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中的法家最早是由谁创立的?“法家”有哪些代表人物？
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派，其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在法家的思想当中包括理论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以及法制思想等等多个方面。
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
【千问解读】
说起法家，这是我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派，其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在法家的思想当中包括理论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以及法制思想等等多个方面。
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
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姬侨(?—公元前522年)，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号成子，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郑国贵族，郑国国都(今河南郑州新郑)人。
他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
他自郑简公时(前554)被立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
子产没有著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史记》等书籍。
子产的在法律上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有铸“刑书”，公布成文法。
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提出“以宽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张。
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战国初期魏国人(今河南濮阳)。
约生于周定王五十四年(前455年)，卒于周安王七年(前395年)，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
在魏文侯时任丞相，主持变法。
司马迁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
”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
李悝变法在魏国走上富强之路过程曾做出很大贡献，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
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
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另有资料认为在前420年-前337年)，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
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
以“术”著称，著有《申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在韩为相19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
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用商鞅。
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
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拿出了三套改革方案，分别为“帝道”、“王道”、“霸道”。
商鞅畅谈霸道的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改革变法理想的舞台。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著名燕国将领。
在战国历史上，剧辛不是一般人物，当年在赵国也出仕过赵武灵王。
剧辛是战国后期法家的重要代表，著有著名的《剧子》，亦称《处子》九篇。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汉族，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紧密结合，系统化发展法家学说。
韩非是韩国的王公贵族，但是他的学说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
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
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但韩非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贾陷害，被毒死在秦狱中。
韩非虽然在生前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把法家思想、学说进一步发展，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秦庄襄王之子。
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
建立首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
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统一六国之前，有一次，他读了韩非写的书，十分佩服的说:我想和这个人交流，即使死也没遗憾了。
他根据韩非子的中央集权理论开始作为强化国家机器。
在中央，确立了一整套为皇权服务的官僚体制，使皇帝总揽国家一切大权;在地方，废除了所有的分封诸侯国，设立郡县，将全国统一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县，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权。
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
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
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
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
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
被任为丞相。
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
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
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
桑弘羊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
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与权臣霍光政见不和被杀。
《隋书·经籍志》列出的法家经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书》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韩非子》二十卷、《新书》三卷、《正论》六卷、《法论》十卷、《政论》五卷、《阮子正论》、《世要论》十二卷、《陈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难论》五卷等。
塞北风雪中的豪情：高适《别董大》的千古绝唱
43岁的与董庭兰在破败的茅屋中相对而坐，案头两碗浊酒已见底。
这位曾名震长安的琴师因房琯被贬而流落江湖，而高适也仍在仕途困顿中徘徊。
这场跨越阶级的相遇，在凛冽寒风中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壮阔的送别诗篇——《别董大》。
一、的送别图景 开篇“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以工笔勾勒出塞北冬日的苍茫。
黄云蔽日并非艺术夸张，实为高适对西北沙尘天气的真实写照——这种遮天蔽日的景象，恰似两人此刻被时代尘沙掩埋的命运。
北风裹挟着雪片，将南飞的大雁吹得，雁阵的凌乱暗喻着人生际遇的无常。
诗人用“曛”字精准捕捉了日暮时分的昏黄，既呼应董大如落日余晖般的境遇，又为全诗定下苍凉基调。
这种环境描写绝非简单的场景铺陈。
高适早年游历幽州时，曾目睹铁骑踏碎边关月色的惨烈；此刻风雪中的雁阵，让他想起塞外将士在中戍边的艰辛。
这种将个人际遇与家国情怀交织的笔法，使诗歌突破了传统送别诗的。
二、困境中的精神共鸣 高适与董庭兰的相遇堪称“天涯沦落人”的典范。
这位琴师虽技艺冠绝长安，却因不擅迎合权贵而流落民间。
史载董庭兰尤擅七弦琴，在盛唐胡乐盛行的时代，他的演奏堪称“”。
高适在诗中隐去这些细节，转而用“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言，既是对友人才华的绝对信任，更是对世俗偏见的无声反击。
此时的两人都处于人生低谷：高适刚辞去封丘县尉的卑微官职，董庭兰则因房琯案失去靠山。
但诗人没有沉溺于自怜，反以“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豁达，将个人际遇升华为对友人的精神激励。
这种在逆境中相互砥砺的友情，恰似寒冬中相互取暖的旅人，展现出盛唐文人特有的精神气度。
三、豪迈语调下的精神突围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转折堪称神来之笔。
前两句的压抑氛围在此陡然逆转，如同乌云裂开缝隙透出的阳光。
诗人用“天下”二字将友人的知名度无限放大，这种夸张手法既是对董大艺术成就的礼赞，更是对世俗标准的挑战——在真正的才华面前，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
这种豪迈背后，藏着高适对自我价值的深刻认知。
他虽未在诗中明言，但二十年前在蓟北从军的经历，让他坚信“男儿本自重横行”的信念。
此刻劝慰友人的话语，何尝不是对自身命运的宣言？当世人皆醉于盛世幻象时，这对落魄文人用诗歌完成了对时代的精神突围。
四、超越时空的精神遗产 《别董大》的艺术价值远超普通送别诗。
其开创的“以壮景写悲情”手法，成为后世边塞诗的重要范式。
龄“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苍茫，“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奇幻，皆可追溯至此诗的影响。
更可贵的是，高适将个人际遇升华为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在命运的风雪中，真正的君子当如大雁般傲然前行。
这种精神遗产在千年后依然闪耀。
当在赤壁江头写下“”，当在带湖边高歌“男儿到死心如铁”，我们都能听到《别董大》的回声。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意不在雕梁画栋间，而在命运的风雪中坚守的傲骨。
在睢阳城外的风雪中，高适用诗歌完成了对友情的最高礼赞。
这首诞生于困境中的绝唱，既是对董庭兰的临别赠言，更是写给所有逆境中人的精神宣言。
当黄云散尽、白雪消融，唯有那穿越千年的豪情，仍在天地间回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战国烽烟中的群雄：日本战国时代历史人物图鉴
这些人物或以智谋颠覆传统秩序，或以武勇，其传奇经历至今仍在影视、游戏等文化载体中焕发生机。
一、革新者：以变革重塑时代格局 织田信长（1534-1582年）以“第六天魔王”之姿颠覆传统秩序。
他在桶狭间之战中以三千兵力奇袭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开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其“天下布武”政策推行兵农分离，强制火枪列装部队，长筱合战中以三段击战术击溃武田，使日本军事进入火器时代。
信长焚毁比睿山延历寺的激进行为，既是对势力垄断政治的宣战，也为自由贸易扫清障碍，其改革直接催生了的经济繁荣。
（1537-1598年）从足轻（步卒）逆袭为“太阁”的历程堪称传奇。
他首创“刀狩令”收缴民间武器，通过“太阁检地”确立土地丈量标准，使幕府税收暴增三倍。
其主导的朝鲜战争虽以失败告终，却使日本首次尝试海外扩张。
秀吉晚年建造大阪城时，刻意将天守阁设计为黄金覆盖的“金阁”，既彰显权威，亦折射出战国大名对物质文明的极致追求。
二、战略家：以权谋改写权力版图 武田信玄（1521-1573年）以《孙子兵法》“其疾如风”四真言为军旗，其“甲州流”骑兵战术被后世奉为经典。
中，他以“啄木鸟战法”诱敌深入，重创德川织田联军。
信玄与上杉谦信的川中岛五次会战，不仅是战术对决，更是军事思想的碰撞——谦信以“车悬之阵”对抗信玄的“鹤翼之阵”，双方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雌雄，这种“宿敌”关系成为日本军事史上的永恒话题。
毛利元就（1497-1571年）以“三矢之训”教育子孙，其“离间计”堪称战国权谋典范。
中，他以木船伪装战舰诱使陶晴贤主力登陆，趁夜发动火攻全歼敌军。
通过联姻策略，毛从安艺小豪族扩张为西国霸主，领地石高突破120万石。
元就晚年隐居时仍遥控政局，其“西国之雄”的称号，。
三、守成者：以隐忍缔造幕府根基 德川家康（1543-1616年）的生存哲学堪称“战国版《孙子兵法》”。
桶狭间之战后，他甘居织田信长麾下；后，又向丰臣秀吉俯首称臣。
中，他以“静观其变”策略等待西军内讧，最终以七万兵力击败石田三成十一万联军。
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推行“参勤交代”制度，将大名财力耗尽在往返江户的旅途中，其“让半步而得天下”的智慧，使日本获得265年和平。
上杉谦信（1530-1578年）以“毗沙门天化身”自居，其军事生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手取川会战中，他率八千精锐击溃柴田胜家三万大军，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
谦信虽坐拥北陆四国，却始终拒绝称霸，其“义战”理念与战国丛林法则形成鲜明对比。
临终前下达的“勿攻邻国”遗命，更凸显其超越时代的道德追求。
四、悲剧英雄：以生命诠释末路悲歌 真田幸村（1567-1615年）的“日本第一兵”称号源于大阪夏之阵的绝唱。
他以七千赤备队冲击德川十五万大军，连破本多忠胜、松平忠直等，最终因寡不敌众战死。
其“真田十勇士”的传说虽为后世虚构，却折射出民众对英雄主义的向往。
幸村墓前“义烈”二字，既是对其忠勇的褒奖，亦是对战国时代价值观的终极叩问。
明智光秀（1528-1582年）的“本能寺之变”彻底改写日本历史。
作为信长麾下重臣，他因“中国大返还”任务延误遭猜忌，最终发动政变弑主。
光秀在京都街头高呼“敌在本能寺”的瞬间，既是对武士道精神的背叛，亦是对个人命运的绝望反抗。
其“三日天下”的短暂统治，恰似战国乱世中的悲剧缩影。
日本战国时代的群雄谱系，既是权力斗争的残酷史诗，亦是人性光辉的闪耀舞台。
从信长的革新到家康的守成，从谦信的义战到幸村的悲歌，这些历史人物在乱世中展现出的智慧、勇气与挣扎，至今仍在叩击着现代人的心灵。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在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如何在混沌中坚守信念。
当战国烽烟散尽，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名字，早已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遗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