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大搞军队改革却为什么对外战争仍屡战屡败？
【千问解读】
导读：11世纪中后期，北宋王朝第六个神宗与伟大的改革家联手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运动，其成败得失一直被世人争论不休，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思考。于1068年继位，此时的宋廷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
在外患方面，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北宋与西夏和北方辽国的关系都很紧张。
西夏李元昊于1032年正式称帝后，不断向宋发起进攻，并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军。
宋把陕西方面的军队增加到近40万人，又派去名重一时的大臣和韩琦坐镇指挥，却依旧无法制止西夏的侵扰。
北方的辽也，乘机要挟，于1042年陈兵边境，进行恫吓，要宋交出五代后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10个县的土地，北宋，只得用“屈已增币”的办法换取辽放弃对土地的要求。
在内忧方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北宋立国百余年来，农业、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增长，政府长期实行“不抑兼并”的国策，助长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膨胀。
于是，土地兼并日烈，势豪大户等特权阶级横行，贫富悬殊，国家财政恶化，政府公权力威大大下降，循吏能臣越来越少。
但政府的税收却越来越少。
有钱人放高利贷，以钱滚钱，小农及小工商者被压得喘不过气。
不仅如此，政府官员的数量也不断膨胀，到11世纪60年代初全国官员总数量已超过2.5万名，官员除薪津及俸禄外，还有四季的服装费、仆人的衣食住行、茶、酒、厨料、炭盐、喂马草料等都由国家负担。
官员队伍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真正能办事的寥寥无几，大多只关心如何增加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缺乏理想，漠视国家未来发展，投机致富成了官员们的唯一目标。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由于长期实行“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国策，在军事指挥体制上实行“以文驭武”，控制乃至取消军人、武将参与最高决策，枢密院长贰和各路领兵将领多由文臣担任，并实行“将从中御”，由皇帝直接指挥遥控前线。
在“消极防御”、“守内虚外”“弱干强枝”的指导思想下，北宋政府在防御外敌入侵上，往往单纯依靠在同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挖塘泺，在同西夏接壤的地区则修筑堡寨和堑壕，以构成一条漫长的防线。
在军队部署上，考虑制衡多，实行“更番迭戍”、“内外相制”、“将不专兵”，部队频繁调动，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防空虚，守备薄弱，予敌以。
为了应付内外战争和实行“凶年饥岁”大量招兵的制度，导致兵员数量大增，1038年时达到近125.9万人，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在全社会“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军队建设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部队整体训练水平下降，不仅“时边任多纨绔子弟”，而且步军射箭训练“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马军训练“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
“其左右斫宗、腰射、脑射、一绰筚子放数箭之类，乃军中之戏。
”骑兵中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因而“每指挥(类似今营，约 300—500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
”据文章所记，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大小，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官员也不认真检查质量，以致“有器械之名，而无器械之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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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十大名将应该如何排？宋朝有名的将军都是哪位
他在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遇起到1141年为止的十余年间，率领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
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
宋高宗、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
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
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
岳飞是南宋最杰出的统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
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他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
金人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表达了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
岳飞反对宋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的消极防御战略，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以夺取抗金斗争的胜利。
他是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统帅。
二：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亦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
南宋优秀的军事家、统帅，民族英雄，抗金抗蒙名将。
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由于其在抵抗蒙古军的杰出表现，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
13世纪初至中叶的中国大地上，南宋相继与衰亡的女真金国、新兴的蒙古汗国发生了激烈的民族战争。
在这段、的历史中，孟珙就是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从普通的下级军官做起，与父亲孟宗政凭借战功成为抗金名将，最后攻破金国都城，亲手俘获金国末代君主的遗骸。
金国灭亡，蒙古又大举入侵，妄图消灭宋朝。
孟珙再次担起重任，统领南宋两大战场(南宋四大战区：川蜀、荆襄(又称京湖)、淮西、淮东)，率领宋军浴血奋战，全力抵抗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确保南宋挺过了宋蒙战争的前十余年。
他作为南宋的擎天一柱，建立起一体化的防御体系，将后半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保卫南宋政权、使南宋人民免遭蒙古军战火荼毒的宏伟事业中。
无论战功还是品德上，他都是一位伟大英雄。
三： 曹彬(931年-999年)，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北宋初年将领。
在北宋统一战争中担任主要将领。
曹彬是张贵妃的外甥。
后周显德五年，奉诏出使吴越，累官至引进使;严于治军，尤重军纪。
乾德二年率军灭后蜀，以不滥杀著称，升宣徽南院使。
开宝七年率水陆军10万攻灭南唐，次年克金陵，又决策伐北汉和攻辽，以功擢枢密使。
雍熙三年，宋分兵三路攻契丹，他为东路军主将，因孤军冒进、兵疲粮乏撤军，至岐沟关被契丹军击败，致宋军全线溃退，降右骁卫上将军。
四：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人，面有刺字，善骑射，人称“”。
他出身贫寒，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
朝廷中尹洙、韩琦、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
范仲淹授以《春秋》，狄青因此，精通兵法。
以功升枢密副使。
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五年(1053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
狄青生前，备受朝廷猜忌，导致最后抑郁而终;死后，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追赠中令，谥号武襄”。
五：李继隆 李继隆(950—1005年)，大宋名将，李处耘长子，祖籍上党(今山西长治人)以荫补供奉官。
善骑射，晓音律，好读《春秋左氏传》，以礼待儒士，多智谋，。
参与平定后蜀、江南，有军功李继迁扰边，与田仁朗等率兵击败。
从曹彬征幽州，破契丹兵。
端拱元年冬，辽军派“战神”耶律休哥再次大举入侵，攻克涿州，陷长城口。
李继隆领兵北上增援不敌耶律休哥，宋军退保北平寨。
耶律休哥领八万精骑继续南下，陷满城，南下祁州。
李继隆再次赴战，路上遇敌激战之后斩获不少，最后依据指令退保唐河，两军进行决战，辽军大败，横尸遍野，宋军一直追击到满城，斩首一万五千级获马万匹。
六：曹玮 曹玮(973—1030年)，字宝臣，北宋大将，战功卓著，官至御史大夫。
名将曹彬之后。
公元9世纪吐蕃帝国灭亡了，但是在西域，吐蕃的贵族军事集团仍然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北宋帝国建立后，吐蕃集团和宋帝国，西夏帝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时战时和。
公元1011年，遵大怒动员了3万多精锐铁骑，准备攻打宋朝。
顿时边关谣言纷纷，形势吃紧，曹玮积极准备战事，上书朝廷要求增兵。
两军决战于三都谷，宋军以少胜多，斩首万余，取得辉煌胜利。
三都谷之战，宋吐关系上重要的一战，以宋朝的胜利载入了华夏的战争史册。
从此吐蕃就很少骚扰宋朝，直到王韶发动河湟战役前关系一直比较和睦，可以说这一战打出了宋吐之间的和平，曹玮对此功不可没! 七：刘锜 刘锜(1098年―1162年)，字叔，秦州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南宋抗金将领。
刘锜骁勇善战，在伐夏抗金的过程中屡立功勋。
顺昌之战是南宋初抗金的重要战役之一，由著名抗金将领刘锜指挥，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役。
整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40年5月25日至6月1日，历时6天，经过3次战斗，击溃金军的前锋部队;第二阶段从6月7日至6月12日，历时6天，刘锜率全城军民与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刘锜慷慨深毅，有儒将风。
宋史上说：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泜上之军，无以过焉。
后世史书认为南渡名将以张、韩、刘(刘光世)、岳并称，其中却未包括刘琦。
事实上张俊的人品实在不好，而刘光世更是庸才一个。
比起这两个，刘锜无疑更能称得上名将之谓。
即使是同岳飞相比，刘锜也不逊色。
八： 韩世忠(1089年—1151年)，陕西省绥德县人，字良臣，两宋之际的名将，汉族，与岳飞、张俊，刘光世合称“中兴四将”。
身材魁伟，勇猛过人。
出身贫寒，18岁应募从军。
英勇善战，胸怀韬略，在抗击西夏和金的战争中为宋朝立下了，而且在平定各地的叛乱中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129年，金兵再次南下，突破长江天险，攻破了建康(今南京)等重要城镇，躲在杭州的宋高宗又要逃跑。
韩世忠面见高宗，慷慨陈词：“国家已丢失河北、河东、山东诸地，再把江淮丢掉，还有何处可去?”韩世忠仅用八千军队，困敌十万兵马于黄天荡，战四十八天，歼敌万余。
此战意义非凡，激起了江淮人民的抗金情绪，使人民看到了金兵并不可怕。
韩世忠因黄天荡战役以巧制敌，其威武雄姿和将帅风范传遍江淮地区。
九：王坚 王坚，南宋抗蒙名将。
嘉定十一年赴枣阳，加入忠顺军。
秘密潜入蒙古军造船之地，烧毁其船支二千余。
宝佑二年，和曹世雄等在合州、广安等地击败蒙古军。
升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王坚调集民夫，修筑钓鱼城。
开庆元年，汗亲率大军围攻合州，王坚与副将张珏坚守钓鱼城，多次击退蒙军。
蒙哥派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为王坚所杀。
蒙军攻打九月不下，蒙哥为旋风火炮受创而死。
蒙军被迫撤退，史称。
十： 吴玠(1093年—1139年)，字晋卿， 兴国州永兴(今湖北省阳新县)人，南宋名将。
早年从军御边，抗击西夏建功。
后领兵抗金，中，大败金兵兀术部，破川陕路金兵进攻。
吴玠与敌对垒数年，尽其毕生精力，率领秦陇、泾原、阶、成诸州和家乡德顺军子弟兵，长期扼守秦凤要塞而牵制金人对东南的压力，使金人始终不敢窥视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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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 为什么未能“养廉”
据《·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网络配图 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
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因此，北宋从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
如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
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
”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
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
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
“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
《续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
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网络配图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
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
’”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
《宋史·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
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
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
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
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佑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佑，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之虞。
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志在必贪。
最显着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
网络配图 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以《宋史》而论，如果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败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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