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朝有着怎么样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又是如何样的
【千问解读】
大虞国在陈朝大越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制度。对内推行专制统治,对外实行扩张政策。
为此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改组中央政府机构 任命杜满为水军都将、陈松(赐)为步军都将、陈问(赐姓胡)为左圣翊军都将、杜元拓都将。
遣三馆属官、只侯内人、内寝学生分行各路,潜访官吏得失,民间利病,以为黜陟,永为定式,自此辄易守令,试大学生刘叔俭等20人。
李子晋、武梦原、阮诚仕今朝,为国子监祭酒。
建西都清化 早在1396年,胡理元欲迁都清化,以便,遂派官员修筑西都城于安孙洞(今在永禄县孙社尚有遗址,俗称西斋)。
强迫陈顺宗迁都城于西都。
1402年,胡汉苍令修治道路,自西都至化州,沿途置舍传书,谓之千里衢。
诏定试举人格,定文体 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胡氏改以前科试未定文体,现定出“四场文字体,罢暗写古文法(即弃用默写之法)。
第一场用本经义一篇,五百字以上;第二场用诗一篇,写唐律赋一篇,用古体,或骚或选,亦五百字以上;第三场用诏一篇,用汉体,制一篇、表一篇,唐体四六;第四场策一篇,用经史时务中出题,一千字以上,以前年乡试,次年会试,中者御试策一篇,定其第。
” 定文武冠服 1396年“定文武冠服,一品紫色,二品大红,三品桃红,四品绿色,五、六、七品碧,八、九品青。
惟内侍开裙,皆不用裳,无品及宏奴(家官奴婢)白色。
文从官职爵六品以上,用高山巾;正六品得束带,着舄巾;正皂色从青色,宗室皂方胜;武爵六品用折冲巾;爵高无职,得束带,戴角顶巾;七品以下用太古巾;从七品攒花巾;王侯戴远游巾;御史台却非巾,纱法冠服制,皆从少保王汝舟之言也。
地方管理 改外诸路(府)为镇并在诸路府设官职另定外任官制。
1396年,改清化镇为清都镇、国威镇为广威镇、沱江镇为天兴镇、义安镇为临安镇、长安镇为天关镇、谅江镇为谅山镇、演州镇为望江镇、新平镇为西平镇。
定外任官职,“路置安抚使副,府置镇抚使副,州置通判、佥判、县置令,尉主簿以管之。
路统府、府统州、州统县。
凡户籍、钱谷、狱讼,总为一路之簿,岁季报省,以凭稽考。
” 又将全国分为诸辖区:“府置都督、都护、都统、总管府、太守司以辖之。
以副将黎汉苍领东都路都护府、太保陈元沆领北江路都统府,陈元杼领三江路都统府、少保王汝舟知天长府路军民事、行遣阿德邻行新安府路太守、又州镇置教授、监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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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的形骸已经腐朽,但他的字、他的画、他的诗歌、他的文章、他的精神,依然光彩照人。
他并没有从人间消失,他依然与我们同行。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板桥生活在那个遥远的年代。
他出身寒儒,三岁丧母。
在他《七歌》诗中写道:“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别襁中孤。
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疫还相呼。
”读来依然让人倍感凄凉。
幸运的是,郑板桥遇到了诚实、勤劳、宽厚的乳母(板桥先祖母蔡太孺之侍婢),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板桥在乳母费氏去世时写道:“时值岁饥,费自食于外,服老于内。
每晨起,负燮(板桥)入市中,以一钱市一饼置燮手,然后治他事。
间有鱼飨瓜果,必先食燮,然后夫妻子母可得食也”。
其悼念费氏的《乳母诗》:“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
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
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
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
”可见板桥当时生活境况及对费氏深厚的感情。
板桥的父亲郑之本,是个廪生,品学兼优,家居授徒,受业者先后达数百人。
板桥“幼随其父学,无他师也”,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填词。
板桥所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教育,是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
板桥苦难的童年,坚定了他发愤图强的意志。
他24岁考取秀才,31岁始卖画扬州,历时10余载。
40岁中举人,44岁中进士,50岁获得县令官职。
任范县县令5年,潍县县令7年,总计12年县官生涯。
然后辞职还乡,重拾卖画行当。
这起伏跌宕的人生的旅途,显示了进取的执着与艰难。
板桥求学精神令人钦佩。
他,深研道理。
“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尽”,“板桥每读一书,必千百遍。
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
”于画竹则是:“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
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其勤奋钻研的精神,是令人折服的。
郑板桥画像 “板桥非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除了故乡兴化、扬州以外,庐山、京都、金陵、杭州、齐鲁大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广交朋友。
社会贤达、文人墨客、僧人道人、,多有交往。
特别是与“扬州八怪”的罗聘、李方膺、李鳝、金农、黄慎、高翔、、高凤翰等都有诗词唱和、书画切磋、密切交往。
他们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群体,继承传统,崇尚创新,立足现实,关切民生,形成了开一代新风、名震画坛、影响深远的“扬州画派”。
板桥是善的。
怀悲悯情怀,同情弱者,痛恨残暴。
他教育家人:“凡鱼飨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嘻跳跃。
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怜悯之心,跃然纸上。
看看板桥初任范县县令给堂弟的信吧:“可怜我东门人,捕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
汝持俸银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
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这是怎样一种菩萨心肠呢!板桥的善还表现在:他绝无害人之心,绝不落井下石;即使是在“为忌者所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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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日王和唐太宗关系如何样?有着哪些轶事趣闻
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有了正式外交上的交往。
初期,正逢印度戒日王朝时代。
戒日王尸罗逸多的统治时期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的时代。
戒日王依靠六万庞大的象军部队,“勒兵战无前,象不驰鞍,士不释甲”以征伐四方,终于统一了北印度。
而此时的戒日王就已经听说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国家的存在;在这个强大的国家里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
他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神往、好奇和疑问,迟迟得不到解答。
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的和尚出现了,他的要召见这位远方来的沙门。
两国交往,一般都由民间交流开始。
中印的民间交流,在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到了唐朝,推动中印两国政府间直接交往的正是如今妇孺皆知的唐僧玄奘。
玄奘西游到达印度,一路宣讲大乘教义,名声播于四方。
玄奘来到戒日王的宫廷,受到隆重礼遇。
关于两人的对话,在正史《新唐书》中有明确记载,在玄奘回国后撰写的回忆录《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则更为详细: 戒日王问:“高僧从哪国来?来此何为?” 唐僧答:“从东土大唐而来,以求取佛法。
”这句话在《》中无数次出现。
戒日王又问:“听说你们摩诃震旦有个秦王圣人(古印度人称中国为“摩诃震旦”),少而灵鉴长而神武。
......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
......咸歌 秦王破阵乐 。
关于他的伟大传说在我们这里流传很久了。
对于他的盛德的赞誉,是真的吗?请你为我讲讲他的为人。
”玄奘大略的为戒日王讲述了唐太宗的神武,平祸乱,定四海,天下宾服的情况。
戒日王听闻大喜,终于一解心中疑惑且甚是尊敬,说:“我要向东面而致礼于他!” 公元641年即贞观十五年,戒日王与玄奘会晤后不久,就派遣了使者向大唐进发,并递交了国书。
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来使,为能在万里之外有这么一个知音而感到高兴,也命令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出使印度,答礼戒日王。
戒日王尸罗逸多既惊且喜,问国人:“自古以来有中国使者到我们国家的先例吗?”国人皆答:“没有! 于是,出城迎接使者,把诏书举到头顶以拜之。
随后戒日王第二次派使者入唐朝拜,唐太宗也再派卫尉丞李义表去传达旨意。
这次出使,唐朝使者受到戒日王朝大臣的郊迎,整个国都曲女城的人都前来围观、道路上焚香。
然后,戒日王率领群臣用面朝东面的礼节接受了诏书,并献上火珠、郁金香和菩提树做为礼物。
这次出使之中,需要注意的是做为副使随行。
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8年,唐太宗派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做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第三次出使印度。
这次出使不太顺利,还没走到印度,戒日王尸罗逸多就死了。
戒日王没有儿子,死后国家大乱,又起来。
大臣阿罗顺那发动叛乱,自立为王,发兵在半道上截杀王玄策的使团。
使团总共不过几十人,除王玄策和蒋师仁逃出外,其余皆被杀死,并抢劫了沿途各国进贡的礼物。
王玄策本为中印友好而来,却逢此大难,愤怒不已,一个人跑到唐朝属国吐蕃借兵复仇。
最后借得吐蕃兵一千,尼泊尔兵七千,发兵征讨阿罗那顺。
大战三日,斩首三千,溺水而死上万人,阿罗那顺逃走。
不久,阿罗那顺收散兵再战王玄策,这次输的更惨,连自己都搭进去了,副使蒋师仁活捉了他。
王玄策、蒋师仁随后率军再击破其国,俘虏王妃、王子以及男女一万二千人,58座城池投降。
曾援助阿罗顺那的东天竺国国王尸鸠摩,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
这就是所谓的“一人灭一国”的典故。
其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事件,“一人灭一国”的说法是有些夸大的。
因为戒日王死后,印度已四分五裂,阿罗顺那只是继承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小朝廷而已。
王玄策在攻杀了阿罗顺那之后,天竺迦没路国也进献了奇珍礼物以及地图,并请求赐予像及《》。
这是中国的道教文化向中国以外传播最远的记载。
由结果来看,道教显然未能在印度生根发芽。
其后,时期,五大天竺国都曾来朝拜。
时期,中天竺国先后三次派遣使者入唐;南天竺国来使一次,进献五色鹦鹉等,请求唐军帮助其讨伐大食、吐蕃,并请求唐帝为其国家的军队赐名。
唐玄宗赐其军队名为怀德军,并以锦袍、金带、鱼带等赐其使者。
再其后,两国的高僧往来密切,研习佛法、宣扬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为影响。
这一切也要得益于唐太宗李世民和戒日王尸罗逸多这一对英雄惜英雄式的交流所打下的基础,虽然中间出现了王玄策和阿罗那顺的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但从历史大局来看,它并没有对中印交流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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