。
除祭仲之外,郑国第二大权臣高渠弥,郑庄公在位之时,高渠弥以中军奉郑庄公,跟随郑庄公打败周朝王室,所以深受郑庄公的信任,高渠弥被郑庄公任命为卿。
在分封制里,卿是只有封地君主的庶出之子才能继任的,这样一个外人却被任命为卿,所以郑庄公的儿子,对高渠弥都抱有恶意。
其中尤其以公子忽最为敌视高渠弥,在郑庄公任命高渠弥之前,公子忽曾极力反对,却未果,这事被高渠弥所得知,所以在公子突之时,高渠弥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郑昭公重新继任郑国国君之后,高渠弥内心非常惶恐,本就有郑昭公阻自己继位卿在前,又有自己推翻其政权在后,此时的高渠弥觉得郑昭公一定会对自己出手。
于是,在一次狩猎中设立杀死郑昭公,然后做出郑昭公意外死亡的假象。
郑昭公身死,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周朝礼制下,权臣祭仲和高渠弥无论势力多大,也不敢自己登基为郑国国君,如果他们继任,无论是周朝天子还是其他诸侯国,甚至是百不会认可他们的正统。
所以权臣无论势力多大始终只能是权臣,不能明面上成为国君,于是他们二人必需要再找一个血脉正统的人来继任郑国君主之位。
原本公子突在郑昭公死后应该继任,可是有突篡位在前,祭仲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让突重新登基,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所以高渠弥和祭仲将郑庄公的第三个儿子郑子亹推上郑国国君之位,郑子亹不同于其两位兄长,即无大志,也无野心,庸庸碌碌,只是祭仲与高渠弥的傀儡而已。
此时,经历连续三次换国君的郑国,比起郑庄公时期,已经有这衰落。
郑庄公在位之时,郑国极其强势,对于其他诸侯国的态度非常傲慢,所以当郑国经历大变开始衰落之时,其他诸侯国都落井下石。
为了试探郑国,在一次首止盟会上,公然杀死郑子亹,此时郑子亹在位不足一年。
权臣始终是权臣,只有权力,却没有君主的魄力,面对的羞辱,即便郑国原先强势无比,可是在没有国君的情况下,郑国不敢回击。
为了稳定局势,两位权臣将郑子亹之弟郑推上郑国国君之位,已经有齐襄公杀郑子亹试探在前,却没有郑国回击再后,所以在齐国看来,此刻的郑国早已去纸老虎,再无威势。
于是齐襄公率兵攻郑,权臣擅长的是权力斗争,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战争,而郑子婴如同郑子亹一样只是傀儡,所以郑国沦陷,祭仲、高渠弥与郑子婴皆被杀。
不过郑国并没有就此灭亡,有野心的郑历公如果不是败在祭仲手里,有机会能复兴郑国。
在祭仲、高渠弥、郑子婴三人被杀后,郑历公由边邑入郑,夺回君主之位,但是经过诸子夺位之乱,郑国势力早已不如从前,而后更是日渐衰落,从春秋第一霸主走向灭亡。
一代枭雄郑庄公死后,郑国为什么迅速沉沦? 郑国自迁移到在虢、郐之间,到郑庄公时只历三世,虽然国势日盛,根基却不深厚。
而且郑国地理形势对发展不利。
郑国地处中原,是,南有,北有,都是春秋中后期的霸主,惹不起;西临成周,周天子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所以也很难贪图那里的土地;只有往东发展。
郑国东面与陈、蔡、宋等中小诸侯接壤,其实都很有实力,并不好对付。
而且东面有齐国,想有所动作,没有齐国的首肯也是很难办成的。
强国崛起 春秋时期真正的强国霸主只有位处四极的晋国、楚国、齐国和秦国。
郑庄公在位期间,晋国正因为曲沃小宗图谋公室而内斗得,根本无暇他顾,而且晋国在曲沃代晋成功,晋献公开疆拓土,“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以后,才算真正拥有称霸的实力。
楚国此时正在厉王、武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时,暂时还没有打算与中原强国一较高下。
齐国虽想插手中原政局,却因为身后有纪国这个肘腋之患,只能有心无力,而也乐于和纪国联合起来限制齐国的扩张。
直到齐襄公时,才吞并纪国,时,方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秦国自襄公被封为诸侯,并赐给岐山以西之地后,一直忙着砍杀戎狄,扩大地盘,而且秦国在中原老牌诸侯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中间又隔着晋国,根本无力东进。
所以郑庄公在中原叱咤风云的时候,正是这四大强国蛰伏积攒实力的时候。
等到他去世以后,这四国的实力已经慢慢展现,并影响到整个天下的形势,而郑国只能朝晋暮楚,以求自保。
与周交恶 这个锅就得郑庄公自己背了。
郑国拱卫成周,郑庄公又继承武公周朝卿士之职,本是周王室的左膀右臂。
但郑庄公却并没有“尊王”之心,只是希望利用周天子的威望来为郑国谋求利益,假天子以讨诸侯,扩大地盘。
比如他以不朝见天子为名,联合齐、鲁攻宋。
又以戴、许两国不派兵帮助为由,灭戴分许。
若周天子像后世的那样,完全成为郑庄公的傀儡,郑庄公之命即周天子之命,那郑庄公自然也可凭此道天下横行。
可惜周室虽弱,仍为独立之周,仍为天子。
历代周王也不是傻子,你郑庄公在我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我这天子威严何在?所以周郑矛盾在所难免。
周平王时便有周郑交质之事,时矛盾便公开化了。
先是周桓王准备免去郑庄公王室卿士之位,而后郑庄公派人偷偷割了周天子治地的麦子,周桓王后来率领统周、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郑国,却被郑庄公击败,自己也受了箭伤。
乍一看郑庄公赢了,其实从政治上来讲却是两败俱伤。
周天子自不必说,威望更加一落千丈,难以号令诸侯。
而郑国本是借天子之名,自己的所为反而降低周天子的威信,相当于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政策。
而且再也无法以天子之名命令他国,失去了政治上的最大砝码。
其实这一点,郑庄公心里也是明白的,但他也无可奈何,也许这就是郑国的命吧。
内乱迭起 庄公死后,长子忽继位,即郑昭公。
郑昭公这个人威望是有的,也很能带兵打仗,可惜政治方面不够成熟。
当初齐僖公很喜欢他,几次提出想让他做女婿,他却以“齐大非偶”为由拒绝了。
若有了齐国这个靠山,昭公不仅君位坐得更稳,而且可以继承庄公的事业,与齐国联合向东扩展。
另外昭公在国内和大臣高渠弥交恶,却心慈手软,甚至仍然重用他,浑然没有意识到危险,高渠弥却总是担心昭公什么时候会对他下手,所以一直找机会先下手为强。
结果郑昭公两次失位。
一次是宋国插手郑国内政,要挟大臣祭仲另立公子突为国君,即,迫使昭公出逃。
第二次是昭公靠祭仲帮助复位后,被高渠弥趁打猎时候偷袭,把命也丢了。
后来郑国又历经郑子亹、郑子婴两位君主,最后郑厉公再次夺位成功,这样郑国持续二十年的内乱才告一段落,国家实力大为削弱,而此时国际形式也已经风云突变,郑庄公留下的霸业已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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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国经常给明朝送狮子,背后真相是什么?
所谓朝贡,就是中原王朝实力强大之时,周边小国为了增进双方友好关系,定期或者不定期派遣使者前来朝拜中原王朝。
为了表达诚意,使者们通常会携带大量礼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
而中原皇帝通常会册封对方封号、赐予金印,和一定数量的财物赏赐,作为回报。
朝贡在时期就已成为一种很常见的外交途径。
《志》记载,“自虞迄周,西戎有白环之献,有肃慎之贡”。
《尚书》记载,周武王灭掉后,威震天下四夷宾服,一向骜不驯的西戎国也特地献给周武王一条獒犬,以示臣服。
朝贡的礼品,大多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特产,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皆可以充当。
正常情况下,外国使者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带着礼品朝拜皇帝,可谓诚意满满,因此无论礼品的实际价值如何、无论皇帝个人好恶如何,礼品是必须要照单全收的,如果拒收,会让进献贡品的小国受到侮辱,进而影响双方关系。
但在弘治年间,在位时,曾经发生过一件反常之事:西域小国撒马尔罕千里迢迢,给明朝带来一头狮子作为贡品。
但却死活不肯要,最终拒绝了这件礼物。
明宪宗为什么要拒绝外国的狮子?狮子对于来说,并不陌生。
中原本土虽然不产狮子,但是狮子作为贡品来到中原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
《》记载,章和元年,的在位期间,东汉国力强盛,西域各国纷纷来朝拜,“月氏国献狮子”,这是正载中狮子第一次作为贡品来到中原。
此后,活狮子就成为历代王朝一种重要的贡品之一。
时期,随着西域和北方游牧部族涌入中原,进贡狮子也进入一个高峰期。
粟特国向进献了一头狮子,也向南朝梁进献过狮子,北魏也收到过安页盾国进献的狮子。
唐朝时期国力鼎盛,威加四海,西域各国纷纷前来朝贡。
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收到了康国进献的狮子,他非常高兴,让大学者虞世南作赋纪念。
万岁通天元年,当政时期,收到了大食国进献的狮子。
开元年间,收到过波斯国送来的狮子。
由于狮子体型庞大,形象威猛,有兽中之王的美称,且还是佛经故事中的“瑞兽”,因此一直深受中原皇帝们的喜爱。
明朝早中期,综合实力强大,下西洋等一系列外事活动,使得明朝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大,狮子也屡屡作为贡品来到明朝。
不过,明朝皇帝对狮子的态度却耐人寻味。
在位时,哈烈国送来一头狮子,朱棣非常高兴,不仅给予使者优厚赏赐,还让大臣们写诗作文以示庆贺。
但随着来到明朝的狮子越来越多,明朝皇帝对狮子的态度却发生逆转。
弘治二年,西域小国撒马尔罕使臣带着一头狮子,来到了嘉峪关。
明孝宗接到禀报后,下旨让明朝守军“阻其使臣,尽却所贡”,拒绝接受,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撒马尔罕使者只得怏怏而去,成为明朝外交史上有名的“却贡狮”事件。
几年后撒马尔罕使者又转走海路,从东南沿海登岸,再次被明孝宗拒绝。
明孝宗拒绝是有原因的。
当年的朱棣,为了彰显大明盛世气象,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进贡臣服,把“厚往薄来”定为接待外国使臣的基本原则。
外国使者只要进入明朝境内,吃住行全免费,还可以获得极为丰厚的赏赐。
狮子被视为外国贡品中的高端货色,明朝给予贡狮使者的回报更是十分丰厚。
帖木儿汗国学者契达伊的《中国纪行》记载,帖木儿王朝献给明朝一头狮子,获得了明朝赏赐的30大箱器物,包括绸缎、布匹、铠甲、铁器、瓷器等100多种商品,运回国内后大赚了一笔。
狮子在明朝是物以稀为贵,但在西域各国根本不是什么稀罕动物,通过极低的代价就能从西亚、非洲等地弄到,作为贡品运到明朝,就能轻轻松松发一笔横财,而且还是吃住行一条龙免费服务,简直是一本万利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商机”。
很多西域小国都看准了这一点,抢着向明朝进贡狮子。
连与明朝素无瓜葛的鲁密国(即帝国),都千里万里向明朝进贡狮子。
西域国家撒马尔罕更是此中老手,成化、弘治年间,数这个国家向明朝送来的狮子多,隔三差五就送来一头。
撒马尔罕人尝到了甜头,一发不可收拾。
成化年间,撒马尔罕使者怕六湾前来进贡狮子,此人贪得无厌,对如此丰厚的赏赐依然不满足,公然和明朝皇帝讨价还价,声称狮子是高价从瓦剌国换来的,“值银二万”,运送狮子路上“远走七年,多受辛苦”,运费就花了三千两银子,因此要求明朝在赏赐之外把这些费用全部报销。
当时是明宪宗在位,他最初死要面子,先后数次调高赏赐价码,撒马尔罕使者却不依不饶,吃定明朝,赖在明朝不走,反正是白吃白住不花钱,最后明宪宗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强行把撒马尔罕使者赶走。
外国使者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明朝人的警觉。
大臣之中的有识之士,经过多方了解,逐渐知道了内情,敢情狮子在西域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珍禽异兽,“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类耳”,被西域诸国用来钻了明朝的空子,当成生意来做,大发横财。
明朝对献上狮子的使者予以丰厚赏赐,且同时还把他们当成贵宾盛情款待,“日费多端,难以数计”。
狮子来到明朝,每年都要耗费大量人财物力饲养,“狮子等兽,日用羊二只饲餋,以十年计之计,用羊七千二百只”,同时还“拨校尉五十名看守狮子房”,“此皆无益之费所当省者”。
因此大臣们纷纷上书朝廷,要求拒绝接受外国进贡狮子。
明孝宗知道内情后,大怒不已,大明朝诚意满满款待外国使者,却被人当成人傻钱多的冤大头,所以才会下旨拒绝接受外国进贡的狮子,这种荒唐的局面才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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