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双雄，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什么还是输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虽然造反，他们的妻儿老小却还在老家当大明百姓，隐姓埋名，为的是不连累家人。

洪秀全，一个方便造字谜的名字 太平军举家随营，而且笃天父天兄能帮他们打下江山，自然不屑前辈们那种的窝囊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改名，恰相反，上自洪秀全，下至普通一兵，改名蔚然成风。

洪秀全自己的名字，按他儿子的话，是“天安的”。

他本来谱名仁坤，小字火秀，开始传教之初，就假托天父旨意，改名洪秀全，这是因为上帝叫“爷火华”，自己名字当然不能有火。

不但如此，秀全这两个字可以很方便地拆开来做文章，后来金田起义，上帝会就大玩拆字游戏，编造什么“三星高照日出天”，什么“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合在一起就是洪秀全要当帝王。

这招显然十分好使，直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编造着新字谜。

不过洪秀全可不是只有一个名字，他自己记载，上帝让他改名时嘱咐，他“下凡这几年”，有时候要叫洪秀，有时候叫洪全，这大约是为了保密和逃避清方追查；后来当了天王，他给自己起了个小名“洪日”，这自然是因为他自称太阳之故。

洪秀全的重臣、大将中，改名字的也很多。

比如北王韦昌辉和弟弟韦志俊，原本叫韦正、韦俊；大将李来芳，本名叫李开芳；名医良，原本叫李俊昌；英王陈玉成，原本叫陈丕成；答天豫薛之元，原本叫薛小。

其中有些人甚至改了不止一次姓名。

如忠王李秀成，本名李以文，改名寿成，又改名秀成；赞王蒙得恩，本名上升，改名得天，又改名得恩；奏王赖世就，本名赖九，改名赖世国，又改名赖世就。

改名的原因 为什么太平天国改名的人特别多？ 封建时代各朝都有“避讳”，帝王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于其他场合，如果是双名，一般规定不能连用。

太平天国对避讳的爱好，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天父天兄的名字，洪秀全父子和翼五王的名字要避讳，一些不好的字眼，如丑、亥（和“害”同音）等要避讳，甚至有些常用字，如师（只许用于军师、先师、后师等）、龙（只许说“宝贝龙”而不许用于取名）等也不能用，“王”、“主”等看上去比较“威风”的字同样不允许用。

这样一来，许多不得不改，王是中国排名前三的大姓，洪秀全表哥家也，可因为王这个字不许用，都被迫改或者黄，太平天国境内因此连一王的都找不到；洪秀全不许一般人，安徽人洪容海加入太平军第一件事就是改姓“童”，他后来投降清军，第一件事就是把姓再改回来。

同样，赖世国改赖世就，蒙得天改蒙得恩，也是为了避开避讳词。

李俊昌改李俊良，是因为北王叫韦昌辉，有个昌字；李开芳改李来芳，则是因为翼王叫石达开，有个开字。

从蒙得恩等人的几次改名（因为避讳上帝的上改名得天，又因为避讳“皇天”的天改名德恩）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避讳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但也有例外，后期由于天京之变和石达开出走等，昌、开这些原本避讳的字变得，李俊昌、李开芳也因此恢复了本名，而因为洪秀全儿子洪天曾的出生，而不得不改姓“永”的太平军将领曾天浩、曾天养、曾水源等，也总算有了认祖归宗的自由。

还有些人改名，是觉得本来的名字不雅。

太平天国起自草莽，很多人只有个诨名，像天地会出身的罗亚旺，还有打铁出身的赖九，小偷出身的薛小，贩私盐出身的孙臭（后来改名孙魁文），本来都只有个小名，如今当上了官，总要起个相称的大号。

有些人本来有大名，不过觉得大名不够响亮，就顺势改一个，像李以文改名寿成，大约就该属于这一类。

许多朝代的都喜欢赐名、赐姓，洪秀全也很喜欢这一套，陈丕成改名陈玉成，李寿成改名李秀成，都是他的杰作。

特别是李秀成，这个“秀”是洪秀全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本来除了谁也没资格用，特意赐给李秀成，是为了告诉天下人，他对李秀成是一千个看重，一万个看重的。

太平天国早期禁止结婚，已婚男女也要分开居住，许多深感寂寞的将士就到处搜罗孩童，当做义弟或养子，一些人丁单薄的高级将领，像杨秀清，也用这种方式扩充势力，这样也产生了许多改名人物。

辅王杨辅清等十多个“东王宗”名义上都是东王杨秀清的弟弟，其实只是的骨干将士，杨辅清本来的名字叫杨金生，因为认了杨秀清为兄长，名字自然也就改为标志性的“杨X清”；而有些养子、义弟连同姓都不是，像比王钱桂仁的义弟钱寿仁，本名周寿昌，那是连名带姓一起改了的。

还有些人的姓名，则是因为更特别的原因：单名。

当年认为双名不雅，下令全国都改成单名，没想到千百年过去，太平天国认为双名才是正理，，曾参加过三元里抗英的天地会老将周春，归附太平天国后就给改名叫“周春之”，捻军大首领龚得、张龙，也被太平天国写作“龚得树”、“张元隆”。

高级将领如此，小兵底层就更委屈了，避讳什么的样样跑不了，有时名字给改了，自己都不知道。

常州太平军中有个小卒，名字本来叫“龙角”，因为“龙”不许用于名字，这个小卒在花名册上就给随手改叫“隆郭”。

还有个太平军小卒叫“李世贤”，和侍王李世贤同名同姓，尽管李世贤的名字不在法定避讳清单里，但惟恐“殿下不高兴”的顶头上司仍然大惊失色，勒令整改，这位小卒大约不过嘟囔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类几句废话，就被“斩首不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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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

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慈禧曾动过废黜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

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

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盲目排外”。

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

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

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

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

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

”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

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

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罗惇曧：《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

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

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

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

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

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

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

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

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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