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文字狱之谜：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文字狱有多可怕
【千问解读】
洪武年间，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官员和士生的文章一不小心就出了问题，因为朱元璋常常怀疑他们在文章中讥讪自己。
文字狱的血腥味，使大批文人学士吓得胆战心惊。
人们认为文字狱是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士人特别猜忌所造成的，是文化专制的残暴和黑暗。
但也有人认为，很多文字狱其实是不可的，甚至是伪造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从小没有读书，文化水准不高。
他的出身和发迹历史使他与文绉绉的士大夫之间有着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痕。
这条裂痕的明显表现就是明初出了很多文字狱，使大批文人学士冤枉致死，有人形容为腥风血雨，这其实并不过分。
历史学家们认为文字狱是朱元璋推行文化专制的重要手段。
翻开史书笔记，朱元璋推行的文字狱真是不少，而且。
古代在元旦、冬至和、皇后的生日及皇后上尊号以及册立等重要节日和庆祝活动，各级官员常要上表祝贺。
皇帝对官员有特别赏赐，官员须上表谢恩。
这些表笺原本是礼节性的文章，对下面来说无非是趁机拍拍马屁，对皇帝来说也是讨个吉利。
然而朱元璋不是这样想，他认为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官员们对皇帝和朝廷的态度，因此他对这些文章咬文嚼字，还真发现了许多东西。
如浙江某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长官作《谢增俸表》，内有句为“作则垂宪”。
朱元璋自己是农民起义军出身，过去被人称为“贼”，所以他对这个字特别敏感，认为“则”与“贼”音近相通，这位教授在讽刺自己，遂下令将他诛杀。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句为“睿性生知”。
朱元璋年轻时因家里较穷做了和尚，所以他认为这位训导在讥讽他，因为“生”就是在说“僧”，遂将他逮捕诛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句，朱元璋认为“光”是说他曾经剃过光头，“圣”说他是个僧人，“则”说他是个贼，遂下令诛杀。
这样的例子有许多，在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书中记载了十多条，内中涉及的人员全部被诛，但惟有一个例外。
传说蒲州学正张某，洪武年间按惯例作贺表，文中称朱元璋的统治是“天下有道”，赞朱元璋“”。
想不到朱元璋倒过来理解，把“道”读作“盗”，“无疆”认为是在咒他失去疆土，认为这个作表人太恶劣了，遂把他逮捕押送到京师，并亲自加以审问。
张学正当面辩解说：“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必出自经典。
‘天下有道’是孔圣人在《论语》中说的，‘万寿无疆’引自于《》，说臣谤讪，臣实不服。
”朱元璋让人一查书，确是如此，遂无话可说，把他放了。
诗文中的文字狱更是令人。
明初文坛上，高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他以散文见长，朱元璋洪武初年曾授翰林编修，修《元史》。
洪武三年擢他为户部右侍郎，但高启坚决辞职，情愿回到老家教书，这下可触怒朱元璋了。
高启友人魏观出任苏州知府，在当年张士诚的王府废墟上新造了苏州府衙，按时人习俗请高启写了一篇《上梁文》，内有“”等套话。
魏观的仇家知道后，向上报告说魏有张士诚第二的野心。
朱元璋速命御史查证，结果魏观被诛，高启腰斩，死时仅三十九岁。
江西丰城有个僧人名来复，洪武初年应召入京建法会。
朱元璋赐膳，来复呈诗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
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这本是一首很好的谢恩诗，但朱元璋的理解却不是这样。
“殊域”本指外国，而朱元璋把“殊”字分拆成“歹朱”，认为在骂的人。
“无德”本是作者“自惭”，而朱元璋认为这是来复在骂他，于是下令赐死。
《剪胜野闻》中记载某年元宵，朱元璋微服出游，见街上有人出一灯谜，是一幅漫画，画中一妇人怀抱西瓜坐在马上，马的蹄子特别大。
太祖回宫后命人查出灯谜的作者，押到后马上处死。
刑部官员觉得很奇怪，不知这人到底有什么罪，奏请开恩赦宥。
太祖发怒说：“此人侮辱皇后，大不敬，怎能饶了他。
”众人这才明白太祖的意思，原来出身贫穷，自幼没有缠足，那画被认为是讽刺马皇后大脚;怀抱西瓜是暗示朱元璋、马皇后为淮西人，因为“怀”与“淮”同音。
本国人因文字狱被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外国人也会受到牵连。
洪武二十八年(1359)冬天，朝鲜国派使者柳殉上表贺来年正旦。
朱元璋觉得贺表文字疏慢，派兵将柳殉抓了起来。
柳称表不是他写的，是本国门下评理郑道传所撰。
朱元璋遂传命把郑道传捉来认罪。
第二年九月，朝鲜王朝没有法想只能把郑总等三人送到明廷，解释说贺表是郑总等人所撰，郑道传患病无法送到。
朱元璋遂把郑总等三人以“乱邦构衅”罪流放到云南。
文字狱让大臣和读书人吓破了胆，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
有一个叫邓伯言的诗人经人推荐入京应试，廷试《钟山晓寒》诗。
诗中他写道：“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
”朱元璋看后觉得很好，当庭吟诵，激情之下举手把桌子拍得咚咚响。
邓伯言跪在阶下，误以为自己的诗惹得皇帝发怒了，吓得昏过去了，被人扶出东华门才苏醒过来。
后来皇帝下旨让他任官翰林，他已惊吓不起了，找个理由回老家去了。
山阴文士唐愚士为宰相撰写露布，朱元璋读后发觉写得实在是好，命使者飞骑召他入宫。
使者误以为皇帝召唐来是治罪的，就把唐上枷戴锁押到京师。
唐自料必死，路过姑母家时还请姑母为他料理后事，哪里想到朱元璋其实是想重用他。
朱元璋时期之所以有众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文字狱，著名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在和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时代的文字狱。
有人指出，朱元璋很注意征儒辟士，即位前就招聚了一群士人为自己效力，即位后连颁诏书，征辟大批士人兴礼乐、定制度，充实到政府机构。
但由于他出身低贱，当过和尚，在士大夫面前总感到矮了一截，心灵深处有自卑感。
对士大夫来说，他们对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这位皇帝从心底里是不敬服的，并不承认他是得天命的君主，对新王朝的前途也十分怀疑，加上新王朝法律严酷，很多文人都不愿出仕。
文人的不合作态度与明太祖之间产生的裂痕，这是明初文字狱产生的重要原因。
另外，建立的勋贵和大批武臣对朱元璋重用文士有看法，并想尽办法进行挑拨。
有人曾对太祖说：“文人鬼点子很多，往往让人受了辱骂还不知道。
当年张九四让身边的文人给他起个雅一点的名字，文人给他取了士诚。
他哪里知道《》上说：‘士，诚小人也。
’他被人骂了一辈子还蒙在鼓里。
”朱元璋听后一翻《孟子》，果然不错，从此不管是谁的文章他就多长一个心眼，进行详细推敲。
由于他读书本就不多，对字音字义、作诗用典一知半解，因而常常能不断“发现”人家讥讪他的文句，于是文字狱就一个接一个地兴起了。
不过有人对上述明太祖文字狱的说法不以为然。
如台湾学者陈学霖认为赵翼及其以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也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
他认为赵翼说的表笺文字狱案本身，虽然可能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
他认为徐一夔贺表触文字忌讳被斩、释来复呈诗被赐死等，皆系虚构误传。
事实上徐一夔没有被斩，来复上诗也没有触怒太祖，他是涉嫌案才致死的。
他认为明太祖并不是不学无术、误读表文的人，也没有对他人的表文妄加臆测。
有人因为文字狱被诛，很有可能他是涉及到了政治事件，而明太祖想铲除异己，所以故意断章取义，罗织成狱。
因为这样的原因，文字狱在官方史书中故意不记载，而民间的野史互相转述俗说耳谈，一传而再，致使传说纷纭，淆乱视听。
后代研究明史的人，疏于鉴别史料，遂有误解文字狱案者，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如此说来，上面谈到的那些文字狱是不可全部相信的。
但哪几则是真的，哪几则是假的，或者哪几则部分是真部分是假，这还得靠历史学家们通过努力工作来为我们揭开谜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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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风气为什么变坏：明太祖朱元璋鼓励官员包二奶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本来便拥有随便玩女人特权的，自然色心大动，“与民同乐”。
当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当然指有条件的）对生活质量都很讲究，如在中后期，女士很前卫，特爱赶时髦，男士则热衷性开放……如苏州文人祝允明、唐伯虎，便是当时的风流男人，他们行为一点不检点，吃喝嫖赌样样通。
见到便会下手，唐伯虎点秋香至今仍很香艳。
记录晚明男人召妓故事的《板桥杂记》，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明代的服饰很有特点，在当时颇成风尚，在当时众多爱美的小姐公子心里，都有“赶时髦”的观念。
刚当上皇帝不久，即着手消除服饰的影响，恢复唐制，欲以汉文化来影响服饰和时尚，希望从服饰上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社会状态。
但这种做法把服饰的实用性减弱了，特别是女士的爱美天性受到了压制，以致民间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华的风尚，这也就是现代女孩子常说的“赶时髦”。
在明成化年间，京城流行起了“马尾裙”就是一例，马尾裙是从朝鲜传入的，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也很前卫。
在流入京城后，先是为富商公子和歌妓看中，后“人人买而服之”。
一般人认为选美比赛是外国人的发明，实际不是。
明代男人发明了“评花榜”，这就是选美。
比现代选美更刺激的是，从性工作者中间选拔，入榜的美女全部来自妓院，妓女一旦入榜，身价大涨，嫖资翻倍。
“红灯区”治国想法祸害后代 女士赶时髦，男人爱风流，明人的思想十分十分地开放。
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性解放思潮，可以说，中国早在明代就出现了。
这种说法的事实佐证之一就是当时名妓辈出，、马湘兰、、、等等，个个貌美无比，处处留情遗恨。
当时，南京夫子庙旁边的秦淮河边，就是这些妓女的聚集地，漂浮在十里秦淮上空的尽是胭脂气。
而有名妓，自然有风雅之人去消费，即所谓的嫖客，可见当时“红灯区”的非凡热闹。
民间性交易的繁荣是宫内性生活活跃的一种折射，也可以说是上层对下层影响的直接结果。
换一种说法，老百姓的性解放，是领导荒淫的副产品，啊。
反过来，社会上性交易的活跃，也促进了明代后期皇帝性生活的高频率发生，直至性变态。
而这一切，老皇帝朱元璋应该承担责任，开国之初他恢复妓院，使秦淮河边发展成了中国古代第一“红灯区”、朱元璋的性开放态度，默许，甚至鼓励官员去嫖去包二奶，成为导致后来社会风气“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说来，明代皇帝多好色，就很好理解了。
朱姓皇帝多好色不是孤立的，是老皇帝的“歪经”对后代的负面影响，是立国初期的不良诱导和中后期人们生活态度放纵，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的发迹秘诀：先吞并起义军旧部积蓄实力
当元末天下大乱，烽火连天之际，他为了自保，于1352(至正十二年)年投靠了濠州的起义军，因在起义军中表现出色而深受首领郭子兴的赏识。
不久，郭子兴乾脆招了朱元璋做女婿，从此昔日的放牛娃便改头换目，成了军中有身份、有地位的「朱公子」。
郭子兴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死去。
为了避免被别的割据势力吞併，军中大多数将领认为应该加强与白莲教的联繫，借北方红巾军的旗帜以为声援。
不过，他们只承认韩林儿、刘福通为名义上的领袖，这支军队基本上凡事皆自作主张。
朱元璋已升为和州元帅，成为的将领。
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自己招兵买马、努力扩充势力的情况：「初起兵时，投靠我的士卒无论是一二十人，还是数百人，我都对他们亲如兄弟，爱如骨肉，予以恩抚，无不尽心」，最终形成了一支凝聚力比较强的军队。
其后，他与同道中人一起挥师渡江，占据南京，在江南建立了地方政权。
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与小舅子张天佑在攻打南京时双双战死，让朱元璋一下子成了军中眾望所归的带头人。
这时军队中的成员比较复杂，主要分为朱元璋嫡系、郭子兴旧部与巢湖水军三个派系，其中朱元璋嫡系部队有二万多人以上，最早的骨干分子是、等淮西老乡，后来陆续收编了冯国用、、胡大海等人作为亲。
郭子兴的旧部属为数不少，总共超过万人，由宿将邵肆、邵荣统率。
而「拥眾万余，船千艘」的巢湖水军在渡江之前才归附，这支以廖永安、廖永忠、俞通海为首的部队为朱元璋征服水网密布的江南提供的极大的便利。
随着根据地越来越大，各种徵兵的方法也层出不穷，部队的编制自然也变得更多。
朱元璋为了有效地把政权与军权集于一身，不断使用、重新调整人事关系与分配权力等手段，逐渐达到了目的。
朱元璋大权在握，便从严治军，他讲究号令统一，要求不同的部队在战时应该互相配合，做到「手足相卫、羽翼相蔽」，为了严明军纪、令行禁止，他赏罚分明，对于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
他认为两军相争，杀敌主要靠士兵，而「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
可是精兵的重要性又比不上良将，因为「任将非人，则兵必败」，所以「两军之间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
」为此，他对将领的选拔特别重视，强调必须「因材而受职」，最好是符合「有识、有谋、有仁、有勇」的标准。
由此可知，他的军队名将辈出，绝非偶然。
自从红巾军起义的十多年来，的主力一直集中于长江以北打大仗、拼消耗，这就给了江南群雄各显身手之机。
高瞻远瞩的朱元璋以南京为中心不断向外围扩张，他在驱逐元朝留守于各地的时，任用了大量元朝的旧官吏与儒士，共图大业。
其中着名的有、、朱升等人。
他们採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等策略，派遣部队开荒屯田，储备粮食，发展经济以，逐渐成为南方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权。
屹立于江南的朱元璋，其最危险的对手不是来自于元军，而是陈友谅与张士诚这两位起义群雄。
陈友谅出身于一度在长江两岸的南方红巾军，他于1360年(至正二十年)五月在江州弒杀了首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
此种篡权夺位的行为难以服眾，军中将领不少纷纷离去，儘管如此，长期纵横于湖广、江西等地的陈友谅，其势力决不容小覷。
而以贩私盐为业的张士诚于1353年(至正十三年)在高邮城下险胜「百万」元军之后，向江浙沿海地区发展，打下的地盘也颇为可观，他在此期间出于养晦韬光的目的表面上接受了元朝的招安，但与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仍然是同床异梦。
据说上述两人在战时都可以动员「数十万」之眾，致使坐镇南京的朱元璋陷入「左右树敌」的不利状态，因为他就夹在两个对手中间—陈友谅在西边，张士诚在东边。
恰巧在此时，表面忠于元朝的军阀察罕贴木儿攻克了北方红巾军的大本营汴梁，接着乘胜追击，大举南下山东、觊觎江南，大有「」之势。
察罕贴木儿一旦南下，首当其衝的必然是名义上听命于北方红巾军的朱元璋，而不可能是被朝廷招安的张士诚，更不可能是远在长江上游的陈友谅。
俗话说：「英雄难敌四手」，更何况朱元璋位于南京这个面对三个强敌，情况已经危险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南下山东的察罕贴木儿突然被降将暗杀，此后元军内讧，在北方混战数载，无暇顾及其它。
使得南方的朱元璋顿时解了燃眉之急，得以松一口气，腾出手来逐一解决陈友谅与张士诚。
这位未来的开国不但在战略上胜人一筹，而且看人的眼光很准，他正确地判断「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者野心勃勃，喜欢惹事生非;而「器小」者则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据此，他决定把陈友谅列为首先打击的目标，事实也是这样，当他西征陈友谅，与对手在鄱阳湖大战时，保守的张士诚果然没有出兵从东边夹击。
一些歷史学家认为， 鄱阳湖大战是朱元璋一生之中经歷的最险恶的一战。
此战，他亲自带领二十万水陆大军沿着长江直上，开进鄱阳湖，与倾巢而出的号称「六十万」的陈友谅所部在湖中打了个你死我活。
朱元璋的战船虽然比不上陈友谅所部可以乘载千人以上的战舰，但凭着机动灵活的特点，採取了让火器与冷兵器混合在一起轮流射击的新战术，战时，先用火铳、火炮、燃烧性火器与弓弩等远程兵器攻击对方木制战舰、尽量烧杀对方人员，再进行「接舷战」，让军中壮士舍命登上对方的战舰展开刺刀见红的白刃战，因而屡屡告捷。
断断续续地打了三十六天，终于以朱元璋获胜而告终，此战之后整个中国没有一支舰队能够与之相媲美，无论是龟缩于浙东沿海的张士诚，还是早已衰落的元朝水师，都不敢撄其锋。
假设朱元璋首先征伐的对像是张士诚，则东征之师极有可能会遭受到野心家陈友谅的乘机夹击，后果必然不甚设想。
实践证明，朱元璋制定的先徵陈友谅、后徵张士诚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
他解决了陈友谅、就轮到缩头乌龟张士诚了。
在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打响的消灭张士诚的战争中，最出锋头的不是水师，而是陆军。
由于张士诚尽量避免野战，而把兵力用于守御据点，所以，一系列的攻坚战成了最大的亮点。
朱元璋军队连陷湖州、杭州等要地，于同年十一月杀向张士诚的老巢平江(今江苏苏州)。
围城的二十多万部队在城的周围挖起了互相连接的长壕，筑起了数不清的堡垒，并搭起了大批高达四丈、分成三层的敌台，每一层里面都放置着弓弩与火器，日夜发射不停，对守军进行火力压制。
同时，还动用了数以千计的攻城器械，其中包括二千四百多门最先进的将军筒(火炮的一种)、二百四十多具襄阳炮与二千四百多具七梢炮(襄阳炮、七梢炮都是抛石机)。
淋漓满目的重兵器把平江城轰了个。
第二年的九月八日，城被攻破了，在巷战中，数万困兽犹斗的残兵败将或死或伤，剩余的与张士诚一齐成了俘虏。
此役充分证明瞭朱元璋所部无可质疑的攻坚能力。
当陈友谅、张士诚这两个最危险的对手被各个击破之后，物產丰饶的江淮地方就成为了囊中之物，而北伐中原，问鼎天下的条件也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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