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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

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

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

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

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二十五万两。

就在1886年年底，李鸿章又与奕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

1887年春，由奕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

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

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

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

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

这时李鸿章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

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

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

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然后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

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

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铁路直达京师。

二、修路扰民。

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

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

铁路修通后，将导致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

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

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

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

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

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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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唐代：李贺的诗的《金铜仙人辞汉歌》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

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

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感伤离别怀古 李贺的简介 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

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

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名篇。

著有《昌谷集》。

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

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

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

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鬼才”，“诗鬼”，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

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

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贺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 《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 古诗翻译及注释翻译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

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

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 古诗》。

茂陵里埋葬的刘郎，好像秋风过客匆匆而逝。

夜里曾听到他的神马嘶鸣，天亮却杳无踪迹。

画栏旁边棵棵桂树，依然散发着深秋的香气。

长安城的三十六宫，如今却是一片苔藓碧绿。

魏国官员驱车载运铜人，直向千里外的异地。

刚刚走出长安东门，寒风直射铜人的眼珠里。

只有那朝夕相处的汉月，伴随铜人走出官邸。

怀念起往日的君主，铜人流下如铅水的泪滴。

枯衰的兰草为远客送别，在通向咸阳的古道。

上天如果有感情，也会因为悲伤而变得衰老。

独出长安的盘儿，在荒凉的月色下孤独影渺。

眼看着长安渐渐远去，渭水波声也越来越小。

注释⑴魏明帝：名曹叡，曹操之孙。

青龙元年：旧本又作九年，然魏青龙无九年，显误。

元年亦与史不符，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公元237年（魏青龙五年）旧历三月改元为景初元年，徙长安铜人承露盘即在这一年。

⑵宫官：指宦官。

牵车：一作“舝车”。

舝，同“辖”，车轴头。

这里是驾驶的意思。

捧露盘仙人：王琦注引《三辅黄图》：“神明台，武帝造，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⑶潸然泪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铜人）或泣，因留于霸城。

”⑷唐诸王孙：李贺是唐宗室之后，故称“唐诸王孙”。

⑸茂陵：汉武帝刘彻的陵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

刘郎：指汉武帝。

秋风客：犹言悲秋之人。

汉武帝曾作《秋风辞》，有句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⑹“夜闻”句：传说汉武帝的魂魄出入汉宫，有人曾在夜中听到他坐骑的嘶鸣。

⑺桂树悬秋香：八月景象。

秋香：指桂花的芳香。

⑻三十六宫：张衡《西京赋》：“离宫别馆三十六所。

”土花：苔藓。

⑼舝：一作“牵”。

千里：言长安汉宫到洛阳魏宫路途之远。

⑽东关：车出长安东门，故云东关。

酸风：令人心酸落泪之风。

⑾将：与，伴随。

汉月：汉朝时的明月。

⑿君：指汉家君主，特指汉武帝刘彻。

铅水：比喻铜人所落的眼泪，含有心情沉重的意思。

⒀衰兰送客：秋兰已老，故称衰兰。

客指铜人。

咸阳：秦都城名，汉改为渭城县，离长安不远。

咸阳道：此指长安城外的道路。

⒁“天若”句：意谓面对如此兴亡盛衰的变化，天若有情，也会因常常伤感而衰老。

⒂独出：一说应作“独去”。

⒃渭城：秦都咸阳，汉改为渭城县，此代指长安。

波声：指渭水的波涛声。

渭城在渭水北岸。

《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 古诗赏析《《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 古诗》诗中的金铜仙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

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

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

汉武帝当日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

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

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天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

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仙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

世事无常。

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

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

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

“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仙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夜闻”句承上启下，用夸张的手法显示生命短暂，世事无常。

它是上句的补充，使“秋风客”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也为下句展示悲凉幽冷的环境气氛作了必要的铺垫。

汉武帝在世时，宫殿内外，车马喧阗。

此时物是人非，画栏内高大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香气飘逸，三十六宫却早空空如也，惨绿色的苔藓布满各处，荒凉冷落的面貌令人目不忍睹。

以上所写是金铜仙人的“观感”。

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建造的，矗立在神明台上，“高二十丈，大十围”（《三辅故事》），异常雄伟。

公元233年（魏明帝景初元年），它被拆离汉宫，运往洛阳，后因“重不可致”，而被留在霸城。

习凿齿《汉晋春秋》说：“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

”李贺故意去掉史书上“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三国志》注引《魏略》）的情节，而将“金狄或泣”的神奇传说加以发挥，并在金铜仙人身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样，物和人、历史和现实便融为一体，从而幻化出美丽动人的艺术境界来。

中间四句用拟人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时的凄婉情态。

金铜仙人是刘汉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见证人”，眼前发生的沧桑巨变早已使他感慨万端，神惨色凄。

而自己又被魏官强行拆离汉宫，此时此刻，兴亡的感触和离别的情怀一齐涌上心头。

“魏官”二句，从客观上烘托金铜人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

“指千里”言道路遥远。

从长安迁往洛阳，千里迢迢，远行之苦加上远离之悲，实在教人不堪忍受。

“东关”句言气候恶劣。

此时关东霜风凄紧，直射眸子，不仅眼为之“酸”，亦且心为之“酸”。

它含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意味，表现出对汉宫、对长安的深切依恋之情。

句中“酸”、“射”二字，新奇巧妙而又浑厚凝重。

特别是“酸”字，通过金铜仙人的主观感受，把彼时彼地风的尖利、寒冷、惨烈等情形，生动地显现出来。

这里，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已完全揉合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诗人时而正面摹写铜人的神态，时而又从侧面落笔，描绘铜人四周的景物，给它们涂上一层忧伤的色调。

两种手法交互运用，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幻多姿，而又始终围绕着一个“愁”字，于参差中见整饬，色调统一，题旨鲜明。

“魏官”二句，侧重描写客体，“空将”二句则改写主体，用第一人称，直接抒发金铜仙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在魏官的驱使下离别汉宫，作千里之行。

伴随着“我”的唯有天上旧时的明月而已。

事情发生在三国时期而称月为“汉月”，它抒发的是一种怀旧的感情，正如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所诠释的：“因革之间，万象为之一变，而月体始终不变，仍似旧时，故称‘汉月’。

”金铜仙人亲身感受过武帝的爱抚，亲眼看到过当日繁荣昌盛的景象。

对于故主，他十分怀念，对于故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此刻坐在魏官牵引的车子上，渐行渐远，眼前熟悉而又荒凉的宫殿即将隐匿不见，抚今忆昔，不禁潸然泪下。

“忆君”句中“泪如铅水”，比喻奇妙非凡，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当时悲痛的形容——泪水涔涔，落地有声。

这种感怀旧事、恨别伤离的神情与人无异，是“人性”的表现，而“铅水”一词又与铜人的身份相适应，婉曲地显示了他的“物性”。

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塑造出金铜仙人这样一个物而人、物而神，独一无二，奇特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来。

末四句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

此番离去，正值月冷风凄，城外的“咸阳道”和城内的“三十六宫”一样，呈现出一派萧瑟悲凉的景象。

这时送客的唯有路边的“衰兰”，而同行的旧时相识也只有手中的承露盘而已。

“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

兰花之所以衰枯，不只因为秋风肃杀，对它无情摧残，更是愁苦的情怀直接造成。

这里用衰兰的愁映衬金铜仙人的愁，亦即作者本人的愁，它比《开愁歌》中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更加婉曲，也更为新奇。

兰花的衰枯是情使之然。

凡是有情之物都会衰老枯谢。

别看苍天日出月没，光景常新，终古不变。

假若它有情的话，也照样会衰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句设想奇伟，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对”。

它有力地烘托了金铜仙人（实即作者自己）艰难的处境和凄苦的情怀，意境辽阔高远，感情执着深沉，真是千古名句。

尾联进一步描述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情绪。

他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故都越来越远。

这时，望着天空中荒凉的月色，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渭水流淌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渭城”句从对面落笔，用“波声小”反衬出铜人渐渐远去的身影。

一方面波声渺远，另一方面，道阻且长。

它借助于事物的声音和形态，委婉而深沉地表现出金铜仙人“思悠悠，恨悠悠”的离别情怀，而这正是当日诗人在仕进无望、被迫离开长安时的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

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

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

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

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 古诗创作背景据朱自清《李贺年谱》推测，这首诗大约是公元813年（唐元和八年），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由京赴洛，途中所作。

其时，诗人“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

此诗写作时间距公元907年唐王朝的覆灭尚有九十余年，诗人产生兴亡之感的原因，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诗人的境遇来理解、体味。

自从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末年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

唐宪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实际上他在位期间，藩镇叛乱此伏彼起，西北边陲烽火屡惊，国土沦丧，疮痍满目，民不聊生。

诗人那“唐诸王孙”的贵族之家也早已没落衰微。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诗人的心情很不平静，急盼着建立功业，重振国威，同时光耀门楣，恢复宗室的地位。

却不料进京以后，到处碰壁，仕进无望，报国无门，最后不得不含愤离去。

此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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