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口骈”和“谈天衍”，盘点春秋战国最著名的两张嘴

这张纸在康熙的手中打开后，是一张10厘米宽、20厘米高的密奏。

这种纸从江宁到北京，骑马传递大约要20天左右。

这项在曹寅和之间的秘密传送，一直进行了20年。

因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称曹寅为“康熙的密探”。

网络配图 康熙的密探们 曹寅将他折成六角形的密报，放在一个用封条封好了的小信封里，封条的上面写“固”，下面写“封”，信封上写着 “奏折”。

他又拿出一只大信封，套住这只小信封，在外面用一根白纸条扎住，他在纸条下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包好，同样在白纸的包装口下方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最后用来封箴的几个字是“臣寅”“叩首谨封 ”。

这封信康熙皇帝看完后，也许会加御批，也许只写三个字“知道了”。

但最后都会被一个朱红的“封”字封过以后，重新传到曹寅的手中。

在康熙王朝的晚期，康熙帝非常重视他赋予曹寅及其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后代曹、曹等人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允许他们“专折密奏”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并“亲手写奏帖来”，这种千里眼加的职责的确超出了江宁织造的权限范围，对于曹家，可说是一项特殊待遇。

网络配图 在曹寅、李煦给康熙的密奏中，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贪廉，都是康熙所关心的。

在没有各种地方性媒体的时代，这些秘密渠道传输的情报，也算是一种内参了，通过这些内参，康熙皇帝可以对各地实情“”。

在古代，天气、天象信息事关国家前途，所以这些情况被认为不应该由更多的人所掌握。

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度过高的康熙年间，皇帝一定要对各种自然现象了然于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课题第一主持人赫治清告诉《新世纪周刊》，康熙年间旱灾尤为突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的旱情就出现过12次;康熙四年、三十五年的风暴潮灾，风助浪势，冲入沿海一带就是数百里，这样巨大的风暴潮不仅淹了江浙沿海地区，把今天的上海和苏州也淹了。

赫治清说，在曹寅密报给康熙的奏折里，就雨雪分寸的测量、雨水入土几分、冰雪凝结几寸都有清楚的记载，这对于位居北国的帝王了解长江流域和沿海农耕情况至关重要。

网络配图 康熙重视天气状况 康熙在位的61年间，水灾与旱灾持续侵犯，旱灾和蝗灾又总是相伴而生，所以康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

在康熙初年，他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

赫治清介绍说，康熙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这些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的人帮他观察与记录，那时尽管还不会做出天气预报，但是记录天气成为康熙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他希望能从已记载的文献中找出气候的规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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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骆宾王年纪最大，比卢照邻大七岁左右(卢照邻的生年记载不明，有争议，但据傅璇宗等学界专家考证，以公元633年比较接近史实)，而王勃、杨炯同年，比前二人要小十多岁。

骆宾王幼年时被誉为神童，有过一首非常著名的《咏鹅》诗，传说那是他7岁时所作，尽管并无可靠证据，但“”都少年成名，才华横溢基本属实。

接下来小编就带来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在骆宾王流传下来的130多首诗歌中，有边塞诗十多首，应该是唐诗中书写边塞较早的了。

尽管边塞诗算是传统悠久的题材范围，从魏晋已经发展起来，到隋代已经比较成熟，连也有写得很好的边塞诗，如《白马篇》，写东征高丽的情景;《饮马长城窟》，写隋炀帝西巡张掖，后人评价：“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以后，太宗李世民也有一些边塞诗，因为他也继承了隋炀帝东征西讨的策略，如《辽城望月》《伤辽东战亡》，虽然文采感觉不如隋炀帝，但抒发了真实感受，也算难得。

骆宾王等四杰成长在高宗、武后时期。

的边疆危机一直不断，太宗、高宗和武后连续用兵，很不容易完成了“威加四海”的历史使命。

骆宾王与当时许多人的挥洒激情不同，他是真正身临边塞，有过从军西域经历的诗人，因此，他的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基本也都是佳作。

不过，后人对其从军西域一段活动的研究，一直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这一经历又成为他生平的一大谜团。

从军西域之谜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王增斌写过一篇文章《骆宾王从军西域考》，指出唐人郗云卿(读音切)《骆宾王文集序》及《新》的骆宾王本传都对从军西域一事只字未提。

后来乾嘉时期的大学者陈熙晋是最早研究骆宾王的权威，一大原因则是他们都是浙江义乌同乡，留下了著名的《集笺注》。

他在作注时揭露，咸亨元年(670)，入寇，罢，名将为逻娑大总管。

当时，已经年过五旬的骆宾王在奉礼郎和东台详正学士任上，以事见谪，于是从军西域。

虽然考证颇有道理，但如果读过骆宾王诗文就看得出，其中的内容似乎与这一事迹不合。

于是又有人提出骆宾王在显庆四年(659)、调露元年(679)先后两次随从军西域的新观点，不过也与他的生平交游有矛盾。

例如骆宾王从军西域时，李峤曾作《送骆奉礼从军》诗。

学界大都认为，李峤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或二十年。

如果骆宾王是显庆四年从军西域的话，那么李峤为其饯行并作诗相赠时应该只有十四五岁，实在不太符合情理。

多年来，骆宾王究竟何时从军西域的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很大原因在于《新旧唐书》等传统文献不能提供足够的史实支撑，直到立于昭陵(唐太宗陵墓)的《阿史那忠碑》和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不仅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史书上失载的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行动，还为研究骆宾王从军西域的经历提供了新的线索。

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几乎与薛仁贵出塞抵抗吐蕃发生于同时，但这一次行动《新旧唐书》和《》中都没有记载。

不过，《阿史那忠碑》(简称《阿碑》)和《阿史那忠墓志》(简称《阿志》)则大体还原了事实。

《阿志》云：“而有弓月扇动(指贯通伊犁和阿克苏的弓月古道)，吐蕃侵逼。

延寿莫制，会宗告窘。

以公为西域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

公问望著于遐迩，信义行乎夷狄。

饷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

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

”《阿碑》云：“寻又奉诏□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乘□则发，在变以能通，扙义斯举，有征而无战，威信并行，羌夷是□，洎乎振旅，频加劳问。

”据郭平梁、陈谦等学者研究，这两段文字明显是咸亨元年唐朝派兵西讨吐蕃有关的事。

郭平梁认为，唐朝似乎有一个惯例，每次出征要派两支军队，一支“讨伐”，一支“安抚”。

当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取拨换城(今新疆拜城县，古时为姑墨国，拔换为古梵语跋禄迦或婆楼迦的转音，今天拜城之名也算是延续拔换城的读音)，被迫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时，唐朝为了平定这一变乱，除了派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外，还派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同时展开行动。

与薛仁贵军主要是到青海出讨吐蕃不同，阿史那忠所统帅的军队则远征西北，对西域地区受吐蕃贵族挟制的那些部落和地区做“一些解释和招纳工作”。

因此，骆宾王在咸亨元年参加的不是薛仁贵的征讨大军，而是阿史那忠的安抚军队，他的诗集中诸多从军之作与阿史那忠的这次行动对照就比较符合。

例如《边夜有怀》，骆宾王出塞后在军中毫无建树，未能取得任何功名。

诗中慨叹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他发牢骚说自己的遭遇不如西汉的，也不如的崔骃。

自己高昂的边塞建功立业的豪情消失了。

只希望像苏武那样。

靠鸿雁传书。

早日返回故乡。

诗歌写道“倚伏良难定，荣枯岂易通。

旅魂劳泛梗，离恨断征蓬。

苏武封犹薄，崔駰宦不工。

惟馀北叟意，欲寄南飞鸿。

” 再有《晚度天山，有怀京邑》，骆宾王前往北庭(今吉木萨尔)，翻越天山。

面对宏伟壮观的天山景观，他联想长安的诸多情景，叹息自己未到归期，身在边地，度日如年。

诗歌写道：“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

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

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

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

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

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

” 在庭州蒲类(今木垒、巴里坤之间)的渡口，骆宾王流露着暗淡心境，同时也称赞“燕颔会封侯”的。

这就是《夕次蒲类津》：“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

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

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

” 最后，骆宾王在西域任期将满，回想三年的边塞生活，他叹息比西汉自感惭愧，比东汉名将班超相差甚远。

他迷恋在京城的享虚名，对个人的事耿耿于怀。

这就是著名的《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蓬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

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

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

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

” 为什么骆宾王的边塞诗会流露比较低沉的情绪?这也显得有些让人不解，因为以骆宾王一生的轨迹和为人，他是典型的唐代充满豪侠气质的文人，实在很少流露这样的情绪。

尽管当时他年过五旬，万里奔赴塞外其实也没有灰心丧志，反而他是主动投军报效朝廷的，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给掌管人事的裴行俭。

但是，此次从军为“安抚”西域各部族，并无多少实际功劳，恐怕实在与骆宾王出塞的初衷相违背。

他内心里是一个积极功名之人，之前他的仕途一直不顺利，早年投身时还名落孙山，并且受人排挤。

但是，当他归隐数年以后，生活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改变命运，再次往长安赶考谋职，这一次终于获得一个奉礼郎的小官，在朝廷集会时负责安排各种事务。

显然，对于满腹才华的骆宾王来说，太过。

因此，年过半百，万里赴戎的举动，是一个眼看垂垂老矣的诗人最后的机会，但是，三年下来换得的是一场空，骆宾王的心境自然难以平复。

与卢照邻的关系之谜 初唐四杰的性格与气质都比较相似，都才华横溢，也都恃才傲物。

四人之间关系也颇为微妙，包括排名，互相之间有推崇也有争议。

其中，骆宾王与卢照邻比较年长，有过不错的交情，但因为卢照邻的私生活，发生过一番误会。

就在骆宾王从西域返回中原不久，又随军参加平定的战乱，打了几个胜仗，骆宾王担任报捷使者，并撰写表功的文书，回到京师。

跟着奉命入蜀担任幕府书记，相对比较清闲。

此时，好友卢照邻刚刚于前一年的夏秋之际离开蜀中，返回京城应诏参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不但选官没能成功，反而在秋天得了病，隐居太白山中(今陕西省眉县)。

骆宾王出于友情和道义，在蜀中打听到卢照邻与女子有过婚约的事情，原本很欣喜地等待卢照邻前来迎娶郭氏，大家可以开心的团聚一番，哪知道一等数年杳无音讯，骆宾王认为卢照邻始乱终弃，忘情负义，于是写下一篇长诗指责友人卢照邻，这首《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学的是南朝宫体诗风格的乐府长诗，在唐诗演变中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不过更重要的是，诗中揭示了卢照邻的人生轨迹和骆宾王嫉恶如仇的个性。

当时，卢照邻在蜀中任新都尉(今成都北郊新都区)结识郭氏，承诺回洛阳以后会用正式的聘礼迎娶。

但结果卢照邻一去不返，郭氏苦等数年，孩子也早亡，生活十分悲苦，所以古道热肠的骆宾王看在眼里，惹得心中十分愤慨。

事实上，骆宾王应该是误会了卢照邻。

他并不算有心辜负郭氏，主要是他感染恶疾非常严重，没能实现对郭氏的承诺，他一生都深陷悔恨之中。

为了治病，卢照邻前往长安拜孙思邈这样的大医学家为师，结果几年下来也束手无策。

因为卢照邻得的应该是麻风病，只有隔离自己，远离人世。

为此，卢照邻坚持和疾病抗争了七年，不见好转，最终，他选择投水自尽，解脱自己。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卢照邻也并没有忘记远在蜀中的郭氏，他在晚年的代表作《五悲文·悲昔游》中写到对蜀中郭氏的思念：“忽忆扬州扬子津，遥思蜀道蜀桥人。

鸳鸯渚兮罗绮月，茱萸湾兮杨柳春”扬州是他少年求学的地方，而蜀中是他遇到郭氏的地方，都是卢照邻一生中最重要和最快乐的经历，也是他从来没有忘怀的。

另外诗歌《望宅中树有所思》等也都隐藏着他对感情的态度，只是他的不幸和心理变化并不为骆宾王所知。

骆卢两人因此而留下这一段难解的误会，之后各奔东西，一个刻意远离世人养病，最后自绝于世;一个饱经忧患，投身国家纷争，最后不知所终，自然再也没有在江湖重逢。

扬州兵乱的结局之谜 从对卢照邻和郭氏这样看似属于生活中的私事也能感觉到，在骆宾王的胸中充满着唐代人所特有的豪侠义气，而且骆宾王一直是满怀抱负的人，即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哪怕挨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也不会忘记自己内心的初衷。

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骆宾王从蜀中返回长安，升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总算感到朝廷对他日益重视，他以为从此将迎来人生的转机，可以尽心尽责的报效朝廷，实现一生的夙愿。

可当他真正步入朝廷内部以后，发现并非如此，带给他的是更加迷惘的黑雾。

就在两年前的上元二年，唐高宗的病情加剧，朝政基本都由主持。

高宗的病情在史书记载是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后期基本失明了。

这一病症今天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与心血管疾病有关，而且很可能是一种家族遗传病，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时有些头痛也担心旧疾复发，看得出他们一家都有这病的传统，只不过高宗的身体一向不如征战沙场多年的李世民，因此就显得十分突出。

原本这并非特别令人猜疑，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权倾朝野后，不断打击和朝臣，为改朝换代铺路。

骆宾王感觉到武氏有极大的野心，多次上书讽刺，而且得罪权要被陷害入狱，并留下了历代传诵的《在狱咏蝉》。

公元680年(调露二年)，骆宾王降任临海县丞，怏怏失意，弃官游广陵(也就是扬州)。

三年后，骆宾王在扬州参加被贬为柳州司马的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暴动，并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结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千古传诵。

为什么骆宾王会参加这次反乱行动?可能要分几个方面来看，一是骆宾王对李唐王朝忠诚，二是骨子里深受影响，认为女人专权干政是社稷祸害，而他本人就深受其害;第三加上豪侠气概，对于武则天掌权以后种种作为都深感不满。

显然，这并非是骆宾王一人的看法，朝野上下对武则天都充满争议。

不过，武则天通过半阴谋半合法的情形，毕竟坐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上。

武则天在朝廷内部掀起的斗争和她的作为自然不是本文重点，今天的人们大多也承认，武则天的改朝换代是有李唐王朝自身特殊的原因，否则，其他许多王朝也不是没有掌握最高权力的女人，但世间却再无第二个武则天，其原因是很值得探究的。

但是，年近六旬的骆宾王和这样懂得变通的人不同，他按耐不住心里的不平之气，这从《讨武氏檄》的字里行间也完全能感受，绝不仅仅是文笔出色那么简单，他实在是怀有真情实感的。

就像在武则天听完侍从读完文章后都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可是，作为一代名将之后的徐敬业战略失策，其实，他们打着扶持庐陵王的旗号也是得到不少支持的，可惜，正如骆宾王在檄文中感触的，李唐基业眼睁睁看着被蚕食，偏偏宗室里却没什么人胆敢站出来抗争，徐敬业等人不过一个多月就兵败被杀，反而带兵讨伐他们的倒是李唐宗室，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李孝逸，这说明什么问题?显然，武则天绝非之辈，她能够坐稳天下也不是单靠阴谋手段。

然而，在举兵讨武的短暂过程中，骆宾王再次留下一个千古谜团，他的结局无人知晓。

归纳起来，主要有被杀、逃亡和投水自尽等几种说法。

《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所载都是“被杀”，源于《唐实录》(不过此书已经失传)。

王那相带着25颗人头向武则天投降，王那相本是徐敬业部将，就在计划从海陵(今江苏泰州)出逃高丽时，王那相叛变，杀了徐敬业、徐敬猷兄弟。

鉴于骆宾王也是这次反乱的要犯，又是讨武檄文的起草者，是朝野最注目的人物。

所以，即使当时没有被杀，王那相为了邀功，自然也会谎称要犯悉数被杀，甚至为消除影响也会制造舆论，说骆宾王已被杀。

所以第一种说法并不一定可信。

此外，郄云卿在武则天死后，受朝廷委派搜集骆宾王诗文，并结集作序。

他的生活年代只比骆宾王稍晚一二十年，他在搜集骆宾王诗文的过程中，走访了众多与骆有关的人。

他称骆宾王“兵败逃亡”可能有一定根据。

至于《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也是和骆宾王基本同时的人。

他称骆宾王“投江水而死”或许恰恰可以作为逃亡的佐证。

王那相率众哗变，一时船上大乱，骆宾王乘机跳水，有人亲眼目睹，消息传出后，张鷟也就跟着认为他投水而死。

事实上跳水后未必是死，当时的时间是晚上，船又紧靠山边，只要稍懂水性(骆宾王是南方人)，或许能够逃脱。

所以骆宾王兵败逃亡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

另外，还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就是骆宾王最后逃亡到为僧，出自唐代人孟索的《本事诗》。

在扬州兵败若干年后，著名诗人贬职江南，夜游灵隐寺。

见到月光如水，四周一片寂寥。

因作诗云：“鹰岭郁岹峣(读音条姚，比喻高远的样子)，龙宫锁寂寥。

”反复吟诵，但后联就是续不上来。

这时室内有一老和尚，在禅床打坐，见宋之问行吟甚苦，因代续曰：“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

”宋之问一听大喜，于是把全诗缀成。

反复吟思，觉得和尚所赠联实为全诗警策。

次日一早，宋之问再去拜访，老和尚已不见踪影。

询问寺僧，原来续诗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骆宾王!这个传说为后人广泛采纳，晁公武的《郡斋读书记》、尤袤的《唐诗纪事》、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都持此论。

胡应麟、吴之器、陈熙晋等人，为骆宾王作传时，也都引用了这则故事。

事实上，宋之问和骆宾王确实是诗友，骆宾王文集中今收赠宋之问诗三首，诗中称宋之问为“故人”，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如果两人真的在异地重逢，很难说会避开不见，这样很不合情理。

且宋之问贬职江南，比较显著的是景龙年间贬到越州，也是武则天去世以后的事。

宋之问出身，没有显赫家世，因此为人颇为机巧，武则天时期颇为得宠，和宠臣走得很近，而且基本是属于攀附武家兄弟的人。

武氏之后，自然受人打击，接连获罪。

而且，关于宋之问为人，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就是为了霸占《代悲白头吟》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而杀死外甥刘希夷，尽管也属传闻，可也看得出宋之问颇受人指摘。

显然，这个故事也和打趣宋之问的诗才有关，并且牵连一生谜团颇多的骆宾王。

当时朝廷在为骆宾复名誉，如果他那时还在人世，肯定成为天下轰动的新闻。

即使骆宾王不愿显身现形，但如果宋之问声张出去，定然也会被众多文史家笔录，实际上也未见这种情况。

所以灵隐为僧仅仅是后人编织出来的闲话，附会在充满传奇的骆宾王身上，并非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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