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一件被满朝大臣议论十七年的奇案是什么案?
【千问解读】
说到北宋时期的一件非常奇怪的案件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案件话说说前前后后被满朝的大臣议论了接近十七年，这个就显得十分的有意思了呀，那么有的人要问了呀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案件呢?下面我们就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感兴趣的网友别错过了!
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登州有位农家少女阿云，由于父亲早逝，母亲也于去年病逝，一下子便失去了生活来源。
于是，在其母亲去世后不久，阿云便被许给了一户韦姓人家，双方已经完成了定亲程序，只等着迎娶过门了。
然而，阿云这位未婚夫长相却奇丑无比，阿云得知之后极为不满，但婚期已定，她也无可奈何。
为了摆脱这桩婚姻，阿云便想将未婚夫杀死。
一天，她趁未婚夫熟睡之际，用刀连砍十多刀，但不知是力气太小还是太过紧张，结果造成“十余创，不能杀”，只是“断其一指”。
眼看未婚夫疼醒，阿云连忙逃走，而其未婚夫则报了官。
此案审理过程并不复杂，阿云很快便被作为怀疑对象被带上公堂，而阿云或许是做贼心虚，不等官府认真潘伟，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如实招供。
于是，知县便按照宋律，以“谋杀亲夫”之罪判处死刑，并结案上报。
时任登州知州的许遵接到上报后，却认为阿云与韦氏订婚时，正在为其母服丧期间，因而这桩婚姻按律是违法的，因此不能按照谋杀亲夫的重罪论处，而应该以普通谋杀罪定罪，因杀人未死，故而可以免去一死。
案件呈送大理寺后，大理寺却推翻了许遵的判决，而是以“违律为婚，谋杀亲夫”为名，判处其绞刑，而审刑院也同意大理寺的判决。
许遵对此不服，再次上奏认为：阿云在被官府传唤时，刚开始接受询问，便将案件经过全部交代，因此应该认定其有“自首”情节，按照‘按问欲举’条例，应该对其减二等论罪。
宋神宗见双方意见不统一，于是将该案移交刑部审理，刑部官员认为许遵为阿云开脱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审判是符合律法规定的，因而再度拟定死刑，并回奏神宗。
而宋神宗却觉得阿云怪可怜的，法理不外乎人情，因而特意下诏，允许其纳财赎罪。
此案过后不久，许遵升任大理寺卿，然而御史台的官员却上书弹劾许遵，认为许遵在阿云案中“议法不当”，根本不应该担任大理寺卿。
许遵则反驳道，“刑部和大理寺对阿云案的判决本就不对，阿云之罪完全符合宽免罪行的条件，如果按照大理寺的判决，就会彻底杜绝犯人自首的渠道，也违反了‘罪疑惟轻’的古训。
”
御史台官员得知许遵的言论后，再度指责许遵“妄法”，并请朝廷将案件发给翰林学士们讨论。
宋神宗于是便将此案移交给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共同讨论。
然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了解了案件经过之后，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司马光依据《宋刑统》“(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之条例，认为阿云不能算作自首，因而支持刑部的死罪判罚;王安石则依据当年七月宋神宗的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认为阿云完全符合自首情节，因而支持许遵的减罪判罚。
王安石和司马光相持不下，只得各自上奏。
宋神宗见双方始终无法达成统一，于是下令朝臣公议，结果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等人皆支持王安石的意见，而御史台、刑部官员则支持司马光的意见。
一时间“廷论纷然”，“反覆论难，久之不决”。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的讨论范围，变成了慎刑派和重刑派之争。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均认为应该“用重典以救时弊”，因而推崇重刑治国，各级官员在执行法律时，多以从严、从重、从快为标准。
因此，《宋刑统》虽基本沿用《唐律》，但在执行力度上，却要严厉的多，这是符合北宋初年天下大势的。
而随着政治社会的逐步稳定，重刑治国思想显然不再符合社会发展，因而很多大臣便希望将“罪疑惟轻”当成断狱和立法的普遍准则，而不再是法外施恩的临时举措，因而形成了慎刑派。
而重刑派则认为应该遵从祖训和旧例，对犯罪行为保持严惩态势，从而保证威慑效果。
而“登州阿云案”恰好发生在律法从严到宽的关键转折阶段，双方自然据理力争。
然而，朝臣虽然争执不下，但宋神宗却是支持慎刑派的，毕竟“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的诏书就是他自己下的，因而王安石的意见最终被采纳，皇帝下敕令“以王安石意见为准”。
同时，大理寺、审刑院和刑部审理阿云案的官员则全部因为“检法失当”而获罪。
然而，即使作出“终审判决”的是皇帝本人，但仍有朝臣不服，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人继续上奏，坚持认为许遵等人意见不公。
宋神宗于是令王安石和王师元等人反复辩论，但双方相持不下，“与唐介等数争议于帝前”。
因唐介已经是参知政事，由于他的加入，导致争论的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吕诲上书“请中书、枢密院合议”。
然而，合议的结果却是中书宰相“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吕公弼也表态支持王安石。
但枢密院文彦博则支持司马光，双方寸步不让。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准备推行变法，不愿再在阿云案上僵持下去，于是在该年二月下诏“从今以后，凡是因谋杀而致人受伤的，如果自首或者按问欲举的，就上奏朝廷，由皇帝决断”，打算用和稀泥的方法了结此案。
然而，面对皇帝的圣旨，刑部官员刘述、丁枫认为诏书不够明确，不能发表。
于是神宗干脆重新下诏“以后碰到这类案子，按去年七月的诏书意见处理”，也就是按照王安石的意见执行，并将前一封诏书收回。
然而，刘述等人依旧反对，并要求将前一封诏书交由中书省和枢密院合议。
而此时，由于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因变法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这些人自然而然的便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于是阿云案又被卷入了新旧党争之中。
对于守旧派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手段，全力打压变法派。
这些人根本不去关心案件本身，只要是王安石支持的他们就反对，只要是王安石反对的他们就支持。
同年八月，由于朝臣围绕阿云案仍然争论不休，甚至已经有发展为党争的趋势，为了尽快了结此案，宋神宗再度下诏，“以后这类案子，还是按照今年二月的诏书办理”，同时将刘述等人贬职，司马光上奏力争，神宗不予理会。
于是，历时两年之久，阿云案至此终于迎来了一个结果，由于阿云的婚姻不合法，因而阿云最终被判处编管(即流放)，而编管流放的阿云又很快遇到大赦，因而很快便恢复了自由身，得以重新嫁人生子。
那么此案至此就彻底了结了吗?事实上并没有，就在此案结案十六年后，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再度为相，旧党重新控制朝廷。
于是，司马光重提此案，同年十月，宋哲宗下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此案竟然再度出现反转。
野史记载阿云最终还是被杀。
阿云的结局到底如何，正史并无记载。
但根据野史记载，在司马光重新出任宰相后，已经嫁人生子的阿云再度被判处死刑，最终被处死。
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 为什么未能“养廉”
据《·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网络配图 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
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因此，北宋从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
如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
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
”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
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
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
“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
《续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
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网络配图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
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
’”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
《宋史·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
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
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
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
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佑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佑，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之虞。
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志在必贪。
最显着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
网络配图 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以《宋史》而论，如果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败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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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什么没有出现宦官干政 因为风流皇帝乾隆做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对宦官会防范得这么好么?这得归功于。
话说乾隆是个很勤政的皇帝，对文武大臣的工作情况，也是。
《高宗实录》中记载：“上录诸直省道府姓名，密记治行优绌。
”也就是说，文武大臣们的，乾隆都一一记录在册，根据这个决定官员的升迁。
当然，这事极秘密，内容也只有负责记录的知道。
乾隆三十九年春的某一天，史料记载：“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倪承宽尝因侍班私论其事。
”也就是说，这几个官员在值班的时候，讨论起乾隆秘本的事情来。
(乾隆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当时，还有个叫高朴的，也在一块值班。
他认为，如果把这几个人的议论告诉乾隆，自己一定会飞黄腾达。
所以，回去后，他赶紧写了个奏折，向乾隆告状去了。
乾隆见了奏折很生气，本来还以为，自己这事做得挺机密的。
没想到朝中大臣居然都知道了。
大臣们怎么会知道呢?他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
所以，他将这几个人抓起来，交给审问。
刑部审讯的结果是：“(太监)高云从偶泄于外廷。
” 清朝没有发生过太监干政的事，也没有几个被历录下来的太监，特别是前中期，翻遍《》，几乎都没有关于太监的记载。
不过，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句：“太监高云从处斩。
” 高云从是谁呢? 他是乾隆的太监，主要负责文武大臣和乾隆之间的奏折及乾隆的一些御批传递。
准确地说，就是个跑腿秘书。
(影视里的清宫太监) 乾隆继位后，对太监干政的事很重视。
入宫的太监，他都会给改个姓，一般“秦、赵、高”这仨姓。
为什么呢?因为“秦、赵、高”也就指那个、祸国殃民的。
乾隆这样做，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能给太监干政的机会。
这个高云从，就是被他改姓“高”的。
除了改姓外，他对太监的约束也非常严。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太监和两个官员擦肩而过时，太监的手碰到了其中一个官员的手。
然而，太监却跟没事人一样，直冲冲就走掉了。
乾隆马上叫来太监总管，对他破口大骂，说，身为太监的不过只是个奴才，居然见了官员不让道，赶紧回去好好管束这些太监，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全部处斩。
乾隆对太监这么严格，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让乾隆非常生气。
他立刻锁拿高云从，交给刑部审问。
(于敏中) 高云从经不起拷打，便交代说，确实是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曾把这事“偶泄”出去了。
不过，自从“偶泄”以后，便经常有官员向他打探乾隆皇帝“密记”的事情，包括于敏中都问过。
结果出来后，乾隆对这事进行了严肃处理。
牵涉此案的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大臣英廉等人，受到了严厉的申斥。
而直接打听的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等，则受到革职处分。
而高云从呢，因为“泄漏秘密，交通外廷”，被处以磔刑。
正是因为乾隆对太监极为严苛的管理，再加上有高云从杀一儆百的例子，所以，清朝从此再没发生过太监和朝廷官员私下往来的事情，更不要说干政了。
(参考史料：《实录》《清史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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