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唐朝官员的工资收入：采取年薪月薪双轨制
【千问解读】
是一个传奇的时代，也是现在影视剧的重要取材年代，每隔一两年，荧屏上总有一部收视率居高不下的电视剧跟唐朝有关，比如前两年的《神探》中的“元芳，你怎么看”还方兴未艾，如今的《》又沸沸扬扬了。不过，再传奇的人物，也得拿薪水过日子；再传奇的生活，也得靠那本枯燥无味、几乎与传奇无缘的薪水簿。
所以，除了丰富的素材，唐朝还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详细的工资簿。
唐初薪水： 比有下调 外官不如京官 唐高祖建立大唐，同时也制定了唐朝官员的俸禄规格，跟隋朝相比，工资水平有所下调，原因可能跟战乱破坏了生产力、民生凋敝有关吧，具体的还得看工资表。
《隋书》的“百官志”里有一张不太详尽的工资表，标明了基本情况：古代的年薪以粮食为基本发放单位，一品官年薪九百石，然后按照品级递减，低一级就减一百石，所以从一品就是八百石，正二品是七百石……到正四品，年薪为三百石，接下来每降一级就减五十石，到正六品，年薪为一百石。
九品和不管事的闲官没有年薪。
唐朝建立后，我们看《新唐书》里的工资簿，发现确实有所下调，公元618年，正一品的年薪变为七百石。
正四品的年薪倒是相当的，都是三百石，再往下差别也不大。
而唐朝的九品芝麻官也列入了财政，年薪四十石。
这些以粮食为单位的薪水都是一年之内一次性发放到位，“皆以岁给之”。
悲催的是，京师以外的地方官吏没有年俸，“外官则否”。
在唐朝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地方官员的待遇远不如京师官吏。
名臣倪若水曾在地方为官，有一回，他给一位回长安为官的朋友送行，朋友动身后，倪若水望着其远去的背影，羡慕嫉妒恨地说：“这哥们回京城做神仙去了。
” 当然，外官的困难还是有人关心的，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中书省的官员高季辅上奏说，外官同事们实在太苦了，级别低，又没薪水，已经到了“饥寒切身”的地步，还是要发俸禄才行，“宜给禄养亲”。
于是外官开始有年俸，稍低于京官，例如一品低五十石，二品和三品低三十石，具体就不罗列数据了。
也可以用盐代替，至于怎么兑换，不得而知。
由此可见，外官待遇不如京官。
不过，风水轮流转，到中晚唐时，出现了京官不如外官的情况。
例如的时候，堂堂工部尚书郑权，居然惨到薪水养不活家人的地步，“俸薄不能赡”，所以他绞尽脑汁要调到地方去，并最终如愿以偿。
据《》第243卷记载，公元823年的四月二十五日，调令下来，郑权任岭南节度使。
接到调令的他欢欢喜喜地上任去了。
岭南在当时算是偏远地方，郑权都乐意去，可见情况与初唐相比已大不相同。
薪水调整： 唐高宗时有月薪 武则天上调低层官员待遇 年薪也不是固定的，会视表现情况有所浮动，当然，多数是往上浮的。
唐太宗贞观年间，百官在年终考核中，如果得上等成绩，可以奖给他们一个季度的俸禄，后来追加到一年的俸禄，大概相当于年终奖了。
看来，好好表现还是有希望加薪的。
新到的官员，手头没薪水，等发年薪又太遥远，所以就每日给粮，等于计日算工资。
据《新唐书》的“食货志”记载，唐太宗的时候财政吃紧，于是实行隋朝就有的“公廨本钱”，其实是一种融资借贷制度。
政府贷款给一些民间人士，每人限五万钱，让他们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每月收利息四千钱，一年收四万八千钱，息钱已经接近本金，算是高利贷了。
这些赚来的利息钱，就用于发放官员的薪俸。
当然，朝廷也给贷款人一个身份，叫做“捉钱令史”，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想法赚钱的官，这个“捉”，真是用得太形象了。
这些负责“捉钱”的官员，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在吏部是有档案的，一旦一年缴足四万八千钱的利息，归还本金，吏部可以授予官职，“岁满受官”。
要达到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利息指标，真得要拼才行。
但这个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大书法家褚遂良就提意见了，他是从人事制度来考虑的：皇上，现在长安城里有六百多位“捉钱令史”，过一两年这些人都要被吏部任命为官吏，那各大部门的位置岂不是被他们占满了？朝廷的进士往哪儿安置去？读书考进士有什么用？ 唐太宗也觉得头大，就废除了此项制度，恢复拨款发薪俸。
不过，后来这项制度还是反反复复地实行，屡废屡兴，没钱总得想法子吧。
到公元650年，即唐高宗永徽元年，唐朝的财政状况好一些了，于是有了月薪，当时叫做俸料。
一品官的月薪是八千钱，另外伙食补助一千八百钱，办公用品费一千二百钱。
这是最高的，九品芝麻官的月薪为一千五百钱，伙食补助二百五十钱，办公用品费二百钱。
每个官员的警卫人员和办事人员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一品官配备随从96人，二品官配备随从72人，到九品官，就冷清多了，只配备两人。
公主的随从也挺多的，法定80人，所以说影视里公主前呼后拥的场面，不是没有道理的。
郡主也不能怠慢，会配60名工作人员。
到武媚娘上台，公元684年，即光宅元年，上调了八、九品官员的待遇，主要是增加随从工作人员。
当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不可忽略，那就是职分田和永业田。
农业社会，收田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薪水方式。
一品官分十二顷田，二品官分十顷田，九品官分二顷五十亩田。
至于永业田，一品分六十顷田，二品分三十五顷田，余不赘述。
不过，永业田是可以收回去的。
趣闻： 白居易爱晒工资 爱哭穷 唐朝近三百年期间，从治到乱，再考虑到通货膨胀，官员薪水当然也是跟着时代变化的。
到了会昌年间，薪酬就基本固定下来了，理论上不再作任何调整，“会昌后不复增减”。
《新唐书·食货志》也有工资单，当然是年薪，此处略举几例：太师、太保、太傅的年薪是二百万钱；中书令，其实也是宰相，年薪一百四十万钱；各部门的尚书年薪百万钱；节度使年薪三十万钱，比尚书低多了。
为什么上文的郑权要舍工部尚书不当，去当岭南节度使？估计是中晚唐节度使有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实际收入不止于此吧。
公元807年的五月，大诗人白居易在陕西当县尉，看到当地老百姓冒着暑热在割麦子，“足蒸暑吐气，背灼炎天热”，不由得大为感叹，并很珍惜自己现有的待遇，不用种地干农活。
他打开工资条看了一下，每年有三百石的收入，“吏禄三百石”，于是对自己说：白先生，您知足吧，感恩吧。
白居易似乎很适合搞统计工作，每到一个职位，就喜欢写诗晒一下收入，这个已经有人写过，因此只简略提一提。
他从当县尉的年俸三百石到太子少傅的月收入十万，“月俸百千”，收入线一直往上走。
韩愈曾经是国子监博士，也就是高校校长，他的年薪多少呢？查一下史料，和县尉一个级别：两万钱。
这是唐武宗时候的标准，韩老师稍微早一点，估计。
一次早训时，学生笑话他：老师，你好穷啊，孩子冻得哇哇哭，老婆饿得嗷嗷叫。
韩老师回击说：我不用耕地，老婆不用织布，一家人“安坐而食”，我挺知足的。
其实，这是韩老师借学生的嘴哭穷。
他当然有办法创收，那就是写墓志铭，据说收费挺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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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经常跳槽的战国谋士如何显示其忠诚度？
有一年，陈轸又离开楚国前往秦国就职，著名的谋士看不下去了，就跟秦王说：陈轸这小子的忠诚度实在不怎么样，经常将我们秦国的情报出卖给楚国，跟这种人共事简直是我的耻辱，我不想他成为我的同事，“仪不能与从事”。
请大王待会问他，下回还想去哪个国家工作，如果是想去楚国的，干脆就把他杀了。
张仪先设好一个局，等陈轸来钻。
陈轸见到秦王，秦王就给他下套，问他想去哪个国家，只要你说，咱秦国就给你准备车马，提供交通便利。
结果陈轸也不避讳，地说：“臣愿之楚。
”秦王说：张仪果然没有猜错，也不出我所料，你还是惦记着楚国。
言下之意就是说张仪怀疑你忠诚度有问题是没错的。
陈轸完全不慌张，他首先交代了自己频繁跳槽的真实原因，那是和张仪两人一前一后在诸侯国之间执行连横政策，“以顺王与（张）仪之策”，其实也是提醒秦王，我这样跳来跳去是受了指令的，大王你别忘记了。
这也算是强调初心吧，上司指挥下属卧底，因为下属的行动自由度太大，弄久了，连上司都对卧底者的忠诚度没把握了，卧底者这时候强调一下当初的任务是必须的。
接着，陈轸打了个比方，说：楚国有人娶了两个妻子，有人调戏其大老婆，遭到严词斥责，此人又调戏小老婆，小老婆却欣然不拒。
等这个楚国人死后，当年那位调戏楚国人妻子的人却愿意娶拒绝过他的大老婆，原因很简单，因为靠得住，忠诚度高。
陈轸将这个故事挪到他与楚国的关系上，他说，当今楚王贤能，是能识是非的，如果我经常把秦国的情报透露给楚国，“而常以国情输楚”，楚国的国君也会瞧不起我，其大臣们也会怀疑我，他们会不相我的忠诚度，我用情报讨好楚国，反而适得其反，就如同那位迎合调戏者的楚国人的小妾一样，必将遭到楚国君臣的唾弃，我还能在楚国立足吗？“楚王必不留臣”。
秦王一听，明白了陈轸的用意，就不再怀疑他了，张仪也恢复了对陈轸的信任。
忠诚，有时不只是用行动表现出来，还可以用言语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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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风气为什么变坏：明太祖朱元璋鼓励官员包二奶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本来便拥有随便玩女人特权的，自然色心大动，“与民同乐”。
当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当然指有条件的）对生活质量都很讲究，如在中后期，女士很前卫，特爱赶时髦，男士则热衷性开放……如苏州文人祝允明、唐伯虎，便是当时的风流男人，他们行为一点不检点，吃喝嫖赌样样通。
见到便会下手，唐伯虎点秋香至今仍很香艳。
记录晚明男人召妓故事的《板桥杂记》，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明代的服饰很有特点，在当时颇成风尚，在当时众多爱美的小姐公子心里，都有“赶时髦”的观念。
刚当上皇帝不久，即着手消除服饰的影响，恢复唐制，欲以汉文化来影响服饰和时尚，希望从服饰上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社会状态。
但这种做法把服饰的实用性减弱了，特别是女士的爱美天性受到了压制，以致民间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华的风尚，这也就是现代女孩子常说的“赶时髦”。
在明成化年间，京城流行起了“马尾裙”就是一例，马尾裙是从朝鲜传入的，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也很前卫。
在流入京城后，先是为富商公子和歌妓看中，后“人人买而服之”。
一般人认为选美比赛是外国人的发明，实际不是。
明代男人发明了“评花榜”，这就是选美。
比现代选美更刺激的是，从性工作者中间选拔，入榜的美女全部来自妓院，妓女一旦入榜，身价大涨，嫖资翻倍。
“红灯区”治国想法祸害后代 女士赶时髦，男人爱风流，明人的思想十分十分地开放。
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性解放思潮，可以说，中国早在明代就出现了。
这种说法的事实佐证之一就是当时名妓辈出，、马湘兰、、、等等，个个貌美无比，处处留情遗恨。
当时，南京夫子庙旁边的秦淮河边，就是这些妓女的聚集地，漂浮在十里秦淮上空的尽是胭脂气。
而有名妓，自然有风雅之人去消费，即所谓的嫖客，可见当时“红灯区”的非凡热闹。
民间性交易的繁荣是宫内性生活活跃的一种折射，也可以说是上层对下层影响的直接结果。
换一种说法，老百姓的性解放，是领导荒淫的副产品，啊。
反过来，社会上性交易的活跃，也促进了明代后期皇帝性生活的高频率发生，直至性变态。
而这一切，老皇帝朱元璋应该承担责任，开国之初他恢复妓院，使秦淮河边发展成了中国古代第一“红灯区”、朱元璋的性开放态度，默许，甚至鼓励官员去嫖去包二奶，成为导致后来社会风气“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说来，明代皇帝多好色，就很好理解了。
朱姓皇帝多好色不是孤立的，是老皇帝的“歪经”对后代的负面影响，是立国初期的不良诱导和中后期人们生活态度放纵，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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